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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部相持，共历五十余日；初欲待北伐军回师，共同戡定陈部，直至八月初旬，得悉北伐军被陈部所阻，不能回到广州，才于八月九日离粤。这是中山蒙难的经过，便是陈炯明叛孙的结果。
南方的陈的叛孙，与北方的奉直斗争，表面上本是两件事，但是骨子里面却是相联的。陈炯明与直系有联络，孙中山与奉系有联络；奉系既被直系打倒，中山北伐成功的希望，已经是很少了。因为此时一般国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在中山以为直系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应该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但是一般国人不能了解此种意思，觉得吴秀才总比张胡子好，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况且当时北伐军的兵力由杂凑而成，很难打倒直系，既无打倒直系的把握，不如与直系妥协，和平解决的为好；所以直系一提出恢复法统的计划，大家便欣然赞成，希望中山从此可把护法的旗子卷起来，将广州的总统府取消，免去南北的战争。这种心理，是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统一的心理。陈炯明一派的武夫，便揣摩一般人的此种心理行事。当中山削夺陈炯明的职权时，便有人替陈表同情，以为陈氏不赞成北伐，是志在保境息民，整理两广内部，无可厚非。中山削夺他的职权，未免操之过激；及至徐世昌退位，法统恢复，见诸事实，叶举等围攻广州总统府，也便藉口护法的任务已了，通电请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之宣言；国内各方面也纷纷通电，赞成统一，劝中山下野；就是学者名流如蔡元培等，都表示同样的意见；可见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统一的心理。中山离粤到沪后，报告国民党同志书，结尾的一段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出生入死，胜败之数不可屈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吾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其实陈炯明是利用一般人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行，虽说是失败于陈炯明，还是失败于一般人不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不过就陈炯明和中山的关系上说，陈氏的行动实在是不应该：原来陈氏是向中山宣过誓、捺过指印的同党党员，有服从党魁之义务；他所部粤军的基本，完全是中山从桂系手中抢出来给他的；若说时势上绝对不宜于北伐，不妨向中山力争，争而不得，则飘然引去亦可，否则正正堂堂地宣言脱党后，再与中山为对抗的行动亦无不可；既舍不得目前的地位和政权，又不敢宣言脱党，一面使部下向中山开战，一面还写信向中山称总统，求调和；（孙中山在蒙难中，尚接陈炯明一函如下：“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也。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和平。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手段未免太恶辣，人格未免太卑劣；中山骂他“阴毒凶狠”，说是“人心世道之忧”，实在不是过当的话。
五 所谓“法统”的恢复与联治运动的合流
所谓“法统”，本来与旧史学上所谓正统、理学家的所谓道统，同一无意识；从光明的方面说，是革命派的人士借此作反抗北洋军阀的招牌的；从黑暗的方面说，竟是百十个议员借此维持他们的铁饭碗的招牌。民国二年选出的国会议员，法定的任期分明只有三年（参议员任期六年），到了民国十一年还要恢复集会，又不是全国的选民死尽了，无可再行选举；袁世凯的总统任期，黎元洪补充未了，已经冯国璋的补充，冯氏满任去职又经过了三年，还要黎氏再来复任；这种“法统”的理论，若把它所蒙政治上的外衣剥去，真不知从何说起。然当时一般舞文弄法的政客，和一般舞枪玩法的武夫竟说得“像煞有介事”。一般急求和平的国民也以为南北的纷争真是为法统，法统一恢复，统一便无问题，天下便太平了。哪里晓得招牌只是招牌，纷争的问题还是问题呢？
法统恢复的提议，表面上是出于孙传芳，但内幕的酝酿已经很久。吴佩孚向来不喜欢徐世昌；当他驻在衡州时，屡次通电称徐为菊人先生而不称总统，便是与南方表同情；但他对于旧国会又实在没有好感，所以在九年秋间打倒段祺瑞以后，他提倡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南北的纷争，不曾主张恢复法统。各方面的实力派，对于他所提倡的国民会议都不理会，他也就偃旗息鼓了。十年援鄂战争终了后，又令张绍曾出名通电主张在庐山开国是会议（十月十日），除了与吴通声气的几个直系督军联电赞成外，各方面的实力派也少有人理会；仅有“国是会议”的名称一时被人民团体采用了。（十月中旬，上海商教联合会通电主张在沪组织国是会议，后改为八团体联合会，议定一种宪法草案。）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旅居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忽然发表一道宣言，主张仍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这道宣言的由来，内幕中的情形如何，虽不能详，其为法统恢复运动的见端，并以应付联治运动的潮流，则甚显然；不过各方的实力派，对此也尚未十分动念。恰好此时梁士诒内阁成立，奉直的战争将要逼紧了。在奉直战争的酝酿期中，有两种关于时局进展的传闻：一、奉系方面，与孙中山及皖系联合倒吴，约定于倒吴之后，将广东的非常国会迁回北京，举中山或段祺瑞为总统，而收实权于本系势力宰制之下，这是奉系想利用旧法统的计划；二、直系方面则以其同系地盘的广阔，更与陈炯明通声气，已有统一宇内之势，所恨者东北有一张胡子逼处，西南有一中山死守护法的旗帜，陈炯明不便彰明昭著地与己一致行动，因此也想恢复旧国会，并且抬出黎元洪来，以便打倒中山护法的旗帜，用旧国会制宪，又可以遏制联治的潮流，这是直系想利用旧法统的计划。四月初旬，北京旧国会议员连日集议，继续行使职权，发表宣言。张绍曾附和通电，主张：（一）由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二）由各省共谋根本改造。