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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只管说三代圣人以道为治，而不言圣人有术，则圣人几成笨物矣！其实圣人自有术，但其用术始终不违道，所以为圣人之治。近世列强之才，于物理知识方面确有训练，惜于天道不肯究，此个关系不小，余难仓卒言之。韩子“因天之道，反形之理”云云，近人有下一句，失却上一句，所以不堪担荷世运。先生此段语，深可味。

    “虚以静后，未尝用己。旧注：常当虚静以后人，未尝用己而先唱。熊先生曰：此本道家主张，却须善解。汉以后之人受此影响，便一意全身远害去，乃失老子本旨。政治、经济等等，合要大改革时，而群迷犹多不悟。有道者明知之，何忍不用己先唱？但既投身天下，当事变之冲，却要因天道、察物理，不由得一己横冲直闯去。如舟行遇大风，随波涛上下，完全不可用己而唱先去强犯波涛，只有虚静以后于波涛，相机而进退以随之，恰巧怪极，明明我随顺波涛，似我不胜他，然实以我随顺波涛而令惊涛骇浪无法胜我，终是我改造了他。此一譬喻，最可形容道家意思。道家此等语，正为身当大任者说，非是教人退避世外，作驯羊以待屠宰也。是为大人御世者说，非为细人藏身者说也。然虚静以后于狂潮，而乘其机以进退，此事大不易，非见几远者，不能乘几，即不知进退。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希魔一意用己先唱，知进而不知退，此由不能远见于几先，故有亡国覆族之祸；而英之张伯伦又怯且伦，一意后人，养虎自贻患，英之危如累卵，其去亡也无几，此亦不能远见于几先，与希魔同病也。易曰“知几其神乎”，非虚静而不离于道者，何可知几？韩子之学，足以语于知几否，吾不能知，然能知致虚守静之要，斯可谓立本矣。知几而后可言术，故术非智巧可能也。智巧者，阴鸷之狂慧，可以侥幸一时之利，以此谋天下事，终当祸苍生以祸己也。秦政不得韩子之真而窃其似，卒蹈于凶，万世之殷鉴也。

    夫道者，弘大则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德者，道之德用。夫言道者，亦言其德用而己，离德用，无以见道，故德即道也。核字连理字为词，未详其义。熊先生曰：核当作覆，道之德用布覆万物，使万物各成条理而不可乱，故曰覆理。德无不行，故曰普至。 至于群生斟酌用之，群生禀德以生，日用一皆本其固有之德也。然有生者限于形，不克显其全德。草木有生机，鸟兽有知觉运动，人乃有灵性，凡物各于所禀大道之全德而有所用，要未能尽量显发之也，故曰斟酌用之。 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物之盛也，固皆禀道而生，以成其盛。然道德非有作意，故未尝与物以宁，直物之自宁耳。 故曰道不同于万物，旧注：能生万物。 德不同于阴阳，故能成阴阳。 衡不同于轻重，故能量轻重。 绳不同于出入，故能正出入。 和不同于燥湿，故能均燥湿。 君不同于群臣。故能制臣民。举臣即摄民众。 凡此六者，道之出也。六者皆自道生。 道无双，故曰一。无双犹云无对。 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旧注：道以独为容。按独者，绝对义。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一法之布、一令之出、一政之行，皆名也。名者，上之所操，下不得自主，唯以此祷于上，而受之以供职。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者，事也；臣守职以举其事曰效。 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韩非主独裁，主极权，其持论亦推本于道，故曰“道不同于万物”乃至“君不同于群臣”，又云“道无变，故曰一”，又云“明君贵独道之容”，此则于本体论上寻得极权或独裁之依据。史公谓其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诚为确评。极权之治，人主不可无术；无术则不能督率臣下使之各举其职。