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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上满七人，汉四人，蒙古一人，汉军旗一人。前此因为分满汉的原故，每部六堂官满汉平列，满三汉三；现在因为要打破满汉界限，就变成满七汉四；蒙古和汉军旗又恒党于满，实际上汉仅得三分之一。于是希望立宪的汉大臣官僚心中便有些不快了。热望立宪的恽毓鼎曾替他们鸣不平说：“章皇（顺治帝）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为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士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他不知道要立宪，便要改革官制；要改革官制，便要打破满汉；要打破满汉，便自然有“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的趋势，因为满人立宪的心理，根本与汉人不同，这是没有方法解决的。
中央官制的改革，清贵族的计划算是成功了一部分。但是地方官制中的督抚问题，是清政府的生死问题，也便是中国国家组织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某报纸评说：“欲决清国之立宪问题，不可不先决督抚制度之存废。今之督抚，事实上为副王。此制不废，中央集权之事不得告成功，则不外模仿联邦制度而已。铁良与袁世凯之相争，即为关于此根本问题（袁铁之争后再详述）。若此根本问题未决定，则虽宣言立宪之形式取法日本，然其实际犹不可同日而语。若以此次改革官制而言，其国家组织非采联邦而为中央集权制可不俟论；然现时督抚制度尚未改革，则此问题尚在未解决之列，不得以中央官制稍有改易而遂为已足也。……”清廷的亲贵也确已见到此处，但是他们终不曾得到一个痛快的解决方法。到次年（丁未）的五月，发布了一种所谓外官制，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各省学政已于先年改为提学使），增设巡警劝业道，裁撤分巡分守各道。又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命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亦择地先为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十五年一律通行。但于督抚的军财两权，实际上一无所动。后来他们想出两种办法，一面由陆军部渐次吸取各督抚的军权，用清理财政监理官吸取各督抚的财权；一面将权势最大的督抚调入中央，阳为尊崇，阴实裁抑。于是有北洋四镇改归陆军部节制的事实（于后述袁、铁争权项下再详叙），清理财政监理官至宣统朝始实行。权势最大的督抚袁世凯、张之洞便于丁未年七月同时调入为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表面上是以中枢的机要大权畀与汉员，表示不分满汉，实际上是要先拔出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减各督抚的实权。但是这种计划的效力微乎其微，终究不曾成功。我们平心而论，军、财两权应该统一于中央本是至当不移的，无奈他们用排汉的心理来集权，所以就是主张立宪的人也对于他们生出反感来了。
二、满汉大员的暗斗 自变法之议复起以后，各地排满革命之风固然盛行，北京宦海中的饭碗候补者间满汉轧轹尤为激烈。当时往游北京的人出而传说：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一无顾忌，汉人敢怒而不敢言，出则“排汉排满之声，叹息盈耳”。原来自刚毅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十二字的口诀以来（刚毅造此十二字口诀，见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排汉的精神已深藏在满洲亲贵的心里，万不可拔了；及立宪之说一起，满人处处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此期内满汉大员暗斗的故事，如荣庆之于张百熙，奕劻之于瞿鸿璣；最显著的莫如铁良之于袁世凯。当初设京师大学堂时，原只用张百熙一人为管学大臣。张是一个附和维新的人，喜欢引用当时所谓新人才，那班新人才，议论无所顾忌，于是满人就有忌刻他的，想设法搆陷他。他吓慌了，请以太后所亲信的荣庆同管学务。荣庆本是持排汉政策最力的人，专注意八旗学堂的扩张发达，对于张的措施，动辄掣肘，凡事不先禀命，张不得行；但是荣庆尚不满足，想把管学的全权揽入一己的手中，于是议设学部，置尚书一人而己任之。