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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新传》云：“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旧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唐自开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愈演愈烈。诸皇子间萁豆之相燃，几无代无之。高祖时有玄武门之变；太宗时有太子承乾与魏王泰、晋王治（即高宗）、吴王恪之间夺储之争；高宗时情况尤为复杂。高宗八子，武后所生四人：长李弘，次李贤，次李显，次李旦。李贤即王勃之府主沛王，英王李显即中宗也。李弘初立为太子，为武后所杀；李贤继立，后又被废。《旧书》八十六《章怀太子传》：“时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所任，使密称英王状类太宗。……贤逾不自安。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崇俨为盗所杀，则天疑贤所为，……乃废贤为庶人。”其事虽出于武后之谋，然亦可窥见李贤与李显兄弟间之关系。特李贤未登储位以前，矛盾尚未发展为表面化耳。高宗防微杜渐，盖已察其端倪。王勃以文字游戏，至遭斥逐，其事虽出偶然，但又有其必然之理，正足反映当时皇族内哄之剧烈也。
王勃之遭斥逐，当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之末或次年之初。《王子安集》卷十二《拜南郊颂》中有云：“大唐有国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一十九载也。”考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为五十一年，而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至是年为十九年。王勃作此文时，身在朝列，而次年五月即由长安入蜀注38，则斗鸡事在献颂之后，入蜀以前，明矣。
又按：李贤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封沛王，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皇太子；李显于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封周王，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始徙封英王注39。当李贤为沛王时，李显当称周王，不当称英王。两《唐书》并误。
《新传》云：“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痵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锺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旧传》未叙滕王阁事，但云：“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勃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卒。”
茂元按：王勃作《滕王阁序》，历来传为文坛盛事。然作序之年，则记载互有歧异。王定保《唐摭言》卷五：“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五引作‘十三’）。”《新书》谓作于南行省亲途中，则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事，时王勃年二十六也注40。清人蒋清翊注《王子安集》，主《摭言》之说，于卷八本文“家君作宰”句下云：“王定保《唐摭言》载勃著序时年十四，盖福畤先为六合令也。辛文房《唐才子传》乃谓福畤坐勃事远迁交趾令，勃往省亲，途过南昌时所作。此由辛氏见《新唐书》本传二事连叙，遂有此谬误。实则《唐书》有‘初’字界之，原不相蒙也。”余以为蒋氏之言，不仅与事实不合，且于《新书》亦为曲解；《新书》接叙滕王阁事于勃南行溺死之后，所谓“初”，盖追述生前之语；所谓“道出锺陵”，亦谓南行时途中所经。以《旧书》参之，其所谓“九月九日”，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之九月九日也。倘因有一“初”字界之，而遂谓所叙为十二年前之事，则语意突兀无根，与上文全不相属矣。《唐才子传》本《新书》而略变其词，并无不合，亦无谬误。特一为补叙，一为顺叙，文字之措注有所不同耳。考杨炯《王子安集序》云：“父福畤，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令，为齐州长史。”涉历先后，次第了然。蒋氏为牵合《摭言》之说，将福畤令六合事移至远迁炎方乃至雍州司功之前，不仅臆说无凭，且六合在洪州之北，由北南行赴六合，断无路经洪州之理。尤重要者，福畤之南迁，乃是远谪；其徙官六合，当为量移。序文有“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之语，只可施之于南迁远谪之时，不可移之于六合为令之日。又杨炯《王子安文集序》谓勃“弃官沉迹”，然后南行注41，序文亦云：“舍簪笏于百年，奉晨昏于万里。”假使此文为十四岁所作，其时王勃尚未登朝注42，有何“簪笏”之可舍？而省亲近在六合，更无“万里”之足云。即此内证，已足见《摭言》之不足据矣。盖王勃才华，世所艳称，而《滕王阁序》又复脍炙人口，故好事者缩小其作年，以夸大其早慧。文苑轶闻之流播，往往如此。王定保不察而误采之耳。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所本源，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辞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茂元按：六朝骈体，发展至唐，纂组益趋工丽，句调愈加整齐，四杰推一时之选，而《滕王阁序》尤为具有代表意义之作品，洪迈所谓“一时体格如此”也。此种文字，为晚唐、两宋四六文之滥觞。其间虽不无才情宏放，吐属清新之作，然就其总倾向言之，则讲求者唯在隶事对仗之工巧，色泽文采之鲜艳。重形式而轻内容，于斯为极。承梁、陈之弊，开风气之先，原本要终，四杰不能辞其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正以其能自振于积习之中，大力反对此种文体也。昌黎论文之旨，具见集中诸作，旗帜至为鲜明，于四杰曾无假借。其《新修滕王阁记》（《昌黎集》十三）之所以盛推“三王”者，盖因王仲舒连类而及耳。考此文作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韩愈官袁州刺史，而王仲舒以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文中所云“三王之序、赋、记”，乃指王勃之序，王绪之赋，王仲舒之记（见旧注）。韩愈于王仲舒为属吏，此文又承王命而作，故因“三王”之巧合，而漫作应酬语以称颂之，非有意于论文，尤非论王勃、王绪之文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类二《王子安集提要》亦据此以评四杰之文，实则洪迈及纪昀之所取于四杰者，乃在其淹贯群书，隶事精切，特借昌黎之盛名，以成其说耳，于昌黎之本旨，固无当也。然似是而非，转相援引，由来久矣。故辨之如此。
