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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而且并不是大家都象我那样不济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题小做’的随笔近来已经产生了不少。细心的读者自然会咀嚼，不必我在这里多说。”
“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这句话很重要。这里规定了茅盾散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风格。第一，他的散文不是落在“性灵”的窠臼中的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直接的批判；他的散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评论体的杂感”(2)。第二，他的散文是“大题小做”的，但又不是把“天大的事说得稀松平常”，而是在反动统治之下，通过一种介乎“尖锐”与“含浑”、“严肃”与“幽默”之间的“特殊的文体”来达到自己写作的目的。这种特点，在茅盾的散文中，越到后来越发清晰地呈露了出来。收在《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大都是近似“散文诗”一类的作品，作者的愤激抑闷的心情大半寄托在低徊沉郁的文字里。《话匣子》中的散文，特别是后来刊登在《申报月刊》上的一些速写和随笔，对于世态的摹描和鞭挞，就日益明显而有力了。
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是两本介绍苏联的好书。那正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对苏联肆意中伤污蔑的时候，这两本书的出版，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敌人的无耻谰言。鲁迅在林书的序文中说：
……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闻见录》。……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作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不过象了人样，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那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象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象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鲁迅的文章指出了这两本散文著作的真正价值和特色：以朴素简明的文字，报导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的惊天动地的然而又是极平常、极切合人情的社会变革，以及他们的“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的高贵品质。它们不徒揭穿了敌人对于苏联的恶毒诽谤，同时也给了当时正在血泊中前进的我国人民以极大鼓舞。它们和那些流连自然景物，抒写个人胸臆的“游记”作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正如《燕泥集》和《预言》中的诗一样，是他的“思想空灵得并不落于实地”时的产品。他“从陈旧的诗文里选择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来叙说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他在《扇上的云烟》（《〈画梦录〉代序》）中说：“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在《梦中的道路》一文里他又将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诠释：“我是一个没有是非之见的人。判断一切事物，我说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世俗所嫉恶的角色，有些人扮演起来很是精彩，我不禁伫足而倾心。颜色美好的花更需要一个美好的姿态。对于文章亦然。有时一个比喻，一个典故会突然引起我注意，至于它的含义则反与我的欣喜无关。”这些话说出了何其芳当时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倾向，也说出了散文集《画梦录》中十六篇文章的以华丽的词句装饰着空幻的悲哀的共同特色。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另一个散文集————《刻意集》，收录的还是何其芳在抗战前的散文。作者在初版的序文中，已经开始向他所“有过的忧郁的苍白色的少年期，一个幼稚的季节”作着最后的告别了。他说：“……我不是在常态的环境里长起来的。我完全独自的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谢自己，我竟没有在荆棘与歧路间迷失。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许多曲折的路，有过许多浪费时间的半途的徘徊？”他又说：“现实的鞭子终于会打来的，而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诚实，就是当无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时候应当从梦里惊醒起来，看清它从哪里来的，并愤怒的勇敢的开始反抗。我自己呢，虽然我并不狂妄到自以为能够吹起一种发出巨大声响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还击到这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刻意集》中的散文已经是何其芳最后的忧悒的低唱了。在写这些散文的时候，由于作者“对于中国这民族和它的社会还不大了解”，“还没有一个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还不知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以它们不免只是已失了的青春“残留在白纸上的过去的情感的足印”。
《还乡杂记》，何其芳在抗战前写的第三个散文集子，标志着作者写作的一个新的天地。关于这本散文，作者说：“从前我象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的阔大起来，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自己。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当我陆续写着，陆续读着它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从《画梦录》到《还乡杂记》，深深地刻镂着何其芳的进步的足痕，它们说明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走上一条正确的创作道路，是经过了多么艰苦又曲折的历程。
李广田的散文集————《画廊集》，流露的仍然是诗集《行云集》中的那种浑厚而又略带忧郁的气息。故乡山东的风物和儿时的记忆是作者所着意描叙的所在。他告诉我们：“说起‘故乡’两字，总连带地想起许多很可怀念的事物来。我的最美的梦，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乡之梦了。”把精神的丝缕牵着已经逝去的不再来的时光，很显然地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逃避的心情，不可避免地也给文章带来些轻微的感伤。另一个散文集《银狐集》中的文章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它里面的十六篇文章，很少写自己和身边琐事，差不多都是写“人”的，个人的感伤色彩逐渐消退，而对于文章中所描写的人物（尽管他们是平凡而卑微的）则又藏着一颗深爱的心。对于客观现实的注意，表现了作者这时思想上的改变，也为以后更远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是一颗“漂流的心”的抒唱，低徊而忧悒的情绪回荡在他的美丽又深宛的文字里。作者是从个人的遭遇来开始感受这不公道的世界的，所以低徊而忧悒正是必然的后果。到了写作《鹰之歌》和《白夜》（特别是《白夜》）的时候，从低徊而忧悒的调子中，我们就可以发见一些愤怒和希望的种子了。艺术上的开拓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进境。但我们却再没有听到作者在继《白夜》之后的更雄浑的歌声，他是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上了。
《海星》、《竹刀》和《囚绿记》这三本散文集成了青年诗人陆蠡遗留给我们的绝响。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法西斯强盗谋害了诗人的年轻的生命。他的散文带着诗一样的特质，亲切而忧郁地描绘着故乡的山水和人物，也委宛地诉说着自己的衷曲和期待。他说：“我怕那迷幻莫测的人们的眼泪的晶珠。我怕信口开河的Fortune teller的唇边的恶语有时竟会幻成事实。我再也不敢象从前一样地在卖卜的摊前戏谑地随意掷下几个铜子。当他问我何事求卜的时候，思索一回才回答道：‘我问一位远地的哥哥的平安’，因为我爱我的哥哥。我也怕听在我的头顶上从寒空里投下一串乌鸦的‘哇声’。我怕听见丧夫的邻妇朝暮的啼哭。我欢喜看新年时在破旧黝黑的门窗上贴上大红的楹联，我赞美满街的爆竹和空气里硝磺的气味。我也预备了红红绿绿的希望和吉祥的祝福，来分赠给比我年幼的和比我年长的人，愿他们幸福。”(3)虽然也带着一丝儿感怆的心情，但也可看出作者对于人间的热爱。在《竹刀》的《后记》中，他又说：“我真再也无心去搜寻感怆的比兴了，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但就在他正要去追寻“世界上更高贵的东西”的时候，他却只剩给我们以无穷的怀想和愤怒而永远失去他的生命了！
萧红（署名悄吟）的《商市街》和《桥》，是她的流浪生活的片断的记录。跟其他的作家不同，她没有让她的年轻的心为寂寞和忧郁所侵蚀。她带着一种挑战似的反抗和轻蔑的心情面向着她眼前的生活————一种充满着饥饿和寒冷的流浪在祖国土地上的生活。刚健轻快的气息流转在她的作品里，每一篇短文就像是一幅生活的剪影。这两本薄薄的小书，也应当是本时期散文园地上一种值得珍贵的收获。
我们把本时期的散文，作了如上简略的叙述。一般说来，散文的成绩同本时期其他文艺样式比较起来，它的收成是并不怎样丰饶的。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很少例外地都有着忧郁和感伤的色彩，有时还浮荡着一种悲观的气息。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归因于作者们所处的那个苦难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应当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不满意于现实而又没有摸索到正确道路这一点上来追寻它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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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速写与随笔》除收辑了1935年作者在《太白》和《申报月刊》上所发表的散文外，还选录了《散文集》和《话匣子》中的一部分文章。
(2) 《速写与随笔·前记》。
(3) 《竹刀·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