这是设立学部和荣庆任学部尚书的由来（此事在乙巳年的秋冬间）。瞿鸿璣和奕劻同处军机，本是西太后特别看重他。瞿有一位门生汪康年（汪曾为《时务报》经理，也是一个维新党人，于光绪丙午年，创办《京报》于北京），在北京的《京报》上时常讥刺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时奕劻、载振以“段芝贵行贿案”被言官赵启霖所劾，即宣传一时之“杨翠喜案”）。汪、瞿的师生关系本是人人所知的，奕劻因此早疑及瞿，满洲亲贵对于瞿都已侧目而视了。丁未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西太后偶与谈及奕劻，表示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的话（因为奕劻被人指责得太多）。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告之曾敬诒，曾以告之伦敦《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马利逊。这些辗转相告的，都不过把它作一种闲谈，而马利逊竟把它作一种实在消息，电告《泰晤士报》发表。西太后因此责瞿漏言，奕劻便嗾使言官劾瞿，说他“暗通报馆（指《京报》），授意言官（指赵启霖），阴结外援（指《泰晤士报》），分布党羽（指汪、赵等）”。于是月下谕命孙家鼐、铁良查复；孙、铁还没有复奏，旋即下谕命瞿开缺回籍。而奕劻反得留任。这是奕劻和瞿相倾轧的故事。至于袁、铁之争，关系尤为重要。原来袁世凯自补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在天津陆续奏设军政司（甲辰年改称督练公所）、学校司、农务司等种种机关；而军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参谋本部训练总监及陆军部的组织，区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俨然在天津成一个小政府。但起初清廷也不忌刻他，他也没有据地自雄的阴谋。（袁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曾奏请统一军政，谓：“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饷械不同，操法互异，平居声息不相通，临敌胜负不相顾，故成效难期，规定统一之法，实为扼要之图”云云。）当壬寅年挑选旗兵交袁训练，时袁且奏派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代为布置，足见当时并无龃龉。到癸卯年冬间，北京设立练兵处以后，排袁的运动渐渐见端了。北京练兵处的设立，用意本是在统一军权于中央的，但是开办之初，虽由奕劻管理，实权还是在北洋系的掌握中。因为练兵处的提调便是徐世昌，军政司正使便是刘永庆，军令司正使便是段祺瑞，军学司正使便是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属。此时留学日本的士官学生陆续归国了；其本自北洋送出的，都派往各镇充下级将校。其间有一个士官生良弼，是清贵族中的佼佼者，表面和革命党员的吴禄贞极要好，实在是排汉主义的急先锋，因与归国士官生的一部分暗倡排袁之议，利用铁良为主脑。袁、铁之争，便起于此时。袁世凯看见良弼那种落落不群的气度，尚想笼络他，委他任第六镇第二十三标标统。当时的标统已算一个显职，以初归国的士官生一跃而任标统，算是很特别的，但是良弼虽受了标统的薪俸，始终不曾到差。从此北京的排袁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因为袁所兼什么什么大臣的头衔太多，旧官僚也有嫉妒他的；士官生中的革命党员急于取得军权作革命基础，也想排开他；良弼乐得与他们结合，免除排汉的痕迹。所以，表面上仿佛是士官生与北洋系的相排，其实是满汉争死活的问题。到丙午秋间议改官制时，削减督抚权限问题发生，袁世凯便成了满洲亲贵的眼中钉；彰德秋操后（即在发布新官制时，袁、铁同为阅兵大臣），都中排袁运动一时大盛，御史奏劾，亲贵搆煽，袁自己也知道握权太重，便于是年十月奏请开去各项兼差；又奏称：“陆军第一镇，系臣会同铁良督率训练，第二、三、四、五、六各镇，系专由臣督练；现铁良已补授陆军部尚书，各该镇均请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毋须臣再督练。惟第二镇驻扎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扎天津附近；现在外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须赖重兵，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奏入报可。