杨炯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附《王勃传》、《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旧传》云：“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新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杨炯举神童，两《唐书》均未载年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上杨炯《盈川集》下云：“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举神童，授校书郎。”马端临《文献通考》二百三十一《经籍考》五十八引用其说；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并同，皆本之晁氏也。然炯《浑天赋序》云：“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宏文馆；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盈川集》一）据此，则显庆六年举神童之说不可信。考《新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奇艺绝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人主临时所欲。”举神童，即乡贡之童子科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唐有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又云：“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讫奏闻。”炯以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待制宏文馆，则其为乡里所举，当在是年以前；且是年炯十一岁，则次年为十二岁，年龄已逾限例，州县又安得而举之耶？《四部丛刊》影明本《盈川集》附录载《文献通考》，其引晁氏说，作“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举神童”，足正诸本“六年”之误。盖显庆四年，杨炯十岁，为乡里所举，入都应选，未得授官，故次年待制宏文，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制举登科，始补校书郎也。炯之应制举补官，在举神童后之十七年，两《唐书》未书应制举事，而径云“拜校书郎”，失之过简。又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条：“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正月，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杨炯所应制举，当即是科，特《会要》漏载其名耳。
《新传》云：“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旧传》云：“俄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婺州盈川令。”
茂元按：杨炯为詹事司直时，曾以本官分值习艺馆注43。《新书》卷二百二《宋之问传》：“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值习艺馆。”《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一宋之问《祭杨盈川文》有云：“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颉颃。”即指其事。观“大君”一语，知在高宗末年。时朝政为则天所掌握，故谓武后召之也。又徐敬业以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七月起兵扬州，十一月兵败乱平，《旧书》所谓“则天初，……左转梓州司法参军”，即是年矣。其任盈川令，史虽未载年月，然其时亦可考见。《旧书》卷四十《地理志》三：“盈川，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分龙丘置。”则炯之令盈川，不可能早于是年。本传云：“如意元年七月七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阳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无何卒。”是献赋而后至官矣。两者互参，知炯洛阳献赋之时，正梓州秩满之日；其时盈川适新置县，而炯夙以文学受知于武后，故首膺其选也。
《旧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新书》炯及卢、骆之传，皆附王勃，故最后载其语于《骆宾王传》之末，以论四杰云。
茂元按：四杰之称，著于高宗后期，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谓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以藻绘擅一时，号垂拱（公元685——688年）四杰”，非也。考则天临朝，武周建国之后，王勃已前卒，宾王亡命，照邻病废，杨炯亦浮沉州县，郁郁失意。斯时，射洪崛起，沈、宋代兴，而四杰已成尾声矣。宋之问《祭杨盈川文》云：“之子妙年，香名早传。从来金马，夙昔崇贤，门庭若市，翰墨如泉。”则炯之蜚声文苑，早在待制宏文馆以至为崇文学士之日注44，与王勃比肩，与卢、骆相颉颃也。张《朝野佥载》卷六言卢照邻“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之尉新都，当乾封、总章之际（公元666——669年），其去蜀，则在咸亨初。故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王勃入都赴选时，公卿延誉，即以四杰相提并论矣注45。
