信仰与生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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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精神有安顿、有寄托、有慰安，作事自觉有神圣的秉承，有牺牲的勇气。彼虔诚信天的人，其身心之有安顿，犹如赤子之有母亲。因彼实以天或上帝为所爱慕的宇宙的慈母，所敬畏的宇宙的严父也。

    真正的伟大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仰的养成，多是出于大智慧、大悲悯，出于真知灼见和理性的直观。每每须经历过极大的忧患、极深的怀疑，有看破一切、超出世俗的襟怀的人，如大宗教家、政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才能达到深刻的宗教或道德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建筑在深厚的爱人类与爱智慧的两大基石上，绝非科学和无神论所能动摇。

    （二）传统的信仰 传统的信仰也就是一种社会的信仰，对于社会的权威和礼教、民族文化的信仰均属之。这种信仰是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的结晶，其来源有时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无法可以追寻的，有时是自上而下，出于权威阶级的规定，目的在维持社会的治安和秩序的。这种信仰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公共信仰，对于个人是有强制性的。这种信仰每易为统治阶级利用，发生束缚个性、妨害自由、阻碍进步等弊病。一个社会的开明或革命的分子，所激烈反对的信仰，主要的是指这种传统信仰。但这种信仰也有其社会的功用。其功用在于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使社会各分子间有一精神的联系。传统信仰是维系一社会或一民族的统一性与持续性的要素，也是构成校风、国风、社会的风俗、民族的性格的要素。所以每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信仰破产之日，即是那个民族或国家衰乱之日。

    传统信仰维系于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中，构成礼教的核心。此种信仰每于不知不觉中深印于儿童的脑筋，成为儿童的原始经验或天赋观念。此种先入为主的信仰，根深蒂固，多半是无法破除的。培黎教授尝谓：“美国人之反对清教徒，其反对清教徒的方法与精神，亦于不知不觉间仍然沿袭清教徒的旧套。”准此以观，西洋某些无神论者之反基督教，其精神仍是基督教的。如到民间去宣传主义，及为主义而牺牲性命的精神，仍是基督教的遗风。又如中国五四运动时代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其某些方式和习气仍是带有中国式的，代表中国人的特性，很少表现真正西洋进步精神。因此，就心理事实言，要想根本铲除传统信仰几乎不可能。就社会福利言，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信仰的破产，每每致民族解体，国家衰乱的结果，故除了启蒙时代的一两个思想家外，很少主张根本扫除传统信仰的人，而大都主张对传统信仰加以自觉的发挥，加以理性化。使传统信仰理性化、深刻化，扩充其义蕴，减少其束缚性，不庸讳言地，是哲学的任务之一。所以英国哲学家布拉得雷曾用滑稽的语调说过：“形而上学的目的在于说出些很坏的理由以为本能的信仰作辩护”。他所谓本能的信仰主要的意思似亦包含我此处所谓传统的信仰。证以英国人的信仰传统，更可想见。大家都知道英国人以守旧著称，其实英国人并不是盲目地不求进步，不敢冒险进取，乃基于其尊重传统信仰和信仰传说的精神出发。其中有理性化传统信仰的成分在，亦有求民族文化的统一与持续的功用在。

    （三）实用的信仰 实用的信仰是为生活的方便，行为的必须，事业的成功而权且建立的信仰。这种信仰无宗教或道德的信仰之深邃远大，无传统信仰之历史背景和社会力量。但若无此种实用的，亦即实际的，实用的信仰，则会陷于畏首畏尾一无所可的窘状，生活不能进行，行为不能产生，事业不会成功。日常生活、实业、政治、军事上种种信仰，大都属于此类。譬如存款在银行，相信银行可靠，吃饭相信饭菜中无毒，乘汽车或飞机相信不致遇险，每做一事，相信此事于己有良好的后果，……诸如此类的信仰，一方面出于理智的计算，一方面亦基于经验的积累。但因未来事变之不易预测，故只能权且如此信仰，以观后效，有时亦可作意外之准备，以防不虞。

