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所以黄金时代的基础不健全。到了后来，雅典人的政治手腕不足以应付和平策略，亡无日矣。【前引书第442页】
我们当不至于头脑简单，以为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问题，到现代世界才发生。雅典对于强权政治的原则及武力至上主义，都已熟稔。他们知道帝国的尊严，专靠强硬手段对待属国。像印度总督，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恢复自由之国，这强硬政策叫他于米罗斯（Melos）岛叛变之后，屠杀一切壮丁，并将妇孺入籍，役为奴隶，虽然他们自己爱好“自由”与“德谟克拉西”。迈提罗斯（Mytilos）岛叛变，就斩叛变领袖一千名的首级。盖帝国主义的逻辑不得不出此。所以【雅典议员】克利翁对雅典国会说：“你们须明白，你们的帝国是凭恃武力威镇属国的专制制度。那些属国百姓常在阴谋叛变：你怎样克己待他们，也不肯输诚悦服。只有武力到哪里，他们便顺从到哪里。他们何尝爱你们？故惟有出诸威镇一法而已也。”【修氏前引书卷二第三十七章】
雅典人最长议论，他们也会排斥“道义”，发挥强权政治，辩护“从权”政策【“expediency”罗斯福辩护北非政策语】。在那雅典人与米罗斯人著名的辩论一段中，雅典人说：
你我大家应说老实话，不要高谈阔论。因为你我都明白，世间上所谓公道，只有双方力量抗衡时，才会攀上那一套。强者能取什么，就要什么，弱者被迫到哪里，就得让到哪里。……谁有本事，就做主子。这是天经地义，人类确实如此，神仙也许如此。这弱肉强食的天经地义，并非我们所发明，也非由我们创始；我们只是受之先代，而传之后世罢了。我们确知你们及全人类，如有我们今日的权力，也必如此作法。【前引书卷五第八十九，一〇五章】
这些话之透辟详尽，就使德国外交部长利彭窦洛浦（Ribbentrop）或是前任印度总督林离高（Linlithgow）也无以过之。
雅典人深信强权武力牢不可破，以致他们的和平策略失败。希腊却也相信一种因缘道理，叫做nemesis【冤冤相报】；骄横（hybris）必取覆灭。希腊的悲剧中常反复表彰此义，但在国际政治上都茫然无睹，虽然我们也不比他们高明。
在雅典人和米罗斯人对辩一段中，有一种滑稽意味，很像伊索寓言。雅典人很像猫哭老鼠威吓利诱，要迫他们加入他们的“世界大联盟”，而米罗斯人像老鼠见猫，求他们大发慈悲，准免享受归入雅典老母猫肚里的殊恩。你把今日印度代替米罗斯人读去，便得了一副修昔的底斯式的现代政治画图：
米罗斯人：你们做我们的主子，固然有好处，但是我们做你们的奴才，怎会于我们有利？
雅典人：你们的好处，就是屈服可免吃面前亏；而我们的好处。也因保存你们而得便宜。
米罗斯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互相仇视吗？假使我们保守中立，与你们亲睦，大家不能好好做朋友吗？
雅典人：不。还是你们的仇意比你们的亲善来得干脆。因为仇视态度，在我们的属国看来，表示我们的威风，而你们的亲善，反见得我们示弱。
丘吉尔于1943年3月17日在英国议院演讲，拥护殖民地部长司丹雷（Stanley）的强硬政策。说完时，工党议员德戴尔（John Dugdale）质问，丘首相知道司丹雷那篇“稍微骄慢的话会在美国及大英联邦引起反感？”丘首相答道：“我们固然不必骄慢，但也不可示弱。”
修氏能于两千年前将现代政治家的心理动机这样剖析入微，足见古今人情本来一样。就是苏格拉底限定三十天赴死正法的时候，那些人还认为妥洽让步，就是“示弱”。那位七十老翁碰巧相信Satyagraha【印度语】节烈不屈的气义。告他的人安尼土司（Anytus）是代表法律治安，并且代表仁义道德，还按节上庙焚香祷告。安尼土司是个好人，是个规矩信教徒，场面很好看。还有一个好人，名叫彼列多（Pontius Pilate），对于一重公案【耶稣被告案】洗手脱个一干二净。谁说彼列多不是好人？他不过遵循外交规矩，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而已，虽然这是冤杀无辜的一桩案子。老实说罢，古今同类的事，多得想起来就作呕。
证今篇第五
————此篇专言印度问题原名“丘吉尔与伯理克理斯”反证古今证明今日帝国与自由的冲突仍未解决且因此大战宗旨中途改变暗伏第三次大战的杀机
读史固然要耗费金钱精力，修氏一部《希腊内战史》买来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读这部书，也许结果现代世界的耗费损失还要大。因为今日帝国和自由冲突的问题还未解决，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谈起印度问题。
夫印度问题，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乃人类自由的问题，所以已经演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在这自由战争中，印度的自由战士因犯为自由而战的罪名而坐监牢。除了英人而外，对此都会发怔一下。