并谓吴佩孚推重曹（锟）、张（作霖），对于时局亦无成见，但奉直两系当面的争执问题是梁士诒是否卖国的问题，未便将法统问题插入，并且两方非先拼个你死我活，前面的计划也未易实现，因此对于张绍曾的通电尚无人响应。奉直战败后，吴佩孚即于五月十四日通电各省，征求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十五日，孙传芳即率领部下联名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此时孙氏不过是一个长江上游总司令，驻军鄂西，地位、人望都不为人所重视，用他发出这种通电，正是曹锟、吴佩孚掩饰国人耳目的策略；所以曹、吴在十九日还与直系各督联电向各方征求意见，大意说：“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仿佛他们自己尚无成见。但至二十四日，民六旧国会议员已在天津开筹备成立会，议定进行方法，通电依法自行集会了；二十八日，孙传芳又发出劝告南北两总统同日退位的通电；曹、吴亦于是日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六月一日，旧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在天津开会，发表宣言，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次日，徐世昌退位，曹、吴即领衔联合十省区督军、省长，电请黎元洪复职。从孙传芳第一次建议之日到徐氏退位之日，仅仅半个月工夫，便发生如此的效力，倘非曹、吴早有成算，安能如此神速？原来曹锟早想作总统，（徐世昌当选总统时，曹锟即运动副总统的地位，因为徐世昌想以副座一席留给南方要人作为调和南北的条件，授意新国会参议院议长梁士诒从中作梗，副座的选举未成，曹锟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已积怨于徐世昌及梁士诒。）吴佩孚早想拔去中山护法的旗帜，吴景濂、王家襄等一派怀抱铁饭碗目的的议员，窥得曹、吴的意旨，曾与热河都统张绍曾等秘密商洽，以恢复法统的计划，向曹、吴建议，早已得曹、吴的同意，孙传芳的发动，不过是机械的发动罢了。这便是法统恢复的由来。
当时各方对于法统恢复的反响，约可分为下列各派。
一、被抬举的黎元洪 黎氏本人，是一个忠厚长者，当然不能窥破曹、吴的阴谋。章太炎在上海秘密致函黎氏，叫他“杜门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时之变”，意思就是叫他不要受曹、吴的玩弄。但是黎氏禁不得左右一班攀龙附凤的政客们的怂恿，他自己也未免有几分久蛰思起的热情，不过不便一口应承，因于六月六日发出一道几千字的所谓“鱼”电，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来。“废督裁兵”是当时内外舆情所渴望的，黎氏提出这种条件，自然博得一般人的同情，那种捧场喝彩的声浪真是直上云霄。曹、吴一派的督军此时只怕黎氏不肯出来，既肯出来，无论什么条件，口头上都是承认的，“废督裁兵”的一句空话，为什么不能立刻答应呢？他们既答应，黎氏就很高兴出来了；六月十一日便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于是黎氏重行堕入火坑。
二、被暗算的孙中山 中山不是黎元洪那种傻子，对于直系的阴谋，自然立即窥破。黎元洪发出“废督裁兵”的“鱼”电那天，中山也在广州发出一道宣言，其中重要的文词如下：
……六年以来，战争延长，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毁，始大白于天下，用兵数载，得此效果，国内问题，似可和平解决。惟现在北方拥有重兵，能操纵北京政权者，厥惟直军。若直军诚能护法，则从此兵不血刃，而国是可定。否则徐世昌虽已潜逃，而直军犹无悔祸诚意，则祸变之来不知伊于胡底。……夫约法之效力不坠，在使国会自由行使其职权，国会之能自由行使职权，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自由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乱，实以酿乱。故欲使今日以后，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不再受非法之蹂躏，第一当惩办祸国渠魁，第二当保障国会安全。……军兴以来，兵队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悉改为工兵，统率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以工具。……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将所部军队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作为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直军诸将，如能履行此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若进退失据，惟知假借名义，以涂饰耳目，则岂惟无悔祸之诚，且益长诪张为幻之习；本大总统念民国以前祸乱之由，在姑息养奸，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务使护法戡乱之主张，完全贯彻，责任始尽。惟我公忠体国之人民，深喻斯旨。
这便是中山“工兵计划”的宣言，意思是要直系武人先解除他们自己的武装一半，才承认他们的尊重法统就是出于诚意，否则仅属“诪张为幻”的阴谋，决不为他们所欺。这种条件，直系自然不能履行。无奈陈炯明已入直系的彀中，演出六月十六日的恶剧，不惟不要直系解除武装，反先将中山的武装解除，使曹、吴暗中称快。但是中山直到放弃广州来到上海后，仍旧不变他的主张，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发出的宣言，仍旧坚持他的“工兵计划”，不过此时已经失去广州的根据地，直系不把他放在意中了。
