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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评论
宋明儒者，其初莫不兼涉释、老之学。大抵始博观二氏，既无所得，乃反求诸六经，遂有所悟。故宋、明诸家，往往比较三教，为之评论，视隋、唐学者，愈精微矣。譬如唐韩愈亦本儒教以辟释、老，顾所论至浅薄，由其得于释、老者不深也。至张、程诸子所言，则能直抵阃奥。近人或以宋儒之学，论道体处，往往稍挟释、老之意。故儒教及宋而一变，岂习之久则不觉有所取耶？阳明早年亦耽二氏，其戒门人萧惠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全书》卷一）盖阳明先好二氏，后悟其非，乃复归于儒也。
阳明三十四岁，与湛甘泉定交，以倡明圣学为任。其赠阳伯诗曰：“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人心，万古未曾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又正德九年八月，《谏武宗迎佛书》曰：“臣亦窃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后乃窥见圣道之大，始遂弃置其说。”（《全书》卷九）此又阳明自述其弃二氏而宗儒学之迹也。
阳明尝论儒、释俱养心，而释不可以治天下。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工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人虚寂去了，与世间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全书》卷三）其序《象山文集》，辨世人疑象山学之类禅为非，亦略本此意。
释氏贵解脱而非执著，其实不如吾儒之通达。彼惴惴焉逃避世间，恐为所累，吾儒则从容处之以正道而已。故阳明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全书》卷三）盖释氏以此世界为苦海，先须脱去生、老、病、死四苦，无所谓五伦。其于人生观不免欠缺，故深为儒者所非也。
门人王畿尝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以质。阳明答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全书》卷三）王畿闻之，自述所得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全书》卷三）阳明以为然。龙溪资性高拔，故阳明由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告以吾道本体、工夫合一之旨。
周濂溪《太极图说》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又《通书》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程明道答张横渠书（《定性书》）论定性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二程全书》卷五十六）宋、明以来，儒者无不论动、静，盖亦修为上所不可不细究者也。阳明尝论儒、释二家言动、静之异：“释家避动求静，儒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有动静合一之妙。释家言坐禅，宋、明儒者亦言静坐。二者相似而实不同。”阳明门人尝问：“儒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相似。此时有何分别？”阳明答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全书》卷三）毫厘差处，即吾儒动静一贯，而释家动外求静。如以静坐而论，则释家以空寂为旨，儒家以存省为旨耳。
门人王嘉秀尝问阳明曰：“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人道正路。”阳明答曰：“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全书》卷一）盖嘉秀以仙、释得圣人之上一截，而遗其下一截。阳明则谓：“不当分圣人之教为上、下两截，宜达上下一贯之妙旨。”此阳明简易直截主义之本色也。
阳明尝曰：“大抵二氏之学，其差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全书》卷一）故学者不可不知三教异同。阳明乃论其极处之差异曰：“仙、释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道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善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全书》卷三）阳明就良知之体用而言，以为仙释二氏所谓虚无，犹有多少着黄黑处，不能不障碍本体。此实前人未发之论。
朱子晚年定论
古今立言之道，有自申其意者，有托于人以申其意者。自申其意者，义恒独创；托于人以申其意者，则委曲附会，借人之言，以证成己说。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亦托于人以申其意之立言法也。汉、魏、六朝、隋、唐之际，学者多托孔孟以行其说；宋、元、明之际，学者多托程、朱以行其说。至阳明之时，朱子之书尤重于世。虽有名论大议，苟与朱子所言不合，必蒙世人之非诋。故阳明以朱子晚年之论，实与己说相符，亦借以自援，而欲广其教于天下也。朱子之于阳明，固不能一无所异，亦不能一无所同。然后来颇以阳明此说为诟病，清陆陇其诋王学最力。
其学术辩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曰：
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即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则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论也”。黑白淆而雅郑混。（《三鱼堂文集》卷二）
又曰：
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三鱼堂文集》卷二）
稼书尊朱抑王，故其言如此。
然如阳明之学者，皆以《朱子晚年定论》为修学之良道。袁庆麟《朱子晚年定论后序》曰：“及读此篇始释然。尽投其所业，假馆而受学，盖三月而若将有闻焉。”盖庆麟初治朱子学三十年无所得，后读《朱子晚年定论》，大有所悟，乃从阳明学。由是观之，此编褒贬，因各人所见而异，殊无定评。兹惟述阳明所以辑《朱子晚年定论》之意，及其当时情势焉。