啊，自由二字，何等动人！撞起自由的钟！但是你要倾爱自由，须教自由之神先脱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欧洲的女装。有英国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国的郊野茅屋，炊烟芳草，落日湖边，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骑着大象在万山深林中游行。人类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这位我们所爱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国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围一条透明蝉翼羽纱，无形无色，只用慧心灵眼才看得见。
所以此刻现在，英人正在为自由而战。印度人也正在为自由而战，希望获得自由可以帮助英人在这场自由战争中去为自由而战。这样一篇糊涂账，越弄越糊涂，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过头脑的话，必然中风不语。可是这也毋须过虑。在印度不会去谈到“四种自由”，或是听人提起。提起有点难为情罢？先打胜仗，再用头脑！只有英人强健的头脑，才会超脱一切逆情悖理的难关。而据我看来，这难关不难渡过。你只须听印度总督报告囚杀的成绩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断然无疑。“至1942年8月为止，杀死九百四十名，击伤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万另二百二十九名，判决有罪二万六千名，囚禁未付审一万八千名。”《新共和周刊》有一篇通讯说：“总督报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场报告杀猪一样。”且须记住这每只猪都是一位自由战士，不怯淫威，鞭打缧绁都不怕，抑猪猡终究是猪猡耶？
近来我冤枉得了一个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纽约妇女认为排英，因为我曾真心替印度自由呼吁。这呼吁印度自由与排英有什么关系，我始终看不出，而我的纽约女友也说不出来。我的态度很明显；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顽，不管哪一国，我国也在内。我不仅反对丘吉尔的守旧党的印度政策————我痛恶而深绝之。丘吉尔是英国人，我也知道，但于我，他的国籍与问题无关；不管这政策出于英法中日任何国之手，我都要痛恶而深绝之。我会明白分辨英国守旧党人与开明党人之不同，也会辨别丘吉尔与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美国报馆编辑，遇着两位英国人如丘首相与肯德堡大主教意见恰恰相反之时，认为应该双方加以赞同，将这大战宗旨做个人情，以免越礼。我决不肯把大战宗旨送我的至亲密友做人情，甚至或是送给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问题，我可退让。要是邻邦的内部政策，我也可退让。甚至问题是先运什么入中国————先运军火或是先运可口可乐给驻华的美国空军，我还可以退让。但是到人类自由关头，我决不肯让步，因为大义所在，不容苟且，而我深知我们今日在帝国与自由之间不得不择一而从，不容易敷衍过去。因为丘吉尔明目张胆护持帝国主义，我可以推知他小时希腊历史不曾用过功。这还小事，关系重大的是，因为一人垄断全战争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这大战的性质、目标与宗旨中途改变，然而这大战的胜利却须赖中苏英美各国人的头颅共同换来。这关系綦重，就是英国的真友，也不当因送人情装哑巴，噤若寒蝉起来。
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世界人类作战的宗旨做人情，送给他的至亲密友，或是上帝。历史上不论何时代，自由与反动的势力都在角斗，争占上风。各人应该运用他的聪明智力去分辨认识这两种势力，而站在自由与革命家一旁，毫无袒护地和反动的健将挑战。有些美国编辑想要讨好双方。但那位老将明站那边，视死如归，誓不肯经管清理大英帝国。诸位美国编辑，千万不可小觑这员老将。那老人家阅事不少，伎俩很高。凡是遇着口谈仁义头头是道的人，你要小心。当着这员老将声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盘”（“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属印度人无疑的国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国作战，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口念“亚孟”？要是这回战争是英德两国的私斗，这话也没什么不该，谁打赢，谁保守他的地盘，那些属国只当他们的赌品。如果属国不高兴的话，那是另一件事，另开一回战，由属国与胜利国去解决。但这次大战又不是两国的私战，还牵连到多少旁人。英国首相声明他存意将大英辖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时，中国人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兰人想到爪哇国，而美国人就想到自由之神。
1943年3月17日，丘首相在英下议院讨论大英帝国殖民地之将来，说道：“本政府深信无疑，大英殖民地之将来统治，须继续为大英国一己的责任。”这是清楚确定无疑昭告我们，丘吉尔立定主张，要保守印度、缅甸、马来半岛、星洲、香港、锡兰岛的版图。这样一来，也须让其他帝国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观之，将来自成白种人在亚洲的帝国卷土重来的局面。所以个人认丘吉尔为将来和会上的梅特涅，不是错见。【按拿破仑其后，维也纳和平会议，由梅特涅亲王领导，恢复各国贵族皇室，协同摧残所有革命势力，而造成以后五十年间欧洲反动势力的大集合。】