术非苛察之谓也，苛察可偶行于细务，不可以持大体。人主好苛察，臣下将结其近习以营私而废公，如是者，其政昏乱，其国危亡。故人主能术者，欲修其治，莫如形名参同，上持其名以参验臣下之事形而严责其效，不效则重罚加之，故术与法不相离。 务使形各审合；无有差失，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扬权篇有曰：“黄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度量谓法度。 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下厚结党与，便可夺上之权而行其私。 有道之君不贵其臣。不使臣得私结党成贵重之势也。臣下党与势重，则主权将倾也。 内索出圉，必身自执其度量。臣庶四面谋君，常欲使君在牢圉中长受锢闭。今君求出圉，必身执度量以割断臣下之势，使其阴私不得逞。 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又曰：“欲为其国，必伐其聚。聚谓背君而结党者。 不伐其聚，彼将聚众。”韩子言治内之术虽多端，而要在统一臣民之思想与意志，使皆不得有异动，故有“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数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等语。外拒谓枝之旁生者将向外发展而拒其本干。案今之清党，亦披木之旨。 韩非殆以为圣人独裁于上，故天下不当有离异，颇有宗教意味。此说竟为秦政所完全采用。夫极权之治，固须集中力量，然学术思想不可束于一途。宇宙无量，理道无穷，各宗派之说，宜任其自由发展、互相观摩为最合理，否则其民群思想凝滞而活动力亦随之消失。中国秦以后之历史已足证明此事。政治上主张不必同者，如退而在野，不至有越轨破坏之举，其持论或有当于当世利弊者，犹当采用，引为诤友，何可不容其存在？社会本由各分子相集而成全体，如人身由百骸六脏集成全体，若有一部分亏损，必影响其全体难以久支，此人人共知之事。韩非数披其木之术，徒为秦政辇教猱升木，而祸害中于国家民族永不可拔也。明祖起寒微而陟帝位，行独裁之政。汉以后开国之主，杀人最多者无如彼。元人入关九十年，惨毒与贪污之风影响于社会者至深至大。明祖初兴，既力革元政之污习，又猜防同起草泽之枭桀，其不能不辟以止辟，亦可谅也。然明祖自感杀人已多，而天下反侧之图与犯罪之行并不少止，颇戚戚于心，思求其故，乃遍读五经，而无所悟，不得已，复读《老子》。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乃恻然感悟曰：余欲以杀使人惧死而易念，是大误也。自是专意政教，不复以杀为治术。当时元人在塞外，势力犹盛，而明祖卒能保固神州者，幸有此一念觉悟耳，否则残杀不已，民之懦者日毙于刀斧，强者挺而走险，社会恐怖无止境，残破无止境，元气无恢复期。外祸将复深入，明祖不与族类同毙不得也。人生何乐而为此乎？韩非数披其木之说，不独非治道，实非人道也。中国经秦政之暴虐，迄今不振，韩非不得避作俑之愆也。韩非本学道者，胡惨酷至是乎？熊先生曰：道家下流为申韩，非无故也。儒者本诚而以理司化；老氏崇无而深静以窥几；墨子兼爱兼利依于正理，儒之别子也。墨子似未破统治，然主兼爱、兼利，则民主思想之根本也。 老氏则去儒渐远矣。夫深静以窥几者，冷静之慧多，恻怛之诚少。又凡先天下而识几者，不用世则已，如用世，自有天下皆芒之感，而果于独用其明。果于独用，未有不力排异己。韩子言术不觉惨酷，亦道家启之也。

    卷十三《外储说》有曰：“田子方问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谨周子廪。廪谷，弋者所藏之以饵鸟，而因以获鸟者也。弋者须周备此廪，而防鸟之伦取。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邑，我加之国。子方谓唐，宜以谨廪之道推之于治邑，而自谓当以此道推之于治国也。 郑长者闻之，《汉》《艺文志》道家有《郑长者》一篇，云六国时人，先韩子，韩子称之。熊先生曰：长者当是列御寇。 曰：田子方知欲为廪，弋者欲获鸟，必自为廪。今欲治国而可不自为廪乎？