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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时候，原是跟随着的司马谈却病倒了，这时司马迁正从西南奉使归来，在洛阳见到了他的父亲。
司马迁这一年二十六岁，在父亲的弥留之际，接受了做第二个孔子，并著第二部《春秋》的遗命。那为一般人所盼望了三十年的封禅大典，并为司马谈本人所参加设计过的封禅大典，可惜只能看了一个序幕，就饮恨而终了。
司马迁是什么时候追上了大队，是否赶得上缑氏和嵩山的祭祀，我们不晓得，但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终于扈驾东行，到了海上。这一年的四月，又随从汉武帝从海上到了泰山，参加了封禅。所以他的《封禅书》并非耳食之言，却也是实地的收获：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所谓寿宫是奉神之宫，早在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那时司马迁才十八岁，寿宫中就已经有神君下降，借巫为主人，不过说些普通话，可是为汉武帝所宝贵着了。司马迁为郎中以后，大概时常有参观这种喜剧的机会的。
封禅固然热闹，然而司马迁的父亲之死，一定给司马迁以很大的创痛，所以他在《封禅书》里，一方面是飘忽神逸之笔，一方面却又极尽讽刺笑骂的能事，这也是当然的了。
因为封禅而有了至海上的机会，这使司马迁对于齐才有一种更总括的了解。他说：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齐太公世家赞》
此外《史记》中关于齐人的许多记载，如驺衍、公孙弘以及许多方士如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公玉带等，也一定是由于在实地旅行中所得的灵感而着笔的了。
元封元年的五月，那封禅的行列，又由海上而到了现在辽宁的锦县，热河的承德一带，再经过绥远的五原，回到甘泉。他们这一万八千里的旅行，于是结束。司马迁这次北边之行，是记载在《蒙恬列传赞》里：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直道就是五原到云阳（现在陕西淳化县西北，亦即甘泉）的直通之道，所以恰恰是这一次的纪行呢。司马迁从前游了东南和中原，游了西陲和川滇，所遗憾的就是缺海上的景色和塞外风光了，这一次北地之游便又给弥补起来。
他到了任何地方，都访问长老，并都缅怀着中国的往古先烈。所以他又说：“至长老皆往返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精神的遗泽，在他是深深地感印着了。
司马迁的旅行，其意义也许不只是在表面上而止。以天才纵横的司马迁的精神论，本是有囊括宇宙，气吞山河的魄力的，因为它无从放置了，所以奔溢而出，迫使他各处纵游。司马迁的精神是浪漫的，浪漫的意义————最重要的————之一就是“无限”，这遨游也无非是那“无限”之象征而已。
这一年桑弘羊的平准政策成功了，由国家统制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因此十分富足，汉武帝各处巡狩，并赏赐，就是取给于此。司马迁也正叨了时代的光！不过后来平准的流弊丛生，司马迁也亲见之，那也就是他作《平准书》的来由了。
五 负薪塞河
旅行也许是司马迁的命运了，封禅的第二年，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他二十七岁了，又有扈驾负薪塞河之役。
原来这一年的春天，汉武帝又到了缑氏城（现在河南的偃师县南），更东行，到了山东半岛胶东，四月的时候，又去祭了泰山。因为这一年天旱，收成不好，而黄河在瓠子决口，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于是汉武帝乃率领百官去塞河。
瓠子在现在河北南端濮阳县南。当时汉武帝一面让百官都带了薪柴，加上竹片插起来，把石和土填在里边，去防塞，另方面却又给河水两条通路，使其宣泄。又是宣，又是防，所以在这里盖了一个宫，称为宣房（同防）宫。汉武帝更亲自祭河，把白马玉璧投在水里。这样还怕不成功，于是作有《瓠子之歌》。那词是：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旴旴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迫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另有一首是：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难；
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但却幸而用数万人之力把河塞好了，河南、皖北、苏北一带的水灾也消了。司马迁在这一次又是参加了的，他的《河渠书》就是因为实际的感印，以及有感于《瓠子之歌》而写下的。
六 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
在司马谈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这事，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也就是司马迁参加塞河的第二年，果然实现了，他已经二十八岁。大概司马迁的文才早为汉武帝所赏识，并早已表示过要他继续做太史令了，所以司马谈才晓得他儿子“必为太史”。