三、所谓护法的“民八”议员 旧国会本身，对于法统恢复，仿佛不至有反对的，但自民国六年以来，国会已经不是整个的了。在广州自由集会的旧国会，所以称为“非常国会”，就是因为只有旧国会的半边；民国八年，用非常手段补完，到九年军政府瓦解后，又只剩得小半边了；并且所剩的小半边的成分，以民国八年新补的成分为多，所以称作“民八”的国会。此次恢复旧国会的发动，是由于未赴广州的王家襄一派，及由广州退出的吴景濂一派，与直系军阀弄的勾当，以恢复六年国会解散时的原状为目的，所以称作“民六”国会。“民六”国会的恢复，就是要拆“民八”国会的台。“民八”的议员望着铁饭碗要打破了，因此大起恐慌，六月三日，在广州通电主张继续“民八”国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筹备的“民六”国会。但是他们的否认不生效力，“民六”国会渐渐地凑足了法定人数，到八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了。“民八”的议员因在上海组织一个“法统维持会”，北京也有一部分的“民八”议员组织一个“法统学会”，互相呼应，高唱“民八”为正统之说，于是法统中更有令人肉麻的正统论。他们的理由是：“民六”国会的解散法律上本来无效；广州的自由集会本为法律所许；一部分议员放弃职权，不往广州集会，除名另补，乃当然的程序；既经除名之议员，岂尚有职权可复；且有曾充安福国会议员者，有曾任伪政府官吏者，安得颜再言法统；要说法统，只有继续“民八”国会，断无恢复“民六”国会之可言。“民六”的议员认定这种铁饭碗原来是他们的，于是反唇相讥，说：广东的除名乃非常会议所为，不合院法，补缺手续亦不完备；此次开会乃由总统明颁撤销“民六”解放之令，在法律上毫无遗恨。于是“民六”、“民八”之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双包案”。“民八”议员，得中山的鼓励和孙洪伊的怂恿，纷纷北上，于八月三十日闯入众议院议场，索打议长，竟演出“双包案”的活剧来了。彼此相持约两旬之久，弄得开不成会，“民六”的国会乃于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届常会闭会式，以为无抗抵之抵抗。后来政府设置一个什么政府讨论会以谋安插“民八”的失业可怜者，“民八”分子的大部分渐渐软化了，始得到一个不解决的解决。
四、奉系与皖系 张作霖此时是一个战败者，对于所谓法统恢复的问题，自然无过问的余地。但东三省还是在他的宰割之下，无论谁作总统，国会或新或旧，他都不理，他在六月三日通电宣布东三省自治。六月二十日，虽有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通电赞成统一，但一面却举张作霖为三省保安总司令；张氏于七月三日召集吴俊陞、孙烈臣开三省军事会议，对于中央，决计持中立态度，不受调和，一面积极训练军队，预备二次的战争。皖系自九年段祺瑞颠覆以后，残余的地盘只剩有浙江一省和上海一隔的淞沪护军使了。浙督卢永祥于徐世昌宣布退位的次日，即通电反对恢复法统之说，谓徐之去职，以政权付诸现内阁摄行，内阁复以还诸国会，（徐去职时，曾命令国务院暂时摄行大总统职务，国务院则电致天津国会两院议长，声称谨举此权奉还国会，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无法律根据；黎元洪的任期，曾由冯国璋补满，黎则已无职可复。五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即响应卢氏的通电，也表示反对。及黎元洪入京，卢、何二人电黎，都只承认他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因为黎元洪主张“废督裁兵”，卢氏便于六月十六日自动的废去浙江督军，由所部在浙军官推举卢氏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其实就是变相的宣告浙江独立；卢氏发出的“号”电说：“自废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自此浙江制宪自治的空气越发浓厚了。
五、西南自治的各省 西南各省最重要的本要算两广，陈炯明正在和中山捣乱，已为事实上的表示。其他如湘，如川，如滇、黔，都已树立自治的旗帜，忽闻恢复法统之说，立刻不便作何表示；要承认，恐于割据的自治有碍；要反对，又不知要如何措词才好，所以起初都守静默的态度，不加赞否，及法统恢复，渐次成为事实，始相率表示，一面尊重法统，一面促成联治。唐继尧（唐氏自十年二月被顾品珍逐出云南后，于十一年三月复乘机回滇，战胜顾品珍，恢复原有的地位）于六月二十九日电黎表示拥戴，后又连发两电：其一，说“恢复国会及总统复职，固为护法各省所主张，惟根本解决之方，则在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其二，说“以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运输于宇内，此时仍惟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湖南的赵恒惕于七月一日通电，也不否认国会的恢复和黎元洪的复职，但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说：“国会自由集会，应时势之要求，树百年之大计，首在完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四川的刘湘，表示大概相同。曹锟、吴佩孚对于唐、赵的主张不予赞成，说统一事件应由国会解决，反对另开联席会议，并说各省军人不宜取轨外行动。赵恒惕后又发表一篇《与曹吴论国是书》，洋洋数千言，反复解释联邦制的精神和作用，主张于国会制宪之外，有另开各省联合会议的必要。无奈曹、吴以为自己有了旧国会的工具在手里，已经占了上风，不肯容纳他人合理的建议。赵恒惕的洋洋大文终归空费纸墨；不过国内联治的空气，已经很浓厚了。
六、其他的国民团体 除了上面所述五个方面以外，其他的国民团体，对于所谓法统本无所容心；自九年秋间以来，大都趋向于联治运动；不过因为连年的兵乱，所争者表面上都是为一个“法”字，要替护法的人求得一个偃旗息鼓的下场，用恢复法统来敷衍一下也未尝不可，若要真正解决国内的争端，还是非用联治的方法不可：这是其他国民团体一般心理。当时可以代表此种心理的团体，在上海有一个八团体联合会的国是会议，（所谓“八团体联合会”，是起于十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开会的商会联合会，继于十七日加入教育会联合会，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开国是会议，至十一年三月，又加入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的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于三月十五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这要算是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事的团体。）