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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创作的剧本中，石家庄铁路检车段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三幕十四场话剧《不是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剧本以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石家庄工人生产竞赛的情况为题材，表现了工人阶级为了创造新的生活而发挥出来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描写了落后工人马顺保怎样在老工人又是劳动模范的白师傅的说服教育下，逐渐觉悟，终于积极参加生产突击工作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友爱、英勇创造的高贵品质。因为作者生活经验的丰富，人物描画得真实而生动，所以尽管它在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还不免存在一些毛病，但仍然具有亲切感人的力量。这个剧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革命节上演的时候，曾经引起工人群众与文艺工作者普遍的欢迎和重视。
工人诗歌创作的活动，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获得了比较普遍的展开。从长期的黑暗生活中走出来，沐浴着党和毛主席的温煦的阳光，因此，对于过去苦难的追忆与倾诉和对于现实幸福的歌唱与赞颂，便不能不成为工人诗歌最主要的内容。诗歌的形式大半是解放区流行的民谣体裁，具有一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这些诗歌中，可以见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排山倒海的革命气概，又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汹涌澎湃的政治热情。例如：
不怕天翻和地覆！
不怕大海起洪波！
红旗握在劳动人民的手，
大家跟着红旗走！
（东坊：《共产党恩情实在多》）
这是多么洪亮坚决的声音！又例如：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
（潮清：《北石坑》）
这又是多么鲜明强烈的对照！它说明了，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里，广大工人开始以自觉的劳动热情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美蒋匪帮的压迫下那种苦痛黑暗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时候的工人诗歌还处在最初阶段，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有着难以避免的弱点，但它们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品质和最恢廓的气势，传达出了新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后的欢欣鼓舞的情感。这些诗歌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工人诗歌的无限远大的前景。
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广大农村的群众文艺活动有了更蓬勃的扩展。沙可夫在《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中说：
人民解放战争展开以后，华北农村开始普遍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在这个伟大的翻身运动中，文艺上更进一步地在原有基础上，配合了这个运动。
先看创作数量。太行仅去秋与今春农村剧团的创作，不完全统计就达一百万字，冀晋（过去北岳区）一九四七年的群众创作编写运动，就搜集了八十多种优秀剧本，冀中数目更多。
比如晋察冀自从党的领导机关提出“穷人乐”方向以后，产生了成百个反映农民翻身戏，如《柴庄穷人翻身》、《杨家庵穷人翻身》、《抗战前后的冯林》、《卖儿女》，以及冀中的代表作《苓少爷变成三孙子》等，农民管这些统称“翻身戏”。太行也很多，而且太行土改工作完成较早，较彻底，土改结束后配合生产，文教的好作品也出现较早，如《光怨不识字》、《赵河山转变》、《石寸金》、《帮柱结婚》、《发家路》等等。其他鼓词、快板更多。这些作品在农民中影响很大，又如唐县杨家庵村剧团的大秧歌剧《穷人翻身》中的主人翁李桂林（佃户）和王瑞堂（地主），在该村附近，已经成为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农民们广泛谈论着。而这些较好的作品，政府每年总要拿出不少钱来奖励，并帮助出版。同时，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农村剧团和新的民间艺人。……
这段话仅就华北地区的农村文艺运动而言。其他如东北地区，在一九四六年“七七决定”后，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进行土地改革，也使得农村文艺运动有了较大的开展。“这一时期的开始，是东北环境最艰苦的时期，战争则是处于撤退，生长力量的时期，但土地改革则是使得东北文艺运动生根，是与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结合的时期，也是东北文艺创作与群众要求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领导上是将几个主力文工团和文艺团体分散在北满的农村中，做土地改革，这一情况，对于东北文艺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许多作家也都参加了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土地革命”。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出现了东北尤其是北满文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高潮的特点，就是广泛地开展新秧歌运动。秧歌剧的创作，主要的有《光荣灯》、《姑嫂劳军》、《李二小参军》、《两个胡子》和《农家乐》等等。总之，在东北，也正同其他地区一样，“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于开展文艺运动和推进创作有很大的作用，这两种胜利都是带有从根本上胜利的意义，因之，这两种胜利就加速了群众思想成熟的过程，给与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尤其是群众创作）的发展条件”(8)。
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农民诗歌，收在诗选集《东方红》（《人民文艺丛书》）中。其中如：
土里埋的夜明珠，
无光无亮到如今；
八路吹了浮上土，
贫苦农民放光明。
（《土里埋的夜明珠》）
翻身后的喜悦与对于人民武装感激的心情，非常鲜明地表现在简短的诗句里。又如：
别自高，别自大，
别觉村中盛不下，
农民大家选我办好事，
事要能办好，
多多问大家。
（《别自高》）
在朴质无华的诗句里也显示了农民干部在党的教育下与斗争的锻炼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政治觉悟和民主作风。这些诗歌，说明了在农民身上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创作才能，也说明了只有彻底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统治力量，农民的这种创作才能才能够得到成长和发挥。
部队文艺工作，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较大的战斗作用。它保持和发扬了从红军时代就有了的三个优良的特点：一、党的坚强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二、从实际出发，服务于群众和战争的需要；三、是广大群众性的，是全军上下整体的活动。因此，本时期部队中的“演唱运动”、“枪杆诗运动”和“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运动”等，就得到了更普遍的展开，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战士们创作的表现部队生活、鼓舞战斗意志的出色作品。下面举一个例子：
扁担（一个炊事员写的）
我的扁担轻又轻，
一头油来一头盐，
革命工作我煮饭，
挑起干饭送前线，
保证同志吃得好，
坚决消灭胡宗南！
这种诗，在感情方面代表了人民军队的普遍的充沛的感情，它顽强坚决，流露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对于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憎恨；语言朴素，音节响亮，念起来顺口。这些都是劳动人民诗歌创作的显著特色。
当然，工农兵群众的文艺创作，是不能够篇篇都叫人满意的，粗糙和幼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但从以上极不完全的叙述看来，我们却可以感到：当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翻身之后，他们在文化上也开始翻身了，他们的惊人的聪明智慧在文艺创作上已开始显露出来了。这是文学艺术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的结果，也是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劳动群众密切结合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望见了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更壮阔更辉煌的前途！
三 萧军思想批判
萧军的作家生活，开始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间。他的第一个集子《跋涉》中收集的就是这时候的作品。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的《八月的乡村》，因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东北群众的抗日要求与情绪，语言也相当生动有力，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与读者群众的欢迎。《八月的乡村》里“包含着两种因素，一种是积极的，但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种则是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积极的因素在当时是突出的。”(9)但《八月的乡村》却成了萧军创作历史的顶点。在他以后的作品中，积极的因素并未得到发展，而消极的因素则逐渐上升。在《八月的乡村》后出版的《羊》和《江上》，很明显地说明了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后退状态，表现了由于作者脱离政治、脱离广大群众所带来的文思枯竭。
