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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赞》
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荤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
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连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
五 司马迁与《春秋》
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惟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末，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春秋》是一部单纯的史书么？当然不是；尤其在司马迁的眼光里不是。“《书》以道事”，《书》尚且不是单纯的史书，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如上所说，何况是“《春秋》以道义”，其中的政治性、哲学性乃更浓。
在司马迁觉得，《春秋》原来代表一种政变。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末，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
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六艺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种文化上的意义的经典，都和其他经典在沟通着，在印证着，在发明着。因此，《春秋》乃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这样看来，《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在这里，《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关于《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确有大义微言，司马迁尤记得详明，那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1)，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序》
那末，《春秋》可说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其创作时之不苟与认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润，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说六艺中的其他经典也许多少还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却是孔子真正性命心灵中所呼吸着的。《春秋》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的发挥。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谓三科。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故宋即故殷（宋为殷后），新周即亲周（《大学》上：“在亲民”即“在新民”），以《春秋》当新王即据鲁。（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原想建一个新的东方周帝国！）故殷者，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后，不忘本。亲周者，是因为孔子有集权思想，他一部整个《春秋》，都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据鲁者，乃是因为新帝国的理想建设，就以鲁为根据地。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现得最明显。讲义法，讲传指，都可见司马迁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师友！
《史记》中用公羊家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微子世家》
这都是采的《公羊传》。《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尤其前一条，为《春秋左氏传》所无。
擅长《公羊传》的是董仲舒。在《儒林列传》中已有：“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中讲《春秋》是引董生，《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也说：“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都可见司马迁的《春秋》之学的渊源。
孔子的《春秋》既含有建一个新国之意，难道司马迁也要建一个新国家么？其实并不然。大概照汉人一般的想法，汉朝就已经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之部分的实现了。司马迁也认为汉朝之“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就已经是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了。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原来《春秋》也有颂扬的一方面，他的《史记》就把这方面发挥在对于当代上。司马迁讽刺，固然是真的，他对于当代之感到伟大，感到应该歌颂，也同样是真的，不过不很明显罢了。
歌颂的方面不太明显，讽刺的方面更其不能明显。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取法的《春秋》：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匈奴列传赞》
在别一机会，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司马相如赞》）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春秋》在具体事实中见抽象原则，另方面却也是由于《春秋》有它的忌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因而把一部分史实故意隐藏了；只是那原则却也还是由没隐藏的记录中可以推出而已。
《春秋》不单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哲学，而且暗示了孔子对于历法的见解。所以“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历书》）。孔子关于历法的主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夏历。“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殷本纪赞》），《论语》上孔子也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后来司马迁参加汉朝太初历的订定，便也是实现孔子这个理想的。
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司马迁在前者是得自《易》教，在后者就是得自《春秋》。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太史公自序》），的确是当之无愧了。司马迁既学《春秋》，《春秋》又有那样多的“忌讳”、“义法”、“推见至隐”，所以他的《史记》，在我们读去时，便也当有很多的保留，当有很多口授的“传指”、“不可以书见”的地方，这也是自然的了！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孔子之为历史家，不自作《春秋》始。在《论语》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二十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九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二十六
这都可以看出孔子之历史的兴趣。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二十三
则代表一种历史哲学。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五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宪问》十七
这似乎是《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和“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隐公七年）之浓厚的国家思想的先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十八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三十一
这都似乎是《公羊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之温暖的人情的根据。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二十四），更似乎是“据鲁、亲周、故殷”的建一个新国的张本。所以单就《论语》看，孔子实在已经有一个历史家————特别是《春秋》公羊派的历史家————的首领的资格而无愧了。