主张由各省自制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中华民国的国宪；他们并且组织了一个“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在法统恢复进行的当中，曾用国宪草拟委员会的名义通电，表示他们的主张，并且在七月中旬发布他们所拟定的国宪大纲，内容完全采用联邦分权的办法。在北京方面，还出现了一个学者所组织的言论团体————《努力周报》。他们虽主张恢复旧国会制宪，却不附和什么法统之说；他们认定由旧国会制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办法；他们劝告黎元洪，叫他自认为事实上的总统；劝告旧国会，叫他们自认为事实上的国会，努力制宪，不要再闹什么无意识的纠纷，作政治的买卖；他们主张采用联邦制，以免军阀割据之祸，很恭维八团体的国宪草案；他们屡次劝告当局，主张召集一个各省联合会议，公开地讨论一切重要问题，解决一切纠纷，若要避免联省之名，不拘叫什么会议都可以。（他们因为孙中山、吴佩孚反对联治，在该报第十八期的短评里面忠告孙、吴，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局面；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久必失败的武力统一。”）这一些主张，很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到国会开会后，北京又出现了一个“修正宪法草案请愿团”，主张将《天坛宪法草案》重加修正，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划分成为一种联邦制的宪法。故就一般的国民心理说，法统恢复的时候，便是联治运动达于最高潮的时候，所以此时可称为护法运动与联治运动的合流。
在此两种运动合流并进时，那个被恢复的黎总统和旧国会，仿佛也觉悟到此点。黎氏于七月一日发表一道命令，说：
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现在国会业已定期开议，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俾得至中至当之归，允符相维相系之义，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这道命令，便是应付联治的要求的。国会开会后，于八月十九日的宪法审议会，以大多数通过“省之事权应取概括主义，中央取列举主义”。于八月二十六日的宪法审议会，又通过了两案：一、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二、“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这也是应付联治的要求的。如此，对于民国统一的前途，仿佛多少有一点点希望；但是曹锟只梦想作总统，吴佩孚只梦想单纯的武力统一，黎元洪和旧国会，都不过是他俩暂时所玩弄的工具，因此各方的实力派也依旧钩心斗角，和曹、吴对演他们袖子里面的秘戏；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所要求的，都成空想。不久，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曹锟实行窃位，国会最后的自杀，又转入别一幕的怪剧。
六 中山重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
法统恢复后，曹锟、吴佩孚十分满意；尤其是曹锟，以为护法的旗帜打倒了，现在惟我独尊了，大总统的椅子，立刻就可以坐上去了。谁知他的大总统椅子还不曾坐上去，广州的大元帅府又已建设起来了。
孙中山于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到上海。陈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广州，不久便自任粤军总司令，准备重作广东王。但是他的广东王也作不得几时，不久又要去作惠州王。原来中山的北伐军从赣南回师，被陈炯明部击败时并未消灭，分两方面退却：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退闽边，朱培德等部的滇军由湘边退桂林。许崇智与闽有历史上的关系，与当时驻军延平的王永泉早有联络。王永泉与闽督李厚基本来都是北洋系段派的爪牙，自段祺瑞一蹶不振后，曹、吴声势日隆，李为保全地位计，颇有转附曹、吴的倾向；王永泉则想夺取闽督的地位，因与许通声气，谋共同逐李。中山在沪也日谋恢复广东的地盘，和奉皖两系依然保持向来关系，就是吴佩孚表面上也向他表示好意；皖系尤想规闽以益浙，而进图江苏。因是许崇智等由闽边与王永泉密谋结合的时候，徐树铮也由上海经过浙江潜往延平，促王永泉与许等共同发动。九月末十月初，王、许等分途向福州进攻，徐树铮于十月二日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尊奉中山及段祺瑞为领导，俟拥戴二老践尊位后，即奉身以退”。此时福州还未攻下，徐等限李厚基于二十四小时内退去福州。至十二日，福州被李福林、黄大伟军所占领，李厚基逃去；十七日，许崇智偕徐树铮、王永泉同入福州。许等践约，以闽省军政交王永泉主持，王旋任总司令，民政则推国民党的林森主持。这算是国民党和皖系合作公开之始。此时奉系曾派人向中山献策，主张放弃广东的恢复计划，令福建许崇智等部会同驻桂的滇军分向江西、湖南，进窥武汉，奉方则担任由北部进攻。中山因为痛恨陈炯明，并且有了前次失败的经验，因答复奉方的使者说：“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不可；盖必得广东，乃能有力图长江，否则腹背受敌矣。”乃命以入闽各军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旋由许崇智任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部队的整理改编事宜。陈炯明听到许等在福建活动的消息，如芒刺在背，一刻不能安居；因为从前他自己也是由闽南回粤的，恐怕许等将蹈袭他从前的旧路而行，故于十月六日派洪兆麟为援闽总司令，向闽边戒备。谁知福建方面尚未生问题时，广西方面已发生问题了。中山于许、王等取得福建后，即派邹鲁等南下香港，秘密纠合广西的滇桂各军，由梧州东下，声讨陈炯明。此时在桂的滇军秘密受指挥的，除了前此北伐挫败的朱培德部以外，还有前此由顾品珍派来随从北伐的杨希闵、范石生等部；桂军除了驻扎梧州的刘震寰已与中山的使者通声气以外，还有由赣南再回桂林的沈鸿英（沈本陆荣廷的部下，陆挫败后，转徙于湘赣之间），也表示拥戴中山（实则为夺取广东的一种阴谋）；驻在梧州、肇庆一带的粤军陈济棠、莫雄等部，也允许于滇桂军东下时一致响应。于是在十二月中旬发动，首先取得梧州，各军陆续分途东下，势如破竹，于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陈炯明势穷力蹙，率所部退往惠州，通电下野，滇桂各军蜂拥入广州。洪兆麟在汕头看见大势不好，也假意地宣告离陈独立，欢迎中山及在闽的许崇智军回粤。于是陈炯明据粤的幻梦复破。
