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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马嗜首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这真煞是好看，他们的蒲陶、苜蓿也带进来了，一种就种一大片，望不到边儿。那副深眼多须的样子，斤斤较量的精神，尊重女权的风俗，这是和东方多末成为对照的呢！浪漫精神是追求异域情调的，而异域情调又丰富了浪漫精神的营养，西汉之为西汉，我们是大可想象了！
然而又还不止此。助长浪漫精神的另一因素乃是经济力的膨胀。而西汉在这上面又是条件具备的。我们且看司马迁的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官牝者(2)，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平准书》）大凡人在不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要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迨现实的问题既已解决，就要去满足理想、幻象、想象了。这后者是产生浪漫文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楚如此，齐如此，西汉（尤其是武帝时代）更如此。我在以前说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秦者，是因为秦虽物产不丰，但也据有一个商业中心（这就是李斯所谓“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假若秦能维持久一些，她也是依然会循着齐、楚文化的线索而前进的。现在，她却是只作了汉文化的前奏而已了！
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在这浪漫精神的大时代里，那些人物都是怎样呢？我们不妨从楚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说起，那就是项羽。这真是一个天马横空的人物，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因为剑是一人敌，不足学，要学是学万人敌，那就是兵法。学兵法大喜，可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他身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他的作战完全以气胜。他可以带三万精兵，就打败了汉高祖的五十六万大军。他是道地的英雄色彩，他要与汉高祖决战，他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一出马，让交战的人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只有逃走。到了失败的时候，他爱的只有美人与名马，他会对美人和名马唱歌，慷慨悲泣，一洒英雄之泪。最后他会以二十八匹马还摆作阵势而突围，仍然以少胜多，证明自己之不败。他爱的名马，他送了好汉；他自己的头颅，也送给老朋友。他是自杀，他不能受辱。这一个咤叱风云的英雄在起事时，才二十四岁；到拔剑自刎时，也才三十一岁。他所代表的是狂飙式的青年精神，他处处要冲开形式。他是浪漫精神的绝好典型。他的魄力和豪气就是培养司马迁的精神的氛围，他的人格就是司马迁在精神上最有着共鸣的！————所以《项羽本纪》写得那样好！
项羽死于公元前二○二年，这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半世纪，所以这不过在楚文化的精神上是一线相递，鼓舞着司马迁而已。另一个和司马迁的年代相接的人物却是李广，在李广自杀时（公元前一一九），司马迁年十七。李广也可以说是项羽的化身。他同样是失败的英雄，他同样有豪气，他同样是“才气天下无双”。他的豪气也同样是冲开了形式，表现着浪漫的浓厚气息。他带兵是没有部伍行阵的，“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他有无比的勇气，他曾以四千人被十倍的匈奴所包围，兵死了一半，箭也光了，到黄昏的时候，别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但他意气自如。他又有超绝的体力和射法，曾射箭穿石，以为是老虎。平常善射虎，虎也常常伤着他。这样的人最后也失败了，而且也是自杀。他这浪漫的精神是同样和司马迁的内心有着深深的契合的。————所以《李将军列传》又写得那样出色！
然而项羽和李广却都还不能比另一个屹立于司马迁之旁，差不多和司马迁相终始，更能作为这一个时代的象征的人物————这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比司马迁大二十二岁，但汉武帝有着七十一岁的高龄，而司马迁恐怕在武帝死前已经逝世了。（司马迁在四十六岁以后的生活已经没有记载可寻。）
武帝以十几岁执政，统治中国的年代超过半世纪。这是一个充分表现浪漫精神的人物。他的一生，简直像一部剧本。我们举几件具体的事情来看吧。例如他在即位后三年的时候，那时他已经二十岁了，就喜欢微服出来打猎，自称平阳侯，而且有一次住在人家里，被人疑为小偷，几乎灌了一嘴尿，这生活够浪漫了！我们再看他那封禅求仙的事吧！这事开始很早，在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二三），那时武帝二十五岁，就有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他说他吃过安期生给他的枣，枣大如瓜。李少君永远不说自己的年龄，有人问他，便永远答复是七十；而且有一次在众人广座中，他找着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儿，谈到那老头儿的祖父的游射之所，于是一座大惊，大家以为他是好几百岁了。从这时起，武帝便派方士向东海求仙。此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武帝年三十九），又有少翁之事。少翁被拜为文成将军，说能够招鬼神，武帝信以为真。后来文成将军写好了字，给牛吃了，装做不知，说是杀牛可以得奇书。果然把牛杀了，书也有了，但汉武帝认出是他的手迹，便把他杀了。这样武帝应该觉悟了吧，可是不，他像吃鸦片一样，时而觉悟戒绝，却又时而瘾发再来。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武帝年四十五），就又来了一个方士叫栾大，他不唯说“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而且“河决可塞”。河患本是当时的大问题，自然武帝听得更入耳了。但是这人的下场却和文成将军一样，也是所说不能兑现而被诛。然而就在这年的冬天又有公孙卿称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的榜样，武帝又动心了，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脱妻子如脱耳。”这样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武帝年四十八），那十八万骑兵，千有馀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就实现了。（这是司马迁年二十六岁，接受父亲遗命的一年。）由于公孙卿说“仙人好楼居”，于是堂皇的建筑也发达起来了。这是封禅求仙的副产物。最后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武帝六十九岁了，才真正觉悟，承认过去的“狂悖”，把方士们都驱逐了，并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然而这时已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他的一生实在是在“且战且学仙”里度过的。