于是北洋六镇的兵权，袁仅留得两镇，铁良夺去四镇了（但是下面的将校铁良没有方法去掉）；这算是排袁第一步的成功。但是亲贵派并不以是而满足，因为袁还有两镇兵权在手里；（袁与载振，也有一段相争的小故事：初立商部时，载振任尚书，总揽全国路政，订立新章，拟将在工供差之监督总办等，加劄作为商部议员，而派本部章京，分赴各路帮办工事，意欲藉此收揽各省路政的实权。袁此时尚兼某路督办大臣，因奏称：“国家设官，内外各有责成。各部员司，受成于堂官，而不得径行于疆吏。各省僚佐，禀承于疆吏，而不能径达于部曹，此内外之权限也。如部臣以疆吏为不足问，而与司道直接，则疆吏为虚设。如更以司道为不足恃，而由部派员以佐之，则司道为赘疣。用内侵外，以小加大，而权限紊矣。夫商部遴选议员，只可调查各项事件，条其利弊，呈由本部，订为章制，通饬遵行。今以办事之监督总办兼议员之名，又以持议之章京侵办事之权，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势必牵制牴牾，阻碍百出，国家迭设新部，如昧于中央之制度，横干地方治事之权，各部派员赴各省办事，地方官皆失其职，窃恐天下不靖，而危乱随之。臣方以兼差太繁，力求辞谢，岂愿与部臣争管事之权，实以治乱所关，不容默已，故缕切陈之。”奏入，商部之计划遂阻。载振因此很不高兴。新官制成立，载振变为农工商部尚书，为亲贵派中的要人。）要制服他，只有把他的直督的地位，根本推翻。不过奕劻是早已深入袁的牢笼，宫廷中也有袁的奥援，所以不易动摇。直到丁未年七月，袁与张之洞同时调入军机，亲贵派的排袁算是得了大大的胜利。当时北洋军界颇有为袁抱不平的；不过北洋军人的脑中，尚以为是士官生排挤北洋系，不知道是铁良等排挤汉人势力的计划；因为良弼极与汉人士官生相结纳的原故。革命党的士官生如吴禄贞等能在北方军队中播散革命种子，未始不由于此。革命后，北洋系的要人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尝不种因于此。但这都非铁良等所及料的。
铁良等的军事排汉计划，尚有一层最深刻的，便是创立贵胄学校。他们以为当兵的汉人虽多不足忧，所可忧者就是统率兵队的上级将官，也将被汉人占了多数。倘若中国的兵都能够用满人为将，就好比以牧人驱群羊一般，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便创立一个贵胄学校，其程度期与外国的陆军大学相等；将来的上级将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备学校出身的，只能充当下级的佐尉。贵胄学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学，后来想掩饰汉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条：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亦得入学。其实此条等于空文，因为三品以上实缺大员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来入这种学校的。不过他们所办的贵胄学校，后来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胄享惯了骄奢淫逸的福，看相虽好，实际上都不成才，所以没有发生一点效果。
在上面所述满汉相忌的情形中，所谓立宪的预备不过是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罢了，哪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希望，但是一般立宪党人并不因此绝望。下节略述立宪党的活动。
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
清政府既以预备立宪为标帜，立宪党人的活动应该比较革命党要顺利一点；在一般主张立宪者的心里，也以为这是一条容易走得通的路。但事实上却不然。立宪党第一个言论指导者当然是梁启超。他在丁未年（一九〇七年）的夏间，便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日本东京着手组织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政闻社宣言。宣言的文章太长，此处不能全录，大略前面三大段表示政闻社发生的理由，继则列举政闻社所持的主义“四大纲”：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末段复设为问答之词说：