中山在上海得到这种消息，当然很高兴，但这方是他与大小各军阀恶战苦斗的再行开始。因为广东内部的情形从此更复杂了，中山一面要对付北方的大军阀，一面对于广东内部无数的小军阀，应付尤不容易。除了陈炯明不计外，就是所谓拥戴中山回粤的滇桂各军，有许多都是蒙着一种假面具，想到广东来分割防地、刮削地皮的，例如此次出力很大的杨希闵、刘震寰，后来都成为广东内部统一的障碍物。不过目前的问题，还不是杨、刘，而是被直系利用的沈鸿英。当沈自赣南回至桂林时，北政府便任命沈为桂林镇守使以诱之。及沈附随其他滇桂各军共入广东时，吴佩孚更认沈为收服广东最好的工具，一面迫政府下令任命沈为广东军务督理，（不过张绍曾以和平统一为标榜，起初不肯下此命令，延至三月二十日始任沈为粤省军务督理。）一面令沈相机行事。沈虽阴受曹、吴的运动，但因自己的兵力有限，不能制服许多滇粤桂的军队，故初到广州时未即发难。此时陈炯明散布“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想以此离间拥戴中山各派的军队，沈鸿英便利用此种流言，煽动滇军说“魏邦平（时任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主任）将联合广东各军，解决滇桂各军，非先把他制服不可”。杨希闵一时果然相信，乃用杨希闵、刘震寰的名义，约胡汉民（时受中山命，任粤省长）、邹鲁、魏邦平、陈策等到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的旅部开善后会议。届时杨希闵不到，沈鸿英预先布置，想乘开会时将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并刘震寰而除之。乃临事时未能如愿，仅仅拘捕了一个魏邦平，其余诸人皆脱险。滇桂各军都看破了沈氏的阴谋，从此严为戒备，沈氏暂时更不敢动了。这是一月后旬内的事。中山在一月后旬内本已预备回粤，及闻此变，暂时中止回粤；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出一道和平统一的宣言，大旨说：现在陈逆既已逐去，粤局戡定，自当力求和平统一的进行；不过北京政府托言恢复法统，实则国会的纠纷至今未解，各省尚多独立；人民所渴望的“废督裁兵”不惟不见诸实行，反有增兵备战的趋向；可见执政柄兵的人，尚无尊重法律的诚心。假使各方的实力派果能开诚布公，很愿意和他们商量和平统一的方法；所谓和平统一的方法，便是以实行裁兵、化兵为工为唯一下手处；假使办得到，则统一可期，否则“民言可畏，不戢自焚，文爱国若命，将不忍坐视沦胥，弗图拯救。诸君之明，当不复令至此……”二月初，许崇智部粤军也离闽返粤，沈鸿英一时计无所出，于二月六日移驻广州郊外，也通电欢迎中山回粤，主持善后。中山于二月十五日由沪启程南下，二一日由香港重入广州，又发表一道主张裁兵的宣言，大略说：
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舆诸公，先后复电，均荷赞同。文亦以叛陈既讨，统一可期，虽滇桂粤海军诸将及人民代表属电吁请还粤主持，文仍迟回，思以其时为谋和平统一良好机会；又以沪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又最适宜；故陈去已弥月，而文之返粤，固尚未有期也。不图以统筹全国之殷，致小失抚宁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哄动一时，黠者妄思从而利用，间文心膂，飞短流长，以蔽惑国入耳目……文之谋国，岂或以一隅胜负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诸将，据有国内武力之一，乃独于文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怀疑之端，亦无表示。报纸所传，竟谓洛吴对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还，推之当世诸贤，不容独有此迷梦。贤者固不可测，文于今日犹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终之一悟也。抑文诚信尚未孚于国人，致令此唯一救国之谟，或反疑为相对责难之举，藉非然者，何推之奉张浙卢而准，而于举国人心厌乱之时，复有一二军阀逆此潮流而趋，以邻于悍然不顾一切也。以文与西南护法诸将讨贼伐恶之初志，何难重整义师，相与周旋；顾国入苦兵久矣，频频牺牲，已为至巨，而代价复渺然不可少得，文诚思之心悸。万不获已，惟有先行裁兵，以为国内倡，古人有言，“请自隗始”，以是之故，断然回粤，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于今月二十一日，重莅广州矣，抚辑将士，绥靖地方外，首期践文裁兵之言，同时复从事建设，以与吾民更始。……亦冀拥节诸公，翻然景晤，知今日而言图治，舍裁兵实无二途。……若必恃武力以压国人，横决之来，殊可危惧。诸公之明，当不出此。……
这道宣言，分明是警告曹锟、吴佩孚的；其实广东那些小军阀的兵，哪里容他去裁呢！并且陈炯明方盘据惠州，图谋反攻；沈鸿英尤好比“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故中山一面宣言裁兵，一面组织大本营自任大元帅，说各军在未裁以前，不能不有一个统率的机关，大元帅的名义，就是用以统率这些复杂的军队的。随于二十四日，以大元帅名义指令：“……桂军司令沈鸿英，着将所率全部，移驻肇庆并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择要防守，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迅即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龙、东莞、虎门各处；东路讨贼军第四师长吕春荣所部，着移驻罗定各地方。……自经规定以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三月二日，大元帅的大本营组织告成，分四部、二局、一库及参谋处、秘书处，任职人员如下：
内政部谭延闿
外交部伍朝枢
财政部廖仲恺
建设部邓泽如
法制局古应芬
审计局刘纪文
金库林云陔
参谋处长朱培德
秘书处长杨庶堪