抗日战争以后，萧军背着进步作家的包袱，到了延安。他向党和人民索取报酬。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他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拒绝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来到东北，党帮助他在哈尔滨出版他主编的《文化报》（一九四七年五月创刊）。萧军没有通过这个报纸来对人民进行有益的思想教育，相反地，在中国人民行将获得伟大胜利、革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一九四八年，在他主编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文章。
萧军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他倡导“大蔑视的思想和情感”。他向往那种“登临在某种高顶以上”，向周围的“太卑琐、渺小、平凡的”人们“如一只蚂蚁似的俯视着”的“英雄”的姿态，他希望人们在他的面前“低下他们的脑袋，献出他们的恐惧和屈从”（均见《文化报》二二期《我的生涯》）。他提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的“布尔巴的精神”（《文化报》四四期）。他把个人的得失、恩怨、喜恶看得很重。他要求集体的利益服从个人的利益。当他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于是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悲哀和空虚的心情来。他说他“在上海是‘陌生人’，没生下根……如今总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来了，按道理似不应该再有这种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还有些浓重……而且依然觉得没生根……”（《文化报》四五期）。这种“落寞”心情的产生，正是一个作家脱离人民、违反党和革命利益必然要有的后果。二、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早在延安时期，萧军已经是一个“人性论”者，他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到了本时期，他更利用他的超阶级的谬论来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把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说成是“萁豆相煎”，而且他“实不能无所悸痛”（《文化报》五三期）。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土地改革，诬蔑农民的土地还家为“亘古所未有的强盗行为”（《文化报》八期）。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在《文化报》上提出了“各色帝国主义”理论（五三期），攻击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挑拨中苏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八年秋，东北文艺界对萧军展开了批判。在哈尔滨的《生活报》（宋之的、金人等编）上发表了许多批判萧军思想的文章。刘芝明在《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中说：
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的错误，不仅是一般的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作为一个非党革命作家来说，是破坏了人民和党的在目前所执行的文化政策，把小资产阶级教导得不对头，把小资产阶级往泥坑里引，往落后引，往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方面引。我们对于萧军及其《文化报》的斗争乃是保卫马列主义原则和毛泽东思想，乃是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宣传教育的领导作用。
批判萧军思想的重要意义，在这段话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明确萧军思想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为了在党内外展开对于萧军思想和其他类似思想的批判，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作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
东北进步文艺界最近进行了对于萧军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认为这种批判是必要的，是应该加以支持的。
萧军的反动思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萧军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艺界中“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文学活动中，萧军表现自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惯于采取两面手法和敲诈手段的、无原则的野心家。他的带着封建色采的资产阶级思想，妨碍他真正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当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所压迫的时候，萧军曾经反对这种统治，但是当真正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民得到了胜利，建立了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从于萧军之流的个人利益的时候，萧军就转而反对人民的统治了。……虽然萧军在受到严重的批评以后开始作某种承认错误的表示，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表示还只是口头上的、避重就轻的。东北局为了保护东北人民文化事业的利益起见，认为必须指出：萧军如果不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只在口头上）有系统地（而不是避重就轻地）改正自己的与人民利益不相容的严重错误，那么他就将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
东北局完全赞同东北文艺协会对于萧军的结论，并作如下决定：
一、在党内外展开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以便在党内驱逐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外帮助青年知识分子纠正同类错误观点。
二、加强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在文艺界提倡严正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无原则的“团结”和无原则的“争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奋斗。
三、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东北文艺界对于萧军错误思想的批判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所作的决定，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下列两点：第一，对萧军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萧军的错误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落后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的集中表现，因此批判萧军的思想，指出其错误根源，正是向没落的社会现象作无情斗争，是完全符合于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的。第二，萧军所曾经走过的错误道路，也说明了一个作家如果过高地估计了他过去在文艺事业上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不肯放下自己背上的“进步”包袱，不肯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肯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其结果必然地会让自己的错误思想继续滋长，进而妨害党和人民的革命利益。萧军在本时期所犯的错误，在这方面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非常确切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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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2)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
(3)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
(4)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5)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6) 蔡特金：《回忆列宁》，引自《列宁论文学》，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7) 沈阳市总工会文教部：《开展工厂文艺的意见》（《文艺报》第1卷第12期）。
(8) 上引均见刘芝明：《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
(9)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载《萧军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