长者言子方之智只及此。 而未得所以为廪。长者意云：无为而无见者，是所以为国之廪也。子方之智不及此。 夫虚无无见者，廪也。一曰：齐宣王问弋于唐易子曰：弋者奚贵？唐易子曰：在于谨廪。王曰：何谓谨廪？对曰：鸟以数十目视人，人以二目视鸟，奈何其不谨廪也？故曰在于谨廪也。王曰：然则为天下何以异此廪。今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将何以自为廪乎？对曰：郑长者有言曰‘夫虚静无为而无见也’，其可以为此廪乎！”无见者，谓人君虚静无为，即无意欲形见于外，国中臣民皆不得窥伺君心以售其奸也。此事有两说，一云田子方，一云齐宣王，韩子两存之。

    熊先生曰：韩非以为人主之能术者，其要在虚静无为而无见也。韩非于虚静无为似曾用过工夫，非虚言其理而已。《解老篇》有曰：“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色，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中略。 书之所谓治人者，书谓老子《道德经》。 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又曰：“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啬。”又曰：“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故曰重积德。中略。 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详此所云，韩非盖尝用致虚守静之功以养其神，栖神于静而不妄费，是谓无为；无为也，则意欲不形于外而天下莫得窥其藏，是谓无见；无见，则天下不得窃窥以制我，而我则守静以待天下之动而识其几，乃以静制动；不患无术矣。故韩非之术，终不免出于阴深、流于险忍。熊先生此论，深入韩非骨髓。韩非从道家转手之故，亦于此可见。

    熊先生又曰：道家功夫，唯致虚守静。儒者非不虚静也，而要在思诚。思诚二字虽见于《孟子》，孟固学孔者也。孔子于《易》曰“立诚”，于《论语》曰“主忠信”，忠信，诚之异名也。说见《读经示要》第一讲。 故思诚者，孔子之旨也。孟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此义得之《大易》。夫真真实实曰诚，是为万化之本、万物之源，儒者则名之以天。老氏所谓道，亦就万化之本、万物之源而言，然老氏却以虚无言道体，其体悟及此而止矣。儒者言天，曰无声无臭至矣，何尝不虚无？然不于此处扼重，特于天而指名之曰诚，此是儒家体悟亲切处。余年二十前后，厌儒书平易而深喜道。三十后，更探佛氏大乘法而酷嗜之，四十五十后卒归于儒。此中有千言万语难为人说。世有智者读吾《新论》，《新唯识论》。 当自知之。夫于虚无而见诚者，方是真本真源；徒悟虚无者，难为依据。此意不可向浮慧者说。儒学主思诚，思诚者，尽人合天之学也。合天者，通物我为一体。通物我为一体者，其行政教则因人生固具之天即所谓性。 而涵养之、扶勉之，以进世界于大同太平，驯至天地位、万物育之盛。儒者非不知人之生也形气限之，有迷执小我形气之躯。 而失其天德以造作无量罪恶之趋势，非不知至此为句。 然儒者终不持机诈以制驭人，要以养其天德为主。韩非盛称弋人谨廪之故事，则纯恃机诈以驭人，是残忍之术也，儒者决无事于此。儒者亦非无术，余固尝言儒者本诚而以理司化，言化即不得无术，但其术非弋人谨廪之术。儒家经籍中，有一极精警之语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夫女子未嫁时，从不学养子之术，及已嫁而有子，则其养子之术至繁琐、至周密、至微妙，皆不学而自能者，何耶？彼不知其子与己为二也，彼之爱护其子者，一出于诚而不自知所以也，诚之至而术自出，无事于学也。儒家经典谓“王者为民之父母”，天下之所归往曰王，圣人领导天下，故称王，非必以为君主方谓之王。 此中意义深远，惜从来学者作平常语句，轻忽过去。父母于子无彼我之分，爱护之如其自护自爱也，唯然，故父母教养其子，尽心调顺扶导，调顺一词，意义无穷。佛度众生，特注重调顺，亦取法父母之道。扶者扶助，导者引导。 