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常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承认为国民之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岂更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己，而吾党虽洞胸绝脰而不敢息肩者也。……
这段话仿佛已料到政府要干涉他们，预先把立宪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自由”的大道理去慑制政府，鼓励国内外同志的勇气，叫他们不要怕政府，尽管加入这个立宪团体。但是就梁启超的个人说，他国内的名士同志固然不少，而反对他的敌人，力量之大却没有方法可以制服。第一个大敌是西太后；袁世凯、张之洞屡次受他的言论攻击，也与他绝不相容；他虽说“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但是“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传说已深深印入清贵族的脑中，随他如何矢忠矢信，清贵族是不信任他的。就立宪的团体上说，国内热心奔走于此道的固然不少，但是革命党人则视之为大愚；不惟视之为大愚，并且视之为大敌；因为假使立宪之说深入人心，革命党的势力就要减杀了。所以运动立宪的一条路，表面上虽然觉得顺利，而政闻社在成立的当初，已处于两面夹攻的情势中。丁未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开成立大会，便被革命党捣乱，传为一个大笑柄。章炳麟记述其事如下：
阳历七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树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右（梁预知革命党将与为难，故招日本力士为护），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等，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椅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鼓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继遂言曰：“吾不应参与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中国当速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坛作酬应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
这便是政闻社开幕的活剧。该社虽于开幕时受此打击，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看这种捣乱，不过是一部分暴徒的行为，于他们的进行并没有什么损失。除了梁启超几个人以外，他们的社员随即陆续回国，预备在国内活动。到是年九月，有华侨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实行立宪的事；又有湖南人熊范舆等联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国内此处彼处常有学生开会，作政治演说；渐至北京也有开会演说的事了；大概都是由政闻社员的活动而来的。但是清政府不管他们的内容怎么样，总觉得这种“聚众要挟”的行为，是不正当；现在既已由皇帝宣布预备立宪了，你们这些小百姓为什么还要胡闹；于是在丁未十一月，有禁止学生干预政治的谕旨，又严谕禁止京师开会演说等事。后来政闻社的旗帜在国内各处揭出来了，清政府便一点不客气，于戊申年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将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看管；七月，复严谕各省督抚查禁政闻社，将该社社员一律严加缉捕，毋任漏网。于是政闻社的招牌完全消灭了。