为什么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才为太史呢？这是因为父死有三年之丧的缘故。却只因为他身为郎中，所以虽在守制之期，也还扈驾封禅并塞河。
司马迁为太史令的这一年，正是少年英俊，富有活力的时代，当时汉武帝已经四十九岁了，但也正在英雄事业的盛期。在司马迁初为郎中时，汉武帝约四十三岁。君臣的相遇，到这时不觉已经六年了。
天才怒发的司马迁当了太史令，立刻表现出了躁进和不知人世艰辛的模样。太史令自然是一个亲贵的位置，于是劝他的朋友们也都借此登上政治舞台。所以当时有劝他的朋友挚峻的一封信：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维伯陵（挚峻的字）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这是劝挚峻也出来立功的意思。那挚峻却比较世故得多，却宁欲当山的隐士而不肯出来。那答书是：
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出，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辱，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馀齿耳。
这样韬光隐晦却也是司马迁所做不来的，他乃是很得意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而“出入周卫之中”了。
司马迁作太史令的这一年，不唯是他自己得意之时，国威也在蒸蒸日上着。这时不惟距匈奴战争告一段落已有十二年，距南越（两广）之平已有四年，距东越（福建之地）之平已有三年，而且这一年又把朝鲜定了，西域的经营则自酒泉（甘肃西部）以至玉门，都设有亭障，更因为和西域交通的结果，杂戏（角抵、鱼龙、漫衍之属）也开始出现，凡此一切，都在说明那时代的活跃和盛大。司马迁正是大时代的骄儿！
作了太史令以后的司马迁，他的生活当然是日以“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为事，“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的精神生活，不用说，是较以往更丰富了。
可是他除了游泳于这些文化遗产之中以外，随从巡幸之事，却还是不能免。例如他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又扈从封禅，这次的路线，是先到了雍（长安以西扶风之地），祭五畤，又通回中道，出了萧关（在现在甘肃的东北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过独鹿鸣泽（现在察哈尔的涿鹿），到了山西北部的恒山，才转回来。到了这时，司马迁是可以骄傲地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五帝本纪赞》）的确，一个不满三十岁的人，已经把全国都游遍了，原是值得骄傲的！
司马迁三十岁时，汉武帝又有南巡之事。先是到了南郡（现在湖北一带），又到了九疑山（湖南南部的宁远县境），因为传虞舜葬于此，所以即在这儿祭过了虞舜，又到了灊天柱山（即现在安徽东南部的霍山，当时号称南岳），自此到了浔阳（现在九江），这时大队伍是改为水路了，《汉书》上称“舳舻千里”，声势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汉武帝并且在江中发现了一只蛟，便亲自把它射获了，这时汉武帝已经五十一岁，体魄却还证明十分健旺。从浔阳，舟行到了枞阳（现在安徽桐城东南）。当时作有《盛唐枞阳之歌》，盛唐就是现在安徽怀宁之地。中间所游的是庐山和彭蠡（就是鄱阳湖）。南巡完了，汉武帝便又北上，到了琅琊和海上，更到了泰山增封。司马迁自然又跟着走了一大遭。
盛之始，却也就是衰之渐。这时汉朝的许多名臣大将多半物故了，卫青即死于这一年，张骞则死了八年，张汤死了十年，霍去病死了十二年，李广是死了十四年，于是汉武帝下诏求人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像一幕戏似的，汉武帝的事业是快到了尾声了，是快成为历史家的对象了。————但表面上却未必有人觉得！
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司马迁三十一岁这一年，在他个人没有什么大事。汉武帝却又巡幸回中，即甘肃的固原。也到过河东，到河东是为的祭后土，后土祠在汾阴（现在山西西南部荣河的地方），不用说司马迁也是奉陪了的。这一年，为要澈底消灭匈奴，便和乌孙（在现在新疆西界伊犁河流域）连络，以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冒充公主，去下嫁乌孙。这时通西域的使者已到过安息（在现在伊拉克、伊朗一带），安息便也曾把大秦（即罗马帝国）的魔术师献送给中国。往时有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也随了汉武帝巡行，汉武帝往常赏赐很厚，是炫耀，却也是示威。（汉武帝是天真而又可笑的！）又因为得到乌孙的好马，称为天马，天马好吃苜蓿，于是宫观之旁，也便种了无数苜蓿。异国情调是越来越浓了！司马迁呼吸于这种浪漫的空气之中，你能怪他成为一个浪漫的大抒情诗人么？
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司马迁三十二岁，却有两件不朽的事业，一是完成了，一是开始着，都表现在这一年了。