时或不便调柔；不堪随顺，则严加禁戒，纳之正道，其子苟非生而气质顽劣特甚者，当其受戒，立即感悟。子既长成，巍然独立，秩然自由，完其天赋之良知良能，一切不曾受损，一切无所阻遏。其所以如此者，则父母于子无有我与非我之对峙观念，非若霸者视天下群众为自我以外之物也。既无我、非我对峙，即无自视为统治者之观念；无自视为统治者之观念，即无宰制其子之观念；父母知识劣者，或有于子施不适当之干涉，然此是智识问题，究非若霸王以群众为其所宰制之物也，此须严辨。 无宰制其子之观念，故有调柔随顺，有扶持引导，皆所以养成其子之独立自由与发展其子之天赋良知良能，即或严加禁戒，亦所以养成其子之独立自由与发展其子之天赋良知良能。何则？父母之禁戒其子，本于一体不容已之爱护，非有宰割劫制之意欲存于其间，故其子于精神物质任何方面不唯无压抑之感，而只觉严父慈母春温秋肃气象，其感发兴起于无形，不能自明所以。如人不谢覆载于乾坤而以七尺昂然挺立，实由乾坤浩荡，覆而无已，载而不有，故人得昂然其间而相忘于无何有之乡也。圣人责长民者以父母之道，此为真民主自由之法治，人类如不自毁，必由此道无疑。真民主自由，今之英美何堪语是？《读经示要》第一讲以九义明治化，未可忽而不究。欲达到真民主自由，必如《春秋经》所谓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谈何容易哉？方其未至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则对于民群保育之功万不可无。而一言保育，则唯取法父母之道方不伤害人民之天赋良知良能与其独立自由，天地可毁，此理不可易！若如古今霸者以国家为侵略之工具，而不惜用种种宰割切制之术以牺牲人民，将其心力、体力、物力，一切在侵略政策下，供富强其国家之用，而后展其侵略异国异族之雄图，如德国希魔与日军阀之所为。吾国圣人以国家为一文化团体，决不利用国家为侵略他国之工具，但亦决不受侵略者之侵略。 弱国之民只为世界上野心家而生、为世界上野心家而死。老子“天地不仁”之言，上背《大易》“群龙无首”之训，何其过甚耶？群龙者，群众之象。无首者，虽互相和集而为团体生活，但人人各得自由，各得独立，无有独操特权者，故云无首。 韩非本霸王主义，其言术祖道家，虽有黜智巧之说足为吾人矜式，然即其书而细玩其持论之条贯与精神所注，彼实与吾儒天地悬隔，虽高言黜智巧，毕竟坐智巧胶漆盆中出脱不得也。弋人谨廪之术为韩非所深取。吾知韩非为天下，其术皆此类而已。谨廪之术所以诳鸟而纳之鼎镬，且深防鸟之逸去也，是刍狗万物之术也，是人类自毁之术也，是古今霸者不期而同用之术。唯用之有泰甚与否耳，去泰去甚，犹存几分人性，泰甚则余弗忍言矣。熊先生发明儒家保育主义，最有冲旨。盖治道必以真正民主自由为极则，《春秋》太平大同之隆，由此道也。然真正民主自由，必如《春秋》所谓天下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后可获致，谈何容易哉？方天下未至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则必须行保育政策。而保育则必以父母之道，断不可取弋人之道。弋人以机巧、骗诈使万物堕其术中而不悟，乃以伤万物之命；父母以真诚与子为一体，无宰制其子之私欲，故常随顺子之天性而扶勉之，使其自然发展而各正性命。弋者因物之求食而遂以食饵之，因以制之；儒之道未尝不使人足食，而必使人复其性，即充其灵性生活，而人不仅为求食之下等动物。此儒者之道所以赞参化育、高明同天、博厚如地而非凶猘之徒所逮闻也。夫以经济改革号召当世者，是食道也。儒者固曰“民以食为天”，非不注重乎此。《大学》以理财归之平天下，而宗本于恕。洁矩即恕。 恕者，视人犹己，不私己以侵削他人或他国，不利己以刍狗万物，天下全人类皆经济平等，即各足其食，乃得有余裕以开通其神明，而复其性矣。儒者为人类解决食之一大问题，要在返诸本心之恕。恕即诚也，此与弋人以食诳鸟而制其命之术截然不可同日而语。古今霸者皆弋人也。孟子愿学孔，故为人类倡均产井田。而必贱霸，其忧思人类之深也，仁且智矣哉！