王、杨、卢、骆次序之先后，寓有评第文章高下之意，盖一时之论如此。然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言“骆、卢、王、杨”；郗云卿《骆宾王集序》则云“卢、骆、杨、王”；而张《朝野佥载》又谓杨、骆之文，时有“点鬼簿”“算博士”之讥，独照邻无可议者注46。是知艺苑雌黄，实难定论，固不仅作者有“王后卢前”之感也。考四杰之中，以年辈言，卢、骆长于王、杨；以时誉言，则王、杨高于卢、骆。王勃席父祖兄弟之重望，文采一门，互相辉映；杨炯幼举神童，早预清华之选，其在当时文坛之地位及影响，实居于卢、骆之先。故四杰之称，率多先王、杨而后卢、骆。《新书》卷二百一《文艺传序》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缔章绘句，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李商隐《漫成》诗亦云：“沈、宋裁词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皆以王、杨概四杰，言王、杨而略卢、骆。此其大较。然亦有以王概杨，以卢概骆，偏举卢、王以概四杰者，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之“纵使卢、王操翰墨”是也。至王、杨之优劣，当时及后世皆有不同之看法，即以两《唐书》言之，《旧书》则四杰并列，杨在王前；《新书》则主次分明，杨附王后。闻一多谓杨炯之所以“愧在卢前”，乃因卢年辈在先，有愧不敢当之意；其“耻居王后”，则与王分是同年，心所不甘。其言殊为近理。余观杨炯序子安之集，其推崇之者，可谓备至矣。“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彼此俱年少才高，文场角逐，旗鼓相当。耻居其后，正以齐驱方驾，莫由争先，实乃一种无可奈何心理之反映耳。清人章藻功《登滕王阁书王子安序后》有云：“杨盈川耻居其后，似属无征。”殊不知封建文人之相轻，其所轻者，往往即为其所极端重视之人。瑜、亮一时，相轻与相誉，言各有宜，义相反而实相成也。
卢照邻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附《王勃传》、《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旧传》云：“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之相如也。’”《新传》云：“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
茂元按：照邻在邓府以前，未尝为他官。《旧传》作“初授邓王府典签”，是也。《新传》改“初授”为“调”，于义无着。张《朝野佥载》六：“卢照邻……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披览，略能记忆。”首书“弱冠拜邓王府典签”，与《旧传》合。《旧书》六十四《邓王元恪传》：“邓王元恪，高祖第七子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封郐王，十一年（公元637年）改封邓王。……元恪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麟德二年（公元685年）薨。”考《卢昇之集》一《病梨树赋序》云：“癸酉之岁，……余年垂强仕。”癸酉为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其时照邻年将四十，则其弱冠为邓府典签，当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末或显庆（公元656——660年）之初矣。元恪死于麟德二年（公元685年），照邻当以此时出任新都尉也。
《新传》云：“调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旧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照邻涉历，两《唐书》叙次均不详，且语意又多含混不清者。考《朝野佥载》六云：“后出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则照邻以秩满去官，非因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二《卢昇之集提要》云：“考集中《相里夫人檀龛序》，称乾封纪岁，当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丙寅；《对蜀父老问》称龙集荒落，当为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己巳，皆在益州时作。”是照邻之尉新都，历乾封（公元666——667年）以至总章（公元668——669年），明矣。而其去蜀，则在咸亨之初。《骆临海集》六有《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作于照邻去蜀之后。考骆宾王于咸亨时始入蜀注47。观卢、骆踪迹相接于蜀中，知咸亨之初，照邻固犹在蜀。《艳情》诗中有云：“柳叶园花处处新，洛阳桃李应芳春。妾向双流窥石镜，君住三川守玉人。”则照邻离蜀之后，曾客东都，且另有所恋，亦足证其非因病去官也。《病梨树赋序》云：“癸酉之岁（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禄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居之。……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椿囷之性，其何辽哉！于时天子避暑甘泉，邈亦征诣行在，余独病卧兹邑，闲寂无人，伏枕十旬，闭门三月。”照邻染疾，乃在此时。又本集卷七《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云：“余家咸亨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弟妹雕丧，七八年间，货用都尽。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怜，破产以供医药。”卷一《穷鱼赋序》云：“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卷五有《狱中学骚体》，即被拘时所作。其因“家难”“横事”而下狱，始末不可得而详；然以其时考之，则当在咸亨四年癸酉（公元673年）之前。盖照邻新都秩满，婆娑蜀中，离蜀以后，漫游京洛，不幸既遭缧绁之灾，又染幽忧之疾，遂至终身废弃也。
《旧传》云：“照邻既沈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新传》云：“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因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与亲属诀，自沉颍水。”未载卒时年岁。
茂元按：照邻死于何年，史未明载，然观“后封嵩山”之语，则其死，当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后注48。考咸亨四年（公元673年），照邻已年将四十，咸亨四年下距万岁登封元年为二十二年，假令不久即沉颍而死，其年岁亦当在六十左右。《旧书》所云“时年四十”疑为“六十”之误。以是上推，其生年当在贞观十年（公元635年）前后也。
《旧传》：“文集二十卷。”《新书》六十《艺文志》四著录《卢照邻集》二十卷（《旧书》四十七《经籍志》下同），又《幽忧子》三卷（《旧志》无）。
茂元按：照邻病废之后，自称幽忧子。《朝野佥载》六言照邻“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则“幽忧子”者，不仅照邻以之自名，亦即以名其书。此例唐人多有之，如王绩之《东皋子》是也。然《佥载》及《新书》所著录之《幽忧子》，为照邻自编病中诗文，如《五悲》、《释疾》之类，乃其集中之一部分，故别出于其集之外，而与其集并行，非如《东皋子》之即为王绩集之代称也。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均著录卢集十卷，《书录解题》称《卢照邻集》，而《读书志》则称《幽忧子集》，皆未另著录有《幽忧子》，知宋时卢集已合二为一，无别出之本，且已散佚不全矣。
