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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里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一定阶级给予过去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种叙述、解释和总结，里面贯串着这一阶级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着这一阶级在这一时代的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要求：维护什么和反对什么。毫无疑问，在任何时代被写下来的历史书籍，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都是为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也曾有过一些公正的、有才能的历史学家，他们所叙述、解释和总结出来的历史事实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但从现在所有的大部分历史记载说来，我们过去任何时代的历史是很少得到公允合理的看待和处理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曾经使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来窜改与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以求符合于本阶级的强暴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过去，由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历史学家们所写下来的历史书籍是大大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道路的。
这种情形，在关于文学史的写作方面，也是毫无例外地存在过的。
旧中国的统治者们是充分地懂得文艺的武器作用的。他们不仅横暴地长期地掠夺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横暴地长期地掠夺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他们长期地占有文学艺术，同时也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过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的真实情况，抹煞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光辉的创造和成就；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抹煞了广大劳动人民运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事实。
资产阶级的论客们就曾经这样歪曲过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真实历史。他们有的把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说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继承或“复活”，企图把我们的从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猛勇前进的革命的新文学，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们的“风雅”、“性灵”等腐朽思想混为一谈(1)。有的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市民为盟主的”，“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2)，妄图否认我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铁的事实，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文学对我国新文艺的巨大深刻的影响。他们还有的把新文学运动说成仅仅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种改良或革新运动，而抹煞了新的文学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的思想内容与新文学在我国革命史上所发生的巨大的武器作用(3)。他们这样涂抹和曲解新文学历史的真实情况，不仅由于他们对于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且也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个难以告人的目的和企图：多方篡改历史的真实面貌，来维护旧中国统治者的利益，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
但是在目前，我们已经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运用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历史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也成了文学艺术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推翻了旧的反动统治力量，在思想认识上也逐渐摆脱旧的影响，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有力武器了。应该指出的是，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著《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我们整理和研究新文学历史的工作有了极其明确的理论指导。而在一九五三年九月间召开的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和总结，又使得我们从事中国新文学历史研究工作的人们得到了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同时，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着重地指出，解放十年来，我国文艺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面，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在文艺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是大非辨清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眼睛擦亮了，视野扩大了，我们比较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来阐述文学历史事实，评价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历史的发展道路了。这一切，都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目的：廓清一切蒙蔽文学历史真实的谬论邪说，阐明文学历史的发展规律，使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能够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因此，中国新文学史必须担负起如下几个任务。
第一，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启示和领导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的文学运动。从其开始的时候（五四运动时期）起，它就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而到了后来（左联时期），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指导之下，公开地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4)的。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5)由此可见，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血腥迫害之下，经过了许多先驱者的英勇的斗争和牺牲，才能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这种艰巨的斗争一直继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在这以前，一直是与反动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因此，叙述五四以来许多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有时候是呈献血和生命————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便成了新文学史所必须担负的首要任务。
第二，与叙述先驱者们英勇斗争的史实的同时，还要总结新文学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经验，指出新文学运动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明确今后文学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更坚决地实践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给我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四十年来，新文学运动，不是没有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和旺盛起来的。这种剧烈的斗争，有时是朝向各种反动的和唯心的文艺思想，是一种敌对的斗争。例如五四运动时期对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左联时期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托派王实味的斗争等等都是。但在革命文学的内部也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些斗争有时虽然不免夹杂了些宗派和门户的私见，但也包含了相当重要的原则性的意义，有重新加以研究和总结的必要。这种情形，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争，以及“左联”成立前创造社和太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和茅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的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就可以使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新文学取得更多的丰富经验，得到更健康、更迅速的进步和发展。这便是新文学史所应该担负的第二个任务。