立宪党的政闻社虽然消灭，但是国内与该社同志愿通声气的人士却也不少；在江浙一带还有一个预备立宪公会，在湖北有一个宪政筹备会，在湖南有一个宪政公会，在广东有所谓自治会等，大概都是与政闻社同性质的团体，成立于宣示预备立宪以后。就中以预备立宪公会为最活动。该会的重要人物为朱福诜、张謇、孟昭常、郑孝胥、汤寿潜、许鼎霖、雷奋、陶保廉、周廷弼等，会员多江、浙、闽三省的名士或实业界的人物，在当时颇有声势。他们表面上避去康梁的关系，所以清政府也不便如何压迫他。在戊申年的六月，曾由郑孝胥领衔联名向政府请愿开国会；又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移书湖南立宪公会、湖北立宪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豫、皖、直、鲁、川、黔等省的同志，约于是年七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要求都察院代奏；八旗的士民，也有加入的。清政府此时对于政闻社虽用严厉手段，对于这些请愿的人士，因为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有相当的名望的，又与康梁似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虽不曾十分理会他们，也不曾压迫他们；并且恰逢此时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及选举法要领编就进呈，因于八月二十七日就将这些法案发布，并颁行一种九年预备的定期，可算为他们请愿所得的结果。不过这种宪法大纲，使他们大大地失望，因为它是纯粹从日本宪法上抄来，关于君主的大权比日本天皇更无限制，只可算为保障君权的宪法，于国民没有什么好处，其条文附后：
关于君上大权：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君上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院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
——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
——君上有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
——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调遣常备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遣派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君上有爵赏及恩赦之权。
——君上总揽司法权，惟委任审判衙门，须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君上有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不以命令更改或废止。
——凡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国会协议。
——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关于臣民权利义务：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附言）这种宪法大纲完全没有评论的价值，因为当时的编查馆完全受清皇族的宰制，而皇族中以载泽为编纂的主要人员。载泽在日本考察宪政时，伊藤博文为他讲演日本宪法，把天皇大权说得特别重大，对于天皇大权的限制多略未说及。而载泽又不通日文，全凭编译人不确切的口述和笔述，以为日本宪法真个如此，伊藤所传授的宪法精义真个如此，所以就很高兴的赞助西太后立宪而定出这种宪法大纲来。伊藤氏的讲演词见《民报》第三号，并有汪精卫很锐利的评语，因原文太长，此处不备录。
五 屡起屡仆的革命军
革命党自成立同盟会以来，虽然有了统一的中心机关，一般人心也厌弃了清廷，但是他们的活动比立宪党还要困难。第一，他们只能作秘密行动，不能作公开行动，中国的地域虽大，没有他们彰明昭著建设大本营的处所。第二，要革命非用武力不成功，而武力所需于物质上的资助是异常大的，很不容易取得。所以在立宪党人的观察是万不能成功，并且无从措手。而革命党人着手的方法，仍不外联络各地会党与运动军队的两途。关于这两方面，同盟会的党员，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原已发生不少的关系：中山在巴黎时，与法国陆军部有所接洽；及由欧赴日，船经吴淞，与法武官布加卑相晤（布系预奉法陆部之命来华接洽者），布乃于驻扎天津之法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援助中山；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秘密机关，命黎仲实与法武官某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法武官某调查川滇，命乔宜斋（即乔义生）与法武官某往南京、武昌、长江一带，都是注重军队方面的联络。这算是同盟会活动进行的开始。从一九〇六年（丙午）到一九〇八年（戊申），有下列屡起屡仆的革命事变：