正德十三年，阳明四十七岁。由《朱晦庵遗文》中选三十四条，辑为《朱子晚年定论》，大率取其与己所见相合者。阳明《自序》曰：“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念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全书》卷三）阳明龙场大悟以后，以其说征之经、子而无疑，遂撰《五经臆说》四十六卷。传于今日者，仅关于《易》《诗》《春秋》三经十三条，及其《序》一首而已。然阳明之说，虽已无戾于孔孟之书，而犹与当时所行最有力之朱子学说不合。阳明用是不安于心，乃复详考朱子之书，而卒求得所谓同然者。故又曰：
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窃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信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全书》卷三）
以上即阳明辑《朱子晚年定论》之旨趣也。更考当《朱子晚年定论》刻行时之情态如何。阳明尝曰：
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借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全书四·与安之书》）
又曰：
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全书四·与安之书》）
观此则知阳明辑《朱子晚年定论》不得已之心矣。
当时学者，亦颇有不谅阳明之心，且用是诋之。罗整庵为阳明先辈，夙好朱学，而素与阳明讲论者也。及见《朱子晚年定论》，贻阳明书曰：
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尺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羸躯病暑，未暇详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尔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或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罗整庵集》卷一）
整庵驳论，盖以阳明所谓晚年，多有未考。卒又以阳明与朱子之学，实不相同。曰：
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罗整庵集》卷一）
明冯柯亦笃守朱学，所著《求是编》，驳阳明说凡八十有六条。其于《朱子晚年定论》，以为朱子之学同于颜子，其工夫繁简不同，非必由于悔悟。曰：“看他次第，是工夫先后，而非年岁早晚。”（《求是编》卷四）
又论朱子工夫曰：
积累后方悔，悔后亦不成昏昏漠漠，遂废了积累。惟其工夫周流不已，所以学日充，德日起，而集大成于诸儒也。阳明不达于此，遂取朱子平日与人答问手札中，厌烦就约绝学捐书之语，为《晚年定论》。（《求是编》卷四）
又以《集注》《或问》，为朱子终身事业，非中年未定之论。曰：
夫朱子之易箦也，犹改“诚意”章以为绝笔。则其《集注》《或问》之类，固其所终身者也。固其既悔之后，而三复删定者也，乌得以意义浩博，议论参差，而遂指为中年未定之说哉？（《求是编》卷四）
然阳明系就朱子学术变迁之全体大概言之，至于朱子易箦时改“诚意”章，阳明固未有不知者也。
阳明与朱子之学，相异之处固多，其中固未尝无符合者。若取《朱子晚年定论》卷三十四条，细加考证，中、晚年月，往往有颠倒者，此自不可掩之事。然阳明亦自承为考证未精，故《答罗整庵书》曰：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全书》卷二）
此阳明自论是编微意之所在者矣。
冯柯又论《朱子晚年定论》曰：
阳明之于朱子，又皆洗垢索瘢，以阴行其私，簸笔舌以玩侮先正。而初无委曲、调停之意，则其所谓不得已以明此学者，非真有不得已之心，如《孟子》辟邪说以卫圣道之心。（《求是编》卷四）
又曰：
自幸己说之不缪于朱子，盖欲援儒入墨，推墨以附儒尔。（《求是编》卷四）
冯氏所论，未免过刻。要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盖欲托朱子之言，以证成意者为多，固非必朱子之本旨也。
五经臆说
《五经臆说》者，正德三年，阳明年三十七岁，谪居龙场时所作，逾年而成书四十六卷。阳明《五经臆说序》末曰：“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而礼之说尚多缺，仅六卷云。”（《全书》卷二十二）然其后阳明学益精，工夫益简易，遂不复出以示人。门人钱德洪尝问之，笑曰：“付秦火久矣。”及阳明卒，德洪偶于废稿中检得十三条传之。即今《阳明全书》中所收《春秋》三条、《易》五条、《诗》五条是也。又自序其述作之意曰：“龙场居西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中之意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又曰：“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全书》卷二十二）阳明盖慨世之治经者，溺于训诂注释，而忘道本，故自发其意，以为《臆说》，大抵言大体者多。今举遗说十三条中《易》一条于下：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全书》卷二十六）
上所论仍以去私欲、昭明德为主。阳明自龙场悟后，其立言之旨，大略定矣。惟后来益精、益简易，故不欲布其繁说。此外德洪所传十三条，尚有《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隐公让国”“郑伯克段于鄢”，《易》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恒”“遁”“晋”，《诗》及《时迈》十五句、《执竞》十四句、《思文》八句、《臣工》十五句、《有瞽》十三句等条，皆本阳明平日记忆之语而说其大意者也。此亦阳明评论经术之大著作，虽不悉传，亦别记其略于此。
格物致知与随处体认天理
与阳明同时之湛若水，倡“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早从陈献章学，弘治十八年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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