    余虽不取韩子之为术，而深感其言有亟切于吾国当今之务者，略提二事。其一事曰韩子生危弱之国，而于外交则斥尽当时合纵连横二派之术，乃一以自恃而不恃人为国策。卷五《饰邪篇》曰：“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明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入臣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谓恃秦。 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逗。 富；句。 赏罚敬信，民虽寡，逗。 强。句。 赏罚无度，无论政军等任何方面，贪污败职者皆无罪，奸邪为爪牙者各结党与而欺其上，以据重位、营私利，赏罚悉无法度。 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卷二《八奸篇》曰：“听大国为救亡也，而亡亟于不听，听大国则割去根本重地不足满其欲，一切诛求与束缚之来，将倾国为奴而犹无止境。故听命于大国以教亡者，其亡尤速于不听。 故不听。句。 群臣知不听，则不外诸侯。”因人主听大国，则臣民愈怯，必益务外结而相率以趋于自亡而不知耻，是不止亡国亡天下之痛也。又曰：“其于诸侯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两国平等互惠是为法，割我领土、据我险要、夺我资源、奴我人民是大不法。 综上所述，可见韩子于内政外交，一以自恃而不恃人为立国精神，为坚强自信而绝不游移之国策。纵横之徒，或联与国，或事一强，皆恃人而不自恃，自速其亡，韩子两斥绝之。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孟子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亦同此旨。弱国皆能，自恃、能自树立，而后可言世界主义，否则有强权而无公理。

    其二事曰韩子思振危亡之韩国，首以治吏为政本。卷十四《外储篇》曰：“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吏虽乱，贤人不改操，《论语》所称逸民是也。 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民乱于下，必吏首乱于上也，吏导民者也，以民之习于乱而知无独治之吏也。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其说曰：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详韩子所言，盖谓圣人守法而选用大臣，大臣则奉法而督责群吏，使各率其民而举其职，则治本立。故曰明主治吏不治民者，非不治民也，治亲民之吏而民已治矣，是摇木拊本，张网引纲之说也。民国初建，袁氏欲反民主，昌言国民程度不足。在袁氏固以此为僭窃之借口，然民众自治自主之力必须扶持诱导，则不容忽视。国民党有训政计划，不为无见，可惜训政徒托空言。夫训政必群吏奉法，能率民众以奉法而举其公务、修其私业。私业谓私人职业。 吏治成则民治成，民治成则民主成，此事理之必然也。民国垂四十年，全国守令号为亲民之长吏，其所事者则唯承上意严行搜括、藉以分赃而已，此外则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一无所事。训政不能，适以训乱、训亡。袁氏迄今，相继崩溃，夫岂偶然！古之循吏，必身亲民间疾苦，与之痛痒相关，又深知人民情伪，养之而后教，教之不率而后有刑。今世大变，措施之宜无可泥古，然亲近民众与扶导民众者，必有慈祥之心、精明之识、通达之学、干练之材、贞廉之守、勤劳之习，更其教而必合于人道，修其政而必切于民生，猛而不失其宽，锐而勿操之过急，庶几安定地方，使民有乐业安生之趣，治具渐张而民主基础始定。韩子重治吏，至今无可易也。如其以一切破坏之主张而言改造农村，吾恐衰弱遗黎摧之太过，难存于强大之间也。

    韩子云“术者，人主之所执也”熊先生释执字以二义，曰执藏，曰执持，详前。 可谓综其体要。韩子固言大不可量、深不可测，然无论如何宏大深秘，韩子言术，要是弋人谨廪之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