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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説新語文學類云：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户外遥擲，便回急走。
劉注云：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寅恪昔年撰「論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其大旨以爲六朝之清談可分前後兩期。後期之清談僅限於口頭及紙上，純是抽象性質。故可視爲言語文學之材料。至若前期之清談，則爲當時清談者本人生活最有關之問題，純爲實際性質，即當日政治黨系之表現。故前期之清談材料乃考史論世者不可忽視之事實也。世説此條之劉注實爲前期清談重要資料，而昔年之文所未及釋證者。今略論之，以補昔文所未備也。
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可分爲兩類人羣。一爲内廷之閹宦。一爲外廷之士大夫。閹宦之出身大抵爲非儒家之寒族，所謂「乞匄攜養」之類。（三國志魏志陸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語。）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爲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絶大多數則爲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爲學也，則從師受經，或游學京師，受業於太學之博士。其爲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於宗族鄉里。然後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徵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爲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質言之，小戴記大學一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説，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爲其生活實際之表現。一觀後漢書黨錮傳及有關資料，即可爲例證。然在西漢初中時代，大學所言尚不過爲其時儒生之理想，而蘄求達到之境界也。（小戴記中大學一篇疑是西漢中世以前儒家所撰集。至中庸一篇，則秦時儒生之作品也。寅恪别有説，今不具論。）然則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魏爲東漢内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故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治階級之競争勝敗問題。自來史家惟以曹魏、司馬晉兩姓之關係目之，殊未盡史事之真相也。本來漢末士大夫階級之代表人袁紹，其憑藉深厚，遠過於閹宦階級之代表人曹操，而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於是當時士大夫階級乃不得不隱忍屈辱，暫與曹氏合作，但乘機恢復之念，未始或忘也。東漢末世與曹孟德合作諸士大夫，官渡戰後五十年間（官渡之戰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即公元二〇〇年。司馬懿奪取曹爽政權在魏齊王芳正始十年，即公元二四九年。）多已死亡，而司馬仲達，其年少於孟德二十四歲，又後死三十一年，（曹操生於後漢桓帝永壽元年，即公元一五五年，死於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二二〇年。司馬懿生於後漢靈帝光和二年，即公元一七九年，死於魏齊王芳嘉平三年，即公元二五一年。）乘曹氏子孫孱弱昏庸之際，以垂死之年，奮起一擊。二子師、昭承其遺業，終於顛覆魏鼎，取而代之，盡復東漢時代士大夫階級統治全盛之局。此固孟德當時所不及料，而仲達非僅如蔣濟之流，老壽久存，遂得成功。實由其堅忍陰毒，有迥出漢末同時儒家迂緩無能之上者。如晉書壹宣帝紀所云：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可爲例證也。
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讀史者於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今迻録孟德求才三令，而略論釋之於下。
三國志魏志壹武帝紀建安十五年云：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建安二十二年裴注引魏書曰：］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説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吴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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