打猎和封禅的生活之外，我们再举他一件求马的故事，也是富有喜剧性的。他为了听说大宛有好马，便发动了四年大规模的战争，先是发了六千骑兵，几万的浮浪子弟，叫李广利率领前往。因为名马在贰师城，便叫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指明是求马。可是两年过去了，没有成功，兵只馀了十分之一二。武帝大怒，不许他们入关，入者斩之。凡是建议罢兵的，也都治了罪。于是又发了六万人，还有十万匹牛，三万多匹马，驴、骡、骆驼也各有万馀，再去伐宛。因为宛王城中无水，要到城外来取水，便又派了水工去，封锁了他们的水源。还怕人数不够，又发十八万的预备补充的士兵。更重要的是，找了两个看马的专家，去选择马。这样小题大作的结果，当然成功了，可是收获不过上等马几十匹，中等马三千多匹而已。这时武帝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是做得多么天真！
汉武帝的真相，可由汲黯的批评看出来，汲黯的批评是说他“多欲”；也可由他自己的认识看出来，他不满意他的长子，因为他“仁恕温谨，才能少，不类己”；而武帝自己当然是这样的反面了。
武帝自己有才，也爱才，看他留下的诗歌，如《秋风辞》、《塞河歌》，都是飘逸苍凉兼而有之。他之爱才，可从他的《求贤诏》看出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他的求才却也是浪漫的。他喜欢奇才。例如他想伐南越，想派两千人去，庄参说两千人不够，他就把庄参罢免了。却有一个韩千秋说两百人就行，便立刻为汉武帝所赏识。这可以见出他的作风。他那一时人才之盛，可参看班固的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他们各有个性，各有特长，不拘常调，不拘一格，就恰像浪漫作品之形形色色似的————而笼罩这一切的是汉武帝！
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时，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写毕于南京
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那《自序》的原文是：“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有司马贞的《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张守节的《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
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的，所谓“卒三岁”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四，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是指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
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我的理由是：
第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一四五，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一三五，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第二，《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的话。如果他生于前一四五，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末，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馀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又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第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六，如果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第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么？这十儿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仕于公元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公元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公元前一一一），不是更合情理么？
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末，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第六，《自序》上，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远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第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第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到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第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的。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几岁！
第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末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是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只是指司马迁一生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似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既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面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情事一切吻合罢了。
《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就现在论，我采取公元前一三五说。
三十三年三月五日写于重庆
【注释】
(1)中华书局本《史记》作“一曰天主，祠天齐”，下文“二曰地主”……“八曰四时主”各条断句同此。————编者注
(2)中华书局本《史记》“官”作“字”，下文“摈”作“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