读者须知道：这个大元帅的大本营，便是后来国民政府的远祖。曹锟、吴佩孚，听得南方又有大元帅出现了，天天逼迫北政府明令孙传芳督闽，（李厚基被逐后，北政府即令孙传芳率兵由赣援闽，此时孙偕周荫人军已由闽赣边境，进入福建的延平矣。）沈鸿英督粤，以谋抑制中山；张绍曾原以和平解决相标榜，至率国务员全体辞职，以抗曹、吴；但终拗不过曹、吴，到三月二十日，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与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的命令，终由张绍曾的内阁发出来了。沈在三月二十五日犹通电辞却北政府的任命，二十八日并表示遵照大元帅命令移防西江，设司令部于肇庆；但至四月十日沈以移防西江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韶关等处开秘密军事会议，到十六日，在新街就任北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请中山离去粤境了。幸而中山早有戒备，立即命令各军一致讨沈，沈军不支，约至五月中，沈军全失势，沈鸿英退往南雄，讨沈的战事暂告一段落；大元帅的大本营，算是站稳了。不过在讨沈的战事尚未结束时，东江方面的陈炯明部又发动了；这一个中山的死对头，便不是一霎时光可以打倒的。东江尚未肃清，曹锟已在北京实行篡位了。
七 曹锟实行篡位的演进
曹锟的势力，本来是全在吴佩孚。因为吴氏不曾传染北洋军阀贪黩的毛病，成了一个硬汉，在当时博得一般国人的同情，所以发生一种力量；而曹为吴所拥戴，所以曹也有势力了。假使吴氏不赞成曹氏作总统，曹氏的总统梦未必果能实现。但曹氏谋作总统，是吴所同意的；不过吴的意思，是要利用法统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统一了，才拥曹氏登台；而曹则以取得总统为唯一的目标，南方的统一与否尚在其次；彼此意见之间未免有缓急之别，左右捧场的人也随之分为二派；天津、保定方面的徒党都是拥曹的急进派，与洛阳方面不同，因此在同一直系之中，老早就有津保派与洛派的区别。张绍曾组阁以前，洛吴方面的势力比较强一点；张阁成立以后，便成了津保派横行的世界了。边守靖等和吴景濂勾结作买卖的阴谋，起于黎元洪入京复位之先（《努力周报》第六号曾揭载他们阴谋的电报），但当时吴佩孚的声威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津保派的小人还不敢撄他的逆鳞，所以不能直切了当的进行。（黎元洪尚未入京，边守靖、吴景濂等即以某某组阁的问题来运动吴佩孚。吴于六月四日致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一电，指斥不留余地，电语有云：“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骛私利，真可痛也。幼山、莲伯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刻日还京，以巩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黎初复位，暂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到八月初国会开会后，乃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改组内阁。唐氏知道此时的中央，为直系为中央，无论津保派、洛派，都是不容易对付的，因仅令其亲信人卢信入阁（卢任农商部总长）以敷衍黎氏，己则不就，于是以教育总长王宠惠兼代总理，吴佩孚表面说是不容军人政客干涉组阁，心中却很想宰制内阁，并且想拉几个有名望的人摆在内阁里作面子，于是到九月十九日由王宠惠正式组阁了：
国务总理王宠惠
财政罗文干
教育汤尔和
交通高恩洪
内务孙丹林
陆军张绍曾
外交顾维钧
海军李鼎新
农商高凌蔚
司法徐谦
这个阁员的名单，前面王、罗、汤三人，是在《努力周报》上和蔡元培、胡适等同署名于《我们的政治主张》那篇文章的末尾，主张“好政府”的，所以一般人称之为“好人内阁”；而孙丹林、高恩洪则为吴佩孚的心腹，因是洛吴方面对于这个王内阁很满意，很有意拥护；王宠惠也想暗中将吴佩孚和孙中山二人拉拢；（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说：“王宠惠与谢持、邹鲁磋商，欲使吴佩孚信服总理主义。”）但是津保方面，未免有点吃醋了。王内阁的成立，以署理为名（此时国会因抵制“民八”议员闭会，故未提交国会求同意，十月十日，国会复开会，仍未提交国会）；国会方面，要作政治买卖的人，也很嫉视这个“好人内阁”，蓄意捣乱。到十月初旬，王宠惠等便已不安于位了。（十月五日，王、罗、汤、顾辞职未准；十三日，又上总辞职书，亦未准。）十一月十八日，吴景濂、张伯烈（时为众议院正、副议长）藉口财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私用众议院的院印，办了一封公函，亲自携带，往总统府告密，迫黎元洪立下手谕，令步军统领将罗文干拘捕，送交地方检察厅；次日，府院开联席会议，各阁员皆谓总统违法，即拟令交法院办理，令稿拟就，吴景濂、张伯烈率议员多人入府阻止黎氏盖印，发不出来，这便是有名的“罗案”的掀起。二十日，吴佩孚致电黎元洪责以捕罗之违法；二十三日，曹锟通电攻击罗文干，请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曹派的督军多附和曹氏。洛吴厌恶国会议员的无聊，要维持这个“好人内阁”；曹氏要见好国会议员，打倒他所不要的“好人内阁”以求他的“大欲”，于是津保派与洛派旗鼓相当，现出裂痕来了。到底吴佩孚不中用，一见附和曹氏的人多，恐怕津保派和他分家，整个直系军阀的势力从此破裂，因此便软化了，随即于二十四日发电声明：“拥护黎总统，服从曹使，对‘罗案’不再置喙。”王内阁于二十五日全体辞职，二十九日提出汪大燮署阁；汪氏不为津保派所喜，旋即辞去。到十二月中，提出张绍曾组阁，得了津保派和国会的同意，洛吴不再过问了。这便是洛派软化、津保派势力伸张的关头，也便是曹氏篡夺阴谋间接发展的见端。
上面所说，是就直系内部两派的形势，观察曹氏篡夺阴谋的进展。国会方面的丑态，也在“罗案”发生、张阁成立的前后，完全暴露了。当国会初恢复时，有一派人提议，主张此次国会应专事制宪，暂时停止行使其他一切职权，他们的理由是：“民国成立十一年，无宪法；前此责任或可诿为外力干涉……此次开会，若不专力制宪，或因政争阻碍制宪进行，则国会咎无旁贷。”这是良心发现了的话，为一般人所赞许的。但是同时便另有一派，主张：“先解决现总统是否合法的问题：若合法，他的任期应如何计算；若不合法，国会是否承认现政府为临时政府，而另举大总统。”这便是预备要作政治买卖的话。到十月中旬，果有议员提出一种质问：事实总统的任期，应以何时届满？但此时尚未暴露其他的何种大丑态。到“罗案”发生时，国会和津保派的奸人“瀣沆一气”，已经完全表现了；到张阁成立时，议员公然在“红罗厂卖身”了。