一、丙午萍浏之役；
二、丁未潮州黄冈之役；
三、丁未惠州之役；
四、丁未安庆之役；
五、丁未钦廉防城之役；
六、丁未镇南关之役；
七、戊申河口之役。
上面所列七役，第一役虽与同盟会有关，非发动于同盟会；第四役则为徐锡麟等的独立动作，与同盟会无关联；第二、三、五、六、七役则继续发动，皆由同盟会干部主持。为叙述的便利计，请以与同盟会无关系的第四役置之于后。
萍浏之役，发生于湘赣接壤之萍乡、醴陵、浏阳等县。是年，吾国中部各省遇荒，而湘赣接壤各区特甚，饥民遍地。该处会党头目李金其、萧克昌、姜守旦、龚春台、王胜等向受马福益的指挥，而马则曾与黄兴等相结合，前已殉难，李、萧早想替他复仇。恰值同盟会员蔡绍南、刘道一等暑假由日归国，在浏阳、衡山等处鼓吹同盟会的革命主义，李、萧等因与接洽，便乘机运动萍乡的矿工联合附近各处的同党，决计起事，拟分三路：一由浏阳进窥长沙，一以萍乡安源矿路为根据地，一由万载东出瑞州、南昌以达长江。因事机不密，先期泄露，浏阳之军先期于十月十九、二十等日发难，占领麻石、金刚头等处，萍乡之军继得矿工响应，占领高家台、上粟市等处，江、鄂、赣、湘四省督抚闻耗调集重兵围攻，革军卒以失败。此次的发难，虽因蔡绍南等运动，然内部很复杂。例如任浏阳方面指挥的龚春台发布檄告，则称“奉中华民国政府令”，并有“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的话，可算是树着同盟会的旗帜；但是别有一部，则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檄文的内容，为单纯的排满主义。他们所用的军械，马刀、梭镖、小手枪、鸟枪、抬枪和少数来福、毛瑟枪，均极杂劣，当然不敌正式军队，失败是意中事。但是当发动之初，声势也异常浩大。东京同盟会本部事前一无所闻，及消息传至东京，下令各党员纷纷回国，想运动长江各处军队谋响应。沿江各督抚因萍浏事变，严密防范，于是宁调元在湘被捕系狱，刘道一被捕遇害；胡瑛在鄂被捕系狱；杨卓林在扬州被捕遇害；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在南京被捕系狱；算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的牺牲。
同盟会因此役的牵连，还受了几种损害：一、失却长江方面将成立的基础。武汉方面原有一个附于教会的革命党机关，名曰日知会（成立约与华兴会同时，并属一气），其会员后皆加入同盟会；乔宜斋偕法国武官来鄂，与鄂军界联络，即以该会为机关；因法武官演说革命，为鄂督所派的密探窥破，日知会因此破坏；胡瑛的被捕即在此时，与胡同时陆续被捕的还有主持日知会的刘家运（别号儆安）及季雨霖、朱子龙等多人，这是武汉方面基础的破坏。南京方面的新军中，也是为革命空气所笼盖，其将弁为赵声、倪映典、林述庆、柏文蔚、冷遹、杨希说等皆先后加入同盟会，因乔宜斋偕法武官到宁，常和军警界来往，为密探所窥破，萍浏变起，防范益密。孙毓筠因此被捕，赵声、倪映典诸人亦多被端方所疑撤差，这是江南方面基础的破坏。二、东京的本部方面，亦受压迫。清政府因萍浏之变，及长江方面累次破获党人，知道革命党的策源地是在日本东京，于是力与日政府交涉，要求日政府将革命党重要人物逐出日境。日本帝国主义者因为要讨清政府的好，以便容易索取权利，于是竟容其请，于丁未年正月命中山离去日境（并以赆仪数千元相馈，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亦馈送一万元。同盟会员有反对受此等赆仪者，因此生出小小风潮）。此时中山在日本既不能立足，长江方面的基础又皆破坏了，因率胡汉民、汪精卫等同往安南，设机关部于河内，于是革命活动进行的区域乃限于滇、粤、桂三省的边隅，而有前列二、三、五、六、七诸役。
潮、惠两役的发动，约在丁未年的四五月。潮州饶平县的黄冈会党与韶安县的会党，曾与革命党有联络，中山派人运动他们结合，谋劫黄冈协署军械起事。值会党某员被警署所捕，押入协署，会众即起围攻协署，杀清吏数人，将协署占领，又克寨城，旋为清潮州镇兵所攻溃。同时，邓子瑜奉中山命运动会党，在距惠州二十里之七女湖起事，博罗会党同起，也先后为清军所败。是为潮州黄冈之役与惠州之役。到七月复有钦廉的发动。前此数月，廉州的三那地方有刘恩裕所统率的万人会，抗纳粮捐，不受劝谕；清吏调兵往剿，会众被击散，但清兵退后，会众复集。钦州的张得清亦聚众与三那会党合。清廷派郭人漳、赵声（赵被江督撤差后乃来粤）两人各统所部新军约三四千人往剿。郭为湘人，与黄兴相识，赵则已入革命党；中山因使黄兴往说郭，胡毅生往说赵，要他们反戈。郭、赵答以“有真正的革命军起，便即响应”。于是中山派人往约钦廉抗捐的会党并各属团绅，为一致行动；又派萱野长知往日本购运军械，并在安南召集同志，聘法国退伍军官多人，一俟军械运到，即行编为正式革命军，约计可得二千余人，以与钦廉团众及郭、赵所统之新军相合，当有六七千人，由钦廉进取广州为根据地，好像很有希望。