    最要紧的就是要知道政治上、军事上的信仰乃是属于实用信仰的范围。譬如就中国现在军事上的抗战，政治上的建国而论，谨慎点说，真可说是“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但凡属中国的军政当局以及全国人民，为实际实用实行计，不能不相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并将我们的想象力与理想力，均导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方面着想，以坚定并集中我们的信仰，如是庶我们可以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精神与牺牲的决心。故此种信仰之本身即有足以促进抗战的胜利与建国的成功之效力，并足以证实“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句话不是空话而是真话。

    但须知政治军事的信仰虽属于实用信仰的范围，却仍可以有传统的信仰和宗教道德的信仰作基础。所以大政治家不仅是具有实用的信仰，使事业达到成功，而且每每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亦每每能代表并发扬其民族的传统精神。试注意最近欧战期间，各国政治家的宣言，亦多以顺从天意、保持传统信仰相号召，如英美之尊重对于民主政治的传统信仰，德国之欲实现对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信仰。再就中国的抗战建国为例而论，相信必胜必成，诚然属于实用信仰范围。但就相信民族之必能复兴，文化之必不致毁灭，国土之必可光复，国耻之终可昭雪，国仇之终必报复而言，斯乃吾国数千年来圣贤豪杰忠臣烈士的传统信仰，抑亦我全民族父诏子、子诏孙的传统信仰，至于中国对日抗战之有深厚的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基础，更不待言。中国人素缺乏高尚的宗教生活，惟有此次子抗战生活中，许多人开始体验到庄严神圣的真实意义。全国人民的爱、希望、信仰、精诚、大公无我、热烈牺牲等种种有宗教意义的美德，都在这对日抗战中得到最高的表现。至于世界各国崇高正义的人士，以及宗教家对我抗战的同情赞助，与夫替我们祈祷胜利的热烈情绪，更足证我国抗战之具有宗教信仰的基础。由此足见军事政治方面的信仰虽属于实用信仰一类，但伟大的健全的政治军事的信仰，必有其深厚的传统信仰与宗教道德信仰的基础。我们这种看法，一方面反对中古的神学思想，以为一切军事，都是神圣的十字军，一切政治都是教会政治；一方面我们反对褊狭的实用主义者与浅见的实际政治者的说法，以为政治军事的信仰纯全是实用的甚或有作用的信仰，为经济的条件所决定，与宗教道德及传统信仰毫无关系。我们承认政治军事的信仰本身是实用的，但有其超实用的，亦即宗教道德与传统文化的基础。

    总结起来，三种信仰，就其来源说，则宗教信仰多出于天才的直观和理性的识度；传统信仰多基于不自知觉的熏陶、感化或暗示，实用信仰多本于经验阅历和理智的计虑。就功用说，则宗教信仰多有上面涂尔干所说的功用，传统信仰常有黎朋所说的信仰那种效力，而詹姆士所说信仰的功用，则大都指实用的信仰而言。就不同的国族言，我们勉强可以说德国人似偏重宗教信仰，英国人似偏重传统信仰，美国人似偏重实用信仰。就理论言，表面上为了解方便计信仰虽可分为三种，究极言之，却殊难强加区分。事实上每一种信仰，都常包含有其他二种信仰的成分在内。

    （四）学者或求学的青年应否有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包含三方面：（一）对于政治主义的信仰。（二）对于政府或政党的政纲政策的信仰。（三）对于政治领袖的人格的信仰。一个公民对于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面有了信仰，就算是有政治信仰，人既是政治组织中一分子，既是国家的一个公民，理论上他应有信仰政治或政治信仰的义务。就人之为一政治的动物言，他似乎天然就有政治意识，他事实上不知不觉必然具有某种政治信仰。大政治家为民意之宣达者，亦即是人民潜伏着的政治信仰之代言人、之实行者。政治与道德关系最密。道德为政治的本质，政治为道德的实现。有道德信仰的人，自不能不连带有他的政治信仰。只有道德信仰，若无政治信仰以充实之，则其道德信仰必陷于空虚，与社会人群无关，不能实现出来。简言之，就任何人（不论学者、专家、工人、农人、青年、老年）皆为国家的公民而言，应有政治信仰的义务。就人为政治的动物言，应有政治信仰以发挥其本性。就人为道德的存在言，应有政治信仰以求道德的实现。假如一个国家内，大多数人民，特别大多数有智识的青年人，皆毫无政治信仰，或皆对政治漠不关心，则该国必灭亡无疑，因为这实是社会生活上的严重病态。