司马迁学孔子，以《史记》当《春秋》，可说有内在的逻辑的连系性，而无可疑者！除了《春秋》的大义微言，为司马迁所吸取了，以作为他那《史记》的神髓之外，司马迁却也在《史记》中，只就史的方面，受惠于孔子者很多。这是：
第一，对历史上的人物之人格的欣赏和评论 孔子称泰伯为“至德”（《泰伯》一），称伯夷“不念旧恶”（《公冶长》二十三），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长》十六），称禹“吾无间然矣”（《泰伯》二十一），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十五），称“晏平仲善与人交”（《公冶长》十七），称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这种趣味也传给了司马迁。因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部古代史诗，每一人物，他都有所评论或欣赏。
第二，古典精神 “好古”已是古典精神的表现了，而最代表孔子之古典精神处，则在孔子讲节制，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二十三）；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二十）；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二）；这都是在规矩之中，而不流入于放纵或过分的，假若用一个名词说出来，就是所谓雅。在雅的反面，是一些恶趣味，那便是孔子所一律排斥的了，例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十六），“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二十一）等都是。可是古典精神并不是只注重节制的形式或规矩的，却也还注重内容的充实，只是二者必须立于一种和谐而各得其所的状态，这就是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十八），这才是雅的真意义。司马迁的精神本是浪漫的，常常要横决古典的藩篱而奔逸出去，然而因为被孔子的精神所笼罩之故，所以也便每每流露一种古典趣味了。你看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赞》）“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同）“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封禅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这都完全是孔子之重雅的口吻！
第三，理智色彩 古典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理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生死鬼神都采取一个极其保留的态度，便正是这方面的表现。司马迁也颇有些地方，极其理智。他不信地脉，《蒙恬传赞》上有：“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他也不信龟策，而且很客观地采取两种解释：“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龟策列传》）这也是像孔子那样的保留的。他更不信天，例如他说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在这里他只从情势上分析，而不信悠悠的命运。其他地方像叙述豫让拔剑击赵襄子之衣，而不采《国策》的“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叙述荆轲而不采“天雨粟，马生角”的传言；叙述黄帝，还他一个常人的面目：“黄帝崩，葬桥山。”（《五帝本纪》）叙述老子，也著出他的乡里和子孙，指明他和黄帝统统不是腾云驾雾的活神仙；这都是极开明，极理智的。
第四，慎重和征信的态度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的孔子是非常谨慎而小心的，所以在《孔子世家》中有：“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在《三代世表序》中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孔子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十七），孔子之“多闻阙疑，慎言其馀”（《为政》十八），司马迁是承受了的，所以《高祖功臣表序》上就有“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的话。《史记》中常有两三说并存的时候，在司马迁决不自加判断，却留待后人的抉择；在不懂得他这种保留态度的人，却就以为司马迁多所抵牾了！由于孔子之慎，所以孔子主张“无征不信”（《大学》）。尧舜以上，孔子是不谈的，也就是一种征信的表现。司马迁对这种精神，常常牢记于心：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五帝本纪赞》
唐虞以上，不可记已。————《龟策列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
《诗》、《书》所断的时代，也就是司马迁所断的时代。历史家的精神本在求真，本在考信，而司马迁的考信犹不止于文字，他更要参之耳闻目见，他在《大宛列传》的赞上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这就不止是考信了，而且有一种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或者业已超过孔子了！
第五，人生的体验与智慧 孔子和一切世界上的哲学家不同，而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处，就在他不是空洞的理论家，而是渗透于人生者极深，有着丰富的体验与智慧的。像孔子对人生的穷困便是极为了解并同情的，所以他能够说：“贫而无怨，难。”（《宪问》十）孔子对一般人的意志是知道不可勉强或阻遏的，所以他能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二十六）他又深知人之一生里的诱惑是各有其阶段的，所以他能够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七）他很明了思想上之格格不入而合作的困难，所以他又能够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四十）大概他看到的有希望的青年而无所成就的太多了吧，所以他能够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他更看到许多东倒西歪的人物之禁不住风浪吧，所以他会很感慨而含蓄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二十八）————这都是多末亲切而深远的阅历！司马迁不能不对这有所感印着，于是他的《史记》也便不是一部普通的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其中也同样有着生活的了悟和烙印了。他的判断，极其明澈，他对人情的揣摩，极其入微。这更不能不说是由孔子之赐使然了！
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世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
孔子果然是一个纯粹古典的人物，单单发挥冷冷的理智的么？
并不然。孔子在“不逾矩”的另一面，是“从心所欲”。他的情感上仍有浓烈陶醉的时候，他听音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述而》十四）；他的气魄上仍有不可逼视而震撼人的地方，他会说：“吾未见刚者。”（《公冶长》十一）他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他会说：“非其鬼而祭之，馅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他会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在这种地方，我们能说孔子没有浪漫倾向么？
在《论语》中，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孔子却就懂得木石之怪，山川之神，以及三尺的短人，三丈的长人了。这说明着什么呢？这是说明司马迁已经把孔子浪漫化，或者说，他所采取的孔子，已不是纯粹的古典方面了。
而且照我看，孔子根本是浪漫的，然而他向往着古典。他一生的七十多年的岁月，可视为乃是一个浪漫人物挣扎向古典的过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他的挣扎成功了！孔子是殷人，到他临死时，他有着身为殷人的自觉，所以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过了七天，他便死了（《孔子世家》）。可是他羡慕的是周，“郁郁乎文哉”的周。殷人尚鬼，殷本是一种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文化，周却是讲度数，讲礼乐的一种理智文化。殷是浪漫的，周是古典的。孔子身为殷人，而向慕周，这说明他本为浪漫而渴望着古典！
也就在这种心灵深处，司马迁有了自己的归宿了。所不同者，孔子的挣扎是成功了，已使人瞧不出浪漫的本来面目，而司马迁却不能，也不肯始终被屈于古典之下，因而他像奔流中的浪花一样，虽有峻岸，却仍是永远汹涌着，飞溅着了！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写于重庆
【注释】
(1)《史记》张守节《正义》，解释这句话是：“殷中也，又中运夏殷周之事。”我不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