第三，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6)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的文学说来，也是完全适用的。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某些文学作品的出现和繁荣，除了它“是经济高涨的结果”而外，它又是在“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才显现出来的。这就是说，文学的历史有它的领域本身的传承的关系，有它本身所特有的发展的规律。而这种关系和规律是我们研究文学历史所不应该忽视的。在前面已经提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是从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而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日益蓬勃地进展的革命文学，则又是在它过去已有的基础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地趋于成熟和日臻完整的。没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正是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承继和接受了我国过去的优良文学传统，而且是创造性地发展和发扬了它的。因此，摆在新文学史面前的第三个任务，就不能不是全面地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指出其优点和缺点，说明他们之间的继承的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而这样，也就是使今天日益发展和上升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能够得到十分有益的借鉴与滋养，帮助今天的作家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
以上是研究新文学史的目的和任务。
二
为了使正在开始的新文学史研究工作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够完成它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有几个重要的基本观念是我们在叙述文学运动的历史以前所必须弄明确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它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具有着哪些和旧文学基本不同的地方？它的最本质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得首先解决它不可。
形式主义者们是从这些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他们把问题的重点放在文学的工具和形式方面，以为凡是用白话文（或叫做语体文）写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新文学；而用文言文（或叫做古文）写出来的东西则是旧文学。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简单而表面地来看待新文学的。他们因为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里所带来的软弱和妥协的根性，使他们不肯也不敢触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实质，于是只好把表现工具的差异当成是区别新、旧文学的唯一标准，而完全忽略（或者说是有意掩盖）了更重要的一面————工具所表现的文学的思想内容。自然，我们也不否认表现工具是很重要的，从五四运动时期起白话文的普遍流行，也应该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文学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文字这个工具所表达出来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也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作为表现工具的语言文字则是严格地服从着作品内容的支配和要求的。形式主义者们的这一看法，无疑地是一种舍本逐末的非常错误的看法，只能把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
除了以表现工具的不同来区别文学的新旧这一错误观念外，形式主义者们还单纯地从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来区分文学的新与旧。他们以为利用新形式（他们指的是从西欧搬运来的形式）来写作的就是新文学，而利用中国的旧有形式来写作的则是旧文学。他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单纯的、脱离了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而新、旧艺术形式之间是并无任何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他们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点上：第一，他们不懂得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有机的统一的关系，而且这个统一的决定因素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他们妄想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机械地割裂开来，而且把形式的重要性驾凌在思想内容上面。这正好说明了他们，形式主义者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知识是如何地贫乏，如何地浅薄。第二，把从西欧资产阶级国家硬搬过来的文学形式，当成是我国新文学的唯一形式，而不管我国文学的特殊传统，不管我国人民对这种外来的形式是否喜闻乐见，这正反映了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盲目崇拜西洋的心理。第三，他们不懂得新的文学形式正是从旧的形式中发展出来的。鲁迅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7)正好阐明了文学的新、旧形式之间的科学的辩证的关系。这个道理，是形式主义者们所完全不能了解的。
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与以上所提到的形式主义的看法是丝毫没有共同之处的。我们知道：“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情感、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而它又“是这种或那种思想底宣传之最普遍和有效的方法”(8)；文学的形式是经常地决定于文学的内容的。因此，新、旧文学的划分决不能单纯地以作家所运用的表现工具和艺术形式作为标准，而是应该以那作为文学的决定性的东西————思想内容————为划分标准的。当然，新的思想内容，也是不可能不要求新的表现形式的。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与过去时代的文学究竟有着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之点呢？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激荡之下发生的，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则从来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姿态出现在中国革命思想战线的最前线上的；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又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为无产阶级所领导，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9)。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一翼，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不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在创作方法上则也不可能不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
总起来说，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
紧接着新、旧文学划分标准而来的，便是新文学史上的“敌、我”和“主、从”的划分问题。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这一问题，已经因为上一问题的解决，而比较容易解决了。
关于如何划清敌、我界限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辉煌的论著中已经很明确地指示给我们了：“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就要遵照毛主席这一英明剀切的指示来划分敌、我的界限。凡是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给他们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指出他们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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