（十二年一月《努力周报》第三十八期，揭载高凌蔚的谈话如下：“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者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疑即刘梦庚〕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日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至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敬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即张伯烈〕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后来高凌蔚虽登报否认有此谈话，但议员在红罗厂领津贴，实属事实。）当时曹锟运动作总统的风说，已经传遍南北；直系有几个督军如萧耀南、张福来等，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恐于直系不利，曾于十二年一月八日致电曹氏，劝他慎重。（此电恐怕还是吴佩孚暗中所主动的。）但国会议员既已预备作“猪仔”，时机的成熟与否，便全由他们自己去制造罢了。前此推倒王内阁，已把洛吴的威风放下；现在要制造贿选的时机，仍从推倒内阁下手。
张绍曾内阁的阁员，除了教育部的彭允彝、农商部的李根源以外，如内务高凌蔚、交通吴毓麟都是曹锟的奴隶，其他的几个人也大都附曹；张氏自己是一个好虚名而贪恋权势的人，当组阁时，一面巴结津保派的奸人和无耻的国会议员，一面敷衍当时的舆论，宣言以和平统一为标帜，主张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共同商定统一、裁兵、理财及各种重要的善后问题。但是各省代表会议，是曹、吴二人所绝对不许可的，（吴佩孚恐怕一开各省代表会议，便酿成联省自治的形势；曹锟恐怕一开各省代表会议，总统问题将要变成代表会议席上的议题，总统的位置将被中山得了去。）因此就职后，对于前此宣言所主张的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无形取消了；不久广东的陈炯明被滇桂军所逐，沈鸿英入粤，孙传芳也进入闽境，于是曹、吴二人一致想借孙、沈二人的武力收服东南，再三迫令张阁正式任命二人为闽粤督理；及孙中山返粤，他们恐怕中山又要在广东作总统，逼迫张氏尤力；张氏以此项任命，无异与东南宣战，未免太与和平统一的宣言相反，于是提出阁员全体的总辞职，此时张阁仿佛已经要倒了，但这虽是那些作买卖的议员所希望的，张氏自身尚有不愿，辞职书提出（三月七日）不到几天，依然赧颜地继续任职，把曹、吴二人所要挟的命令发表（三月二十日）。但倒阁的风浪，已四方八面掀起来了。津保方面的倒阁计划，是在二月后旬已经进行的了。他们的方法是把张去了之后，使黎元洪组阁不成，中枢无主，令军警发生混乱，迫黎去位，但这种秘密计划，多数的“猪仔”议员初尚不知道；他们只要作政治买卖，故他们的倒阁心理，初尚见不到此处；吴景濂曾要求张氏以币制局长的位置，报效摘发“罗文干案”的徐世一，以盐务署长报效王观铭，张氏未允，因此与张反目，鼓励倒阁；津保派很欢喜，暗中助张其势。张氏也勾结一部“猪仔”，结为拥阁的团体。倒阁、拥阁两方相持约一个月之久，未见分晓。到五月后旬，因为制宪经费的问题，倒阁计划，由张阁的内部实现了。
黎元洪复职时，对于自己的地位问题，本通电听候国会解决。国会开会后，对于黎氏的任期问题，意见极不一致；热心制宪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拉长，候宪法公布后，再选总统；附曹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缩短，以便早作大选的买卖；（张耀曾曾有一种解释，谓冯国璋的补任期间在法理上无效，黎氏任期尚有一年三个多月；反对派则谓黎氏任期只能补足洪宪改元及袁氏死亡期间，只有一百六十余日。究之各种解释的法理论，都是一些方便的投机论。）因为各有各的打算，竟把它搁起来了。到四五月之交，有一班伴着黎元洪吃饭的人，想把黎氏的任期更延长一点，声言黎氏的任期须由袁世凯修改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算起，要到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于是附曹派的人，忍不住了，五月初旬，由范樵、吴莲炬等提出解释任期案，说：“黎氏的补任期只有一百六十余日，现已超过任期许久，应该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任，另选总统。”接着提案的达二十余起。黎氏自知不能久干，也咨催两院预备改选。热心制宪派的人，恐怕宪法又制不成功，由国会中所谓省宪同志会联合两院同志，发表宣言，主张制宪、选总同时并进，定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宪法，九月三十日以前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日行之。但那些“猪仔”都只热心作买卖，宪法会议屡次开会，不能得到法定人数，宪法完成的希望已经很少；于是热心制宪的人，于五月中提议修改宪法会议规则，一面将法定人数减少，一面规定一种出席费，每次二十元，缺席者则扣岁费二十元，想用金钱买“猪仔”的方法去买宪法。但是这种出席费的总额却不小，财政如是困难，将从何处去搜刮呢？议定后，两院议长率同议员数人去见黎元洪，请设法筹措此项经费，黎氏慨然允诺，立召国务总理张绍曾及阁员吴毓麟、财政次长杨寿柟（财长时不在京）、税务督办孙宝琦等入府，商议筹款方法，当面决定由海关建筑费项下拨借一百二十万元，分四月提拨，每月拨制宪经费十七万元（驻外使馆经费十三万元）；议定后即由黎谕知税务处转总税务司照办。曹锟及津保派的徒党得此消息，认定这是黎元洪看好议员、谋继续当选总统的阴谋，乃令吴毓麟发难，掀起所谓府院的冲突，借口黎总统未将制宪经费案交国务院主办，有背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迫阁员全体于六月六日辞职，于是张内阁倒了。（张绍曾本不愿辞职，津保派诳以驱黎后，仍请曾复职，曾始允辞。发动之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是日，国务会议例案毕后，吴毓麟盛气言曰：“府方自定国会制宪经费，不经国务会议议决，实有违背责任内阁制精神，予等应如何设法打销。”高凌蔚继言：“此中定有黑幕，予等应向黄陂质问究竟。”程克附和其说。张绍曾云：“事前我与文泉曾预其事，但一切均由府方规划。”时李根源请假回苏州，未在席间。是日为星期六，例往公府会餐，各阁员就席后，即与黎元洪论难此事，黎以事前曾邀国务总理及财政次长、交通总长等当面商定，不为侵权，吴、高等则谓应交内阁办理，不欢而散。到六月六日开特别国务会议，吴毓麟、高凌蔚、程克主张全体辞职。张绍曾尚未表示，高复言：“如总理不愿辞，我辈当单独提出辞呈。”张始答谓：“我辈应取同一步骤，要辞大家辞。”彭允彝、李根源默未发言，高即出先行拟好之辞呈电稿二纸，依次签名。发出后，张绍曾等即日赴津。）张阁倒后，接着便由王怀庆、冯玉祥等在北京演“逼宫”的一幕；王承斌在天津新站接演劫车索印的一幕。