不料购运军械的计划因故失败，党军虽已攻破防城，因军械不到，转逼钦州，希望郭人漳响应；郭见党军势力薄弱，又受他军的牵制，不敢动；党军乃进围灵山，希望赵声响应，赵见郭不动，亦不敢独动。清吏复调他兵力剿，党军遂败，余众退入十万大山。是为钦廉防城之役。钦廉失败后，中山和黄兴、胡汉民并法国军官、安南同志等百数十人，改由安南谋窥广西。镇南关附近有一群游勇的团体，勇敢异常，中山派人联络，作为攻取镇南关的先锋队，于十月十三日夜突攻镇南关，夺取镇南、镇东、镇北三炮台，想由此约集前次退入十万大山的党众，会攻龙州。但是十万大山的党众因为道远不能即到，中山、黄兴亲领百数十人据守三炮台，与陆荣廷、龙济光所统的清军数千人激战七昼夜，卒以众寡不敌，退入安南。是为镇南关之役。中山过谅山时，为清密探所看破，报告清吏，后由清廷与法政府交涉，将中山逐出安南。中山离安南时，乃令黄兴再入钦廉，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谋攻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为革命根据地。后黄兴率领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间，其威名颇为清吏所惮，然卒以无援退出。至戊申年三月，黄明堂攻占河口，清边防督办被杀，因收得降卒一部分。滇督锡良大惊，电调重兵图恢复。后黄兴亦到河口，与明堂等力抗清军。然卒以众寡不敌，革命军复失去河口，黄等乃率余众六百余人仍退往安南。是为河口之役。（河口之役据中山所记，谓黄兴未到河口，即为安南政府扣留。然据冯自由言，则黄兴曾亲入军中参与战争，时中山已不在安南。故所记有误，当从冯说。）河口失败后，退往安南的党众，不为安南法政府所容；法政府将他们送往星加坡（即新加坡），星督说他们是中国的乱民，不许登岸，法邮船停于星埠两日；后经法政府表白，说他们是中国的革命团体，在河口与清军交战时，法政府曾守中立。已认为革命的交战团体，不能作为乱民看待，星督才准登岸。革命失败的苦境，可想而知。从此安南也不能作为革命的策源地了。凡与中国密迩的地方，中山都不能自由居住，乃复西游，以策划进行的事务，托黄兴、胡汉民主持。但屡经失败以来，经费既绌，又得不到相当的根据地，活动暂停，此可算为革命党最困难的时代。
安庆之役，在丁未年五月后，即徐锡麟之刺杀皖抚恩铭，牵及秋瑾被捕遇难，事虽无成功，影响及于人心颇大。徐锡麟，浙江山阴人，久蓄排满光复之志，曾在绍兴创办大通学校，与竺绍康、王金发等相结，联络嵊县会党首领龙天渠等，谋革命。旋往日本考陆军，因体格不合，被摒，乃改习警察。归国后与陶成章、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等组织光复会。徐纳捐为道员，往安徽候补。恩铭为他的口说所动，命他作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堂长。暗中布置党员，谋在安徽发难。因他办事认真，恩铭很赏识他，不知他是一个革命党首领。陶成章在浙江联络武义、永康、东阳等处会党，秋瑾则任绍兴大通学校校长，与竺绍康、王金发等部署绍兴、嵊县、仙居等处会党，编立光复军，皆与徐有联络。忽党员有在下游某处被捕的，并搜得一名册，江督因知有革命党要人集于皖境，电告恩铭防范。恩铭不知党首即他所赏识的徐道员，反命徐密查。徐恐为恩铭所觉，谋先发，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巡警学校行毕业礼时，邀请皖省各大吏集于警校，想把他们一网打尽，然后集合军警起事。结果仅枪杀恩铭，余皆逃散。徐率学生据军械库，被防营兵所围，陈伯平战死，马宗汉与徐皆被擒，遇害。浙抚张曾敭得皖电，搜索党人，浙绅某为秋瑾仇家，因向张曾敭告密，张乃派兵往大通学校，围捕秋瑾，瑾被害，并株连许多人士。这便是中山所谓：“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如徐锡麟……秋瑾是也。”这一役最大的影响，便是满汉的感情，从此益趋恶化。恩铭为满人，满人的大小官僚，因此人人自危，排汉的念头更深。秋瑾被捕时，并未搜得反叛证据，亦无确切供词（秋瑾书“秋风秋雨愁杀人”七字），罗织成狱，株连许多无辜，激动大多数人的公愤。主案的人为绍兴知府满人贵福，因此汉人仇恨之念也更加深刻。（贵福的刑幕陈某与会审的山阴县知县李某，均以争此案不平被撤。及省委道员陈翼栋至查阅案卷，亦有责言。浙人因此大哗。张曾敭不安于浙，求他调，乃移抚江苏，苏人拒之；更调山西，晋人又拒之。张知不见容于人，乃乞病。贵福亦以此不自安求调，乃移守安徽之宁国，宁国人亦拒之，遂不知所终。可见此案激动人心之广。告密的某浙绅，后亦为人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