完成了的一件大事业是太初历。在这一年以前的历法，都是认冬天十月为岁首的，有点像现在的阳历。到了这年的夏五月，改订历法，以春正月为岁首，遂奠定了现在阴历的基础，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在两千年以上。这种历法，又不止只是争一个正月为岁首而已，晦朔弦望也都因经过这一次改订而十分确切了。更重要的是，照汉人五行学说推起来，汉德有三说：汉高祖自认是赤帝子，色尚赤，所以以十月为岁首。后来张苍主张汉应该是水德，色当尚黑，也以十月为岁首。只有鲁人公孙臣却主张汉应该是土德，色尚黄。但后一说当时为张苍的学说压倒，未见采用。不料在公孙臣说过那话的第三年，即文帝十五年（公元前一六五），在成纪（现在甘肃天水）却出现了一条黄龙，于是公孙臣的话的重要性便立时增加了。自此以后，大家便都盼望着依照土德而改服易制。可是这事一直搁置了六十几年，中间被那会望气的新桓平之欺诈而使文帝打消了兴致，以后景帝也没有动作，武帝初年又为爱好黄老的窦太后所阻梗，最后到了这次改正历法的时候，才把服色正式规定了。紧跟着“色尚黄”之后，乃是：“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本纪》）原来历法的改订，乃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大整理。这种大改革，参加的人有三四十位，其中如公孙卿、兒宽、壶遂、唐都、洛下闳等，更是有名的专家。这些人有的是司马迁的晚辈，有的是司马迁的父执。不过主动的，应该认为还是司马迁，所以他曾说：“余与壶遂定律历。”（《韩长孺列传赞》）司马迁本是要学孔子的，孔子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史记》中也有“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之文，这次就由司马迁之手而实现了孔子的理想了；司马迁本是世传的历史家，古代历史家即兼管星历，他这一次大功劳，也正是他父亲那“上世典天官事，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的一种九泉下的安慰。太初历对后来的影响之大，不下于《史记》，在汉代的重要，那就更不必说了。《史记》中《天官书》及《历书》之作，是有他的实际根据和价值的。
至于他那正在开始着的一件大事，不用说，就是那不朽的著述————《史记》了。国家的政法既然更新，在司马迁看来，就仿佛开一个新纪元似的了，所以他的《史记》也“于焉着笔”。这时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三十二岁，所以那文字中精力弥漫，生气盎然，矫健之中带有浓烈的感情。《史记》起初叫《太史公书》，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自此一直到他四十五岁，费了十四年的功夫才写成。假若加上他旅行及䌷读史料的开始时代，恐怕前后不下二十年！
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这一年，汉武帝仍然巡幸。在改历之前，汉武帝又到了泰山和海上。在改历之后，秋天的八月，则到了安定（现在甘肃固原县）。这一年，开始征大宛（苏俄属的中亚细亚之地），因为大宛的贰师城有好马，遂称去征伐的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预备一到那儿就把马取了来。那知道李广利来往两年，回到敦煌（甘肃西界），去的数万人不过只剩了十分之一二了，于是李广利请求罢兵。汉武帝听了大怒，打发人在玉门把败兵截住，说：“敢回来的就斩！”因此李广利吓得留在敦煌，不敢回来。汉武帝觉得大宛是一个小国，小国还攻不下，岂不为人耻笑，于是又发了六万人，十万只牛，三万多匹马，骆驼驴骡也以万计；更因为大宛城内无水，他们吃水是到城外的井里取，于是加派了水工，去把水汲干，好让城内没得水吃。再为万全起见，加发了十八万人，保卫酒泉（甘肃西部），同时也是后备军。伐大宛，目的是为得马，于是随着大军，又派了两位善于选马的人，预备一攻下大宛城，就取马。因此李广利再整队西征。这事一直到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才告结束，好马得了数十匹，中等马得了三千多匹，大宛王由汉兵立了一位对中国一向情感好的昧蔡，李广利凯旋回到长安。为了几千匹马，就那样小题大作，这就是那一个时代之富有传奇性和诱惑性的地方。（威风而有趣的《大宛列传》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同时，西域的建设，却因此更玑固并更扩大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时，亭障不过设到玉门（甘肃西部之中心），现在隔了八年，就又从敦煌设亭障至于盐泽（现在新疆的罗布诺尔）了。到这时，司马迁年三十五！这其间，汉武帝曾经幸河东（公元前一○二），本年也到过回中。汉武帝的车辇是没有一年休息过，司马迁的游踪也就没有一年中断过！
这时却有一桩可注意的事，这就是汉高祖所封的一百四十多位为侯的功臣，到了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因为子孙犯法，就只剩了四个人了。这表示法律的网子是越来越密，这密网不久也就套在司马迁身上了！————那便是有名的李陵案。
司马迁的体验本已经够丰富了，但却还另有这一页，使其更充实，更沈痛，也更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