六月六日，张绍曾等辞职赴津后，黎即一面派人赴津挽留劝解，一面通电宣示借拨制宪经费经过实情。七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所部军警官佐，集合五百余人到总统府，藉口内阁无人负责，军饷无着，要求直见总统，索问军饷的着落；黎亲出见，答以阴历端午节前二日当可筹发（时距端午节尚有十二天），军警官佐等退出。八日，天安门外的流氓乞丐公民团又出现了；他们也学得学生团体的办法，手执驱黎的各种旗帜，集合开会后，游行至黎元洪的私宅，包围喧闹，黎氏派人召聂宪藩、薛之珩等设法弹压，皆置之不理，夜深始各散去。九日，北京的警察藉口索饷无着，不能枵腹从公，全体罢岗了。自此驱黎的公民团和索饷的军警连日合演双簧剧，向黎氏私宅滋扰，至于将黎宅的电话和自来水管都阻断了。闹到十二日，王怀庆、冯玉祥见黎尚不出走，便向黎呈请辞职，表示不负维持秩序之责任；黎将二人的辞呈退回，二人拒不收受。黎于张氏辞职后，因张无复任希望，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等组阁，顾、颜二人皆知道曹锟的阴谋所在，不敢犯其威稜，辞不肯任。黎又致电曹锟、吴佩孚，向之哀吁，曹当然是不理的。吴是前此表示“拥护总统，服从曹使”的，现在也置之不理了。此时只有一个农商总长李根源愤恨直系恶毒太甚，想扶助黎氏硬抗。十三日，黎氏决计赴津，于出京前拟就几道命令：（一）准张绍曾免职；（二）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三）准张阁诸阁员（除李根源以外）全体免职；（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所有巡阅使、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还有其他两命令），皆由李根源副署盖印后交印铸局发布。这是预备和直系捣乱的。但此时印铸局也为首党所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而黎氏已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出京。于是“逼宫”的一幕完结。黎出京前，将所有总统的大小印信，交其眷属带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收藏；高凌蔚等查印信所在不得，立即发电话至天津，命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王即率同警务处长杨以德并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等候黎氏车到，便登车向黎氏查问总统印信的下落；黎初不以实告，王百端威吓，不许黎氏出车站一步，相持至十四日午前四时，黎告以实情；俟北京方面将印信索出，王又出电稿三通，迫黎签名（电稿一致参众两院，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各界，谓因故出京，向国会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声言若不签名，将永不放行；黎签名后始得出站。这便是“劫车索印”的一幕。
我们看到曹派这种举动，很有一点不可解的：他们既已如此的不要面孔，尽可直切了当地把曹锟抬到总统的椅子上坐了就是，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是他们到底不惮烦琐。十四日，高凌蔚几个人，排去张绍曾，自己宣告复职，摄行大总统职务；十六日，又促令吴景濂联络两院的“猪仔”，议决十三日以后黎元洪在津所发命令无效（黎到津后还与李根源故意发命令、发通电，和直系捣乱）；王怀庆、冯玉祥也自己宣告复职了；曹锟也在保定电令王、冯保持秩序，并且说“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两院议员有一部分廉耻还未丧尽的，纷纷离京赴津，或即南下，想在南方另谋救济的方法，此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地痛骂曹锟及其走狗；反直派的政客，也奔走联络各方，与曹派决斗；但因彼此同床各梦，终归无效。曹派因为议员走了一部分，恐怕选举总统得不到法定人数；又因为走了的议员，大都是比较热心制宪的人，便用回京制宪的话来挽留他们。骨头比较硬一点的议员，终于不为所动。那些假装的硬汉，由天津跑到上海，再由上海跑到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他们把自己的骨头和五千元的银行支票用天秤较量较量，觉得那五千元的支票还要重一点；他们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较量他们自己的骨头和支票的轻重的时候。到十月五日，五百几十个“猪仔”，把他们的骨头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换了；曹锟篡夺的计划，完全成功了。
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氏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原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地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氏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氏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
选的前后几天，那五百几十个卖身的议员，觉得彰明昭著的卖身，万目所视，也有点难过，想得一件物品来遮一遮羞，于是把争持十余年以来制不成功的宪法，在两三天工夫以内通过二读、三读；十月十日，曹锟就任总统，吴景濂等也在那一天举行公布宪法的仪式了；并且就那部宪法的内容而论，公然成了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但这种“遮羞的宪法”，国民哪个理它呢！国会既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便是联治的运动也到了日落西山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