    有政治信仰与做官乃截然二事，应须严格划分。有政治信仰与做贪官污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甚至可以说，凡贪官污吏大都是唯利是视，根本没有政治信仰的人。一个专家学者或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学生，尽可以有鲜明的政治信仰，而不做政治活动，不加入政党，不做官吏，而站在自己学者专家的岗位，做自己本分内的事以效献于国事。无政治信仰而做官吏是可耻可鄙的事。违悖良心，出卖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迎合现政权，以希图权位，更是可耻可鄙的事。有政治信仰，不做官吏，站在学者专家的立场，赞助政府，监督政府，表示民意，正是现在中国最值得提倡的事，是每个有智识的青年国民应尽的义务。一个国家内这类的人愈多，则政治愈可上轨道，民主政治愈有有力的保证。假如因为自己由于性情、才能、环境地位的关系，不愿意做官吏，于是就绝对不抱任何政治信仰，认政治为污浊，讳言政治，以自鸣清高，这可以说是极不健康的名士态度。

    现在尚须讨论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相合或不相合，所应取的不同态度。第一，凡政府官吏，特别政务官，必须使自己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相合，至少于主义、政策、领袖人物三者中要能信仰其一，自不待言。第二，自己的政治信仰虽与现政权相合，而不愿参加政治，但愿做纯学术、纯技术或社会服务工作，则应于业余之暇以私人资格发挥自己的信仰，赞助政府，阐扬主义，造成舆论，做非正式的义务宣传工作。此实为最值得嘉许，最有效能，最足以提高政治生活水准的态度。鄙意甚且以为以党义宣传为专门职业的人员应该尽量设法减少，而应以有独立学问、技术、职业的人分任宣传工作。这多少采取明末耶稣教会人士如利玛窦等宣传宗教的态度。彼辈先以灌输人民之科学知识、工业技能为主，而即寓宣传宗教热忱于其中。窃以党义宣传亦然，必先从改善人民生计，增进人民健康，医治人民疾病，灌输给人民新知识、新技能，教导给人民新生活方式入手。勉作教导、扶助、亲善人民的导师、医生、朋友，而勿作统制、责罚、奴役人民的官吏及特权阶级。如是寓政治宣传于知识教育之中，一方面收宣传的实效，一方面人民知识程度以及党员的学问技能均可因而提高。

    假定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不合，则应于下列诸途径中，任择其一：（一）埋头做非政治的工作，从事于学术、文艺、实业、社会服务等，以培植国家元气，对现政府取超然隐逸态度。（二）对现政府取合理的、同情的、自由的批评态度，以促进政府的改善，此为政治信仰与现政府不相合的政论家、学者、新闻记者所应持的态度。（三）在法律范围以内取公开和平行动，组织政党，唤醒民众，以民意力量，监督改进，并督责现政权，争取参政权，这大约就是民主政治的常规。若果合法的、公开的、和平的民主政治无法施行，则自然会产生：（四）秘密结党反叛，以武力阴谋暴动，推翻政府。在开明的政制下，此种办法理论上、事实上都绝不容许。在极端专制腐化的政府下，人民合法的自由，已被剥夺，无有喘息余地时，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此种办法亦“势所必至、理之固然”，此之谓“革命”。此种革命有时要经过人民多年的流血，颇为损害国家的元气。我的意思，凡是学者专家以及有知识的青年，均应有政治信仰。或均应设法培养成健全的政治信仰和正常的政治兴趣。无论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现政权契合与否，各人均应有其裨益于国家前途、人民福利的合理的态度。

    （1941年发表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