骆宾王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附《王勃传》、《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旧传》云：“敬业败，伏诛。”《新传》云：“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
茂元按：《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十一月，敬业大败。……丁丑，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考异》日：“《唐纪》：‘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海陵界，阻风。伪将王那相斩之以降，余党赴水死。’此从《实录》、《唐统纪》。”张《朝野佥载》卷一亦云：“宾王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旧书》所载，与《通鉴》同，皆以官书为据耳。《新书》谓“亡命不知所之”，则本诸传闻。其说与《佥载》及《唐纪》之言虽不相合，而义实相通。孟棨《本事诗·征异》云：“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原注：出赵鲁《游南岳记》）。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所言与诸书均不合。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注辨其事曰：“敬业既为其将王那相斩以降，必无逃脱理，所传为僧于衡山，或非其实。临海之为僧与非为僧不可知，而其非死于广陵，则信而有征。张《朝野佥载》曰：‘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举进士于高宗调露中（公元679年），见闻不应有误，是临海之遁属实。盖宾王本不在传首之列，因以投水报闻也。故《新书》言‘亡命不知所之’，未有以为非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骆宾王集》十卷，下云：“其卷首有鲁国郗云卿序，言：‘宾王光宅中广陵乱伏诛，莫有收拾其文者。后有敕搜访，云卿撰焉。’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序文视前加详，而云：‘广陵起义不捷，因致遁逃，文集散失。中宗朝，诏令搜访。’案本传言：‘宾王既败，亡命不知所之。’与蜀本合。”据蜀本郗序之言，则亡命之说，在当时即已有之，不自《本事诗》始。盖兵溃之际，主帅一死，众鸟兽散，《唐纪》所谓“余党赴水死”，乃就一般情况言之，其中未必无逃脱之人也。
又《本事诗》同条云：“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雕。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联，乃一篇之警策。迟明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此事为后世所盛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言广陵败后，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后宋之问逢之于灵隐，已祝发为浮屠矣。”即本此。而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则全采其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类二《骆丞集提要》辨其失曰：“今观集中与之问踪迹甚密，在江南则有投赠之作，在兖州则有饯别之章注49，宜非不相识者，何至觌面失之？封演为天宝中人，去宾王时甚近，所作《闻见记》中载之问此诗，证‘月中桂子’之事，并不云出宾王，知当时尚无是说注50。又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有鲁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云云，亦足征亡命为僧之说不确。”茂元按：骆、宋联吟，其事显出附会，《提要》之言是也。然此与亡命为僧，不可混为一谈。盖扬州败后，宾王下落不明，当时虽以投水报闻，但亦无从证实，故有亡命为僧之说。此不可信其有，亦难以必其无。《新书》言“亡命不知所之”，而不言“为僧”，多闻阙疑，史笔固应如此。且宾王亡命为僧之与灵隐联诗，其间并无必然联系。岂可因后者之失实，遂并前者而否定之？至海门古墓，真伪不可知。假令此墓诚为宾王埋骨之所，则正足证亡命之说之可信：盖无论函首京师，抑或葬身鱼腹，均不得有墓穴留在人间；《提要》反据此谓“足征亡命为僧之说不确”，于理尤不可通。
《旧书》云：“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郗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新书》云：“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茂元按：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云：“后中宗朝降敕搜访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所载者，即当时之遗漏，凡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著录《骆宾王集》十卷，亦云，“中宗诏求其文，得百余篇，命郗云卿次序之。”所言皆与《新书》合；《旧书》谓骆集辑成于则天之时，非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忠志》云：“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此事为世所盛传，《新书》本传及《通鉴》皆载之，《旧书》谓“则天素重其文”，当即本此而致误。考宾王所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前段于则天虽尽情丑诋，然“蛾眉”“狐媚”，事涉宫闱，攻击止于人身，尚无重大政治影响；至“一抔”“六尺”之语，则以封建君巨大义激发人心，当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颇具有号召力量，故不得不为之动容。其言“宰相何得失如此人”，盖以宾王牢落失志，为敌所用，深责宰相未能笼络人才，使之入吾彀中耳。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斗争之得失，非关文学之爱好也。宾王心存唐室，集中诗文，如与程务挺之书，“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之句注51，志事皆班班可考，又非仅讨则天之一檄也。中宗复国之后，搜访其文，编次成集，自有其政治历史背景。而当武周之时，其集实为谤书，将禁绝之不暇，又安肯“遣使求之”，听其流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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