假如我们以为丘吉尔忘记亚洲，便是错了；他永不忘亚洲————是殖民区。也许我们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国，而是世界人类半自由半奴隶的整个帝国主义制度。问题是，我们这战争是否为争些主义原则，使战争不再实现，求一比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这些问题都不便讨论————不管大英帝国的清理或是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帝国的清理。大家不要谈吧。先打胜仗，仗打完了，梅特涅亲王总在那边，大家才开始争吵攘夺。然后再过三四十年，大家再来干一下。
要寻究历史，不能钻在已经检查过的日报纸堆中，去追寻那些天天讨论的很热闹的小枝节。要寻究历史，应研究主持国政者的心理，去探讨本源。印度人说克利浦斯爵士赴印开始谈判之时，曾经答应他们组织“内阁”，而克爵士的随员一样热烈的否认他曾经应允给他们组阁的真权实柄【按此指美记者Ouis Fisner与某英人在纽约国民周刊之争辩】。在这种情形之下，旁人若以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发痴。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该事之人（这现代伯理克理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谁读完了以下丘吉尔于1930年、1931年所说对于印度基本态度的话，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败，便是低能儿。要明白这印度问题的经过，须先明白我们的伯理克理斯【雅典王，说见上章】。1930年正月，丘吉尔说：“早晚你们必须打倒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恰巧是大西洋宪章用来适用于印度的原则。在西门爵士使团在印度接洽谈判之时及其后，反对与印度开谈判，认为有伤帝国及其政府人物之尊严，喊得最响的人便是丘吉尔。1931年3月他说：“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只抬高一些永远不能与我们同意的匹夫的声价，一方损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严和权威。”1931年2月，他说：“把这【治印度的】责任移交极勉强极有限少数的印度政客党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便是懦怯、弃职而逃、丧尽廉耻的行为。这便是使大不列颠含垢蒙羞，在世界历史上永远污及大英帝国代天宣德泽及万民的令名。”原文照录如下：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ar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这段妙文颇有大英帝国诗人吉卜宁腔调（Kiplingesque）。丘吉尔和吉卜宁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充当记者。吉卜宁对于他邦“不识圣教的下级异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见，丘氏也赞同。呜呼，使丘氏生于十六世纪尚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使生于十七、十八世纪，也足以守先待后；十九世纪，他便是一位贤臣名相；于二十世纪，他只是唱吉卜宁调的违背时潮的史迹。他主张坚决，立志不移，言词伶俐，在那几句话中，不但可以解释克爵士赴印之失败，并可解释整个印度政策之现在与将来。古代希腊伯理克理斯王在国势正盛之时说话，也不会比他庄严，皮匠克利翁（Cleon）不会比他爱国。卖麻绳的优克雷底斯（Eucrates）不会比他坚决，连卖油灯的海破婆鲁斯（Hyperbolus）也不会对雅典市民发出更悦耳媚众的腔调【按诸人皆伯理克理斯死后主持雅典政府的人物】。我书至此，不禁想起亚诸的诗句几行。【那首诗写英国南岸海边的海啸，名为Dover Beach。诗长短句，吊今追古，慨叹大道沦亡，斯文扫地，以现代英国与古代希腊相比。莎复克利（Sophocles）乃希腊诗人。】
莎复克利昔居伊海之滨兮，其为时已甚远，
曾闻长浪之呼啸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远之北海兮，亦闻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滥于两极，
俨彩憧之舒卷兮，若云旗之夺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闻长波之太息，
声宛宛以凄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风之悲鸣兮，渐汩没于尾闾。
嗟唯余与汝兮，瞻苍茫之暮色。
叹长夜之漫漫兮，心仓皇而失策，
若两军之丧明兮，羌浑沌而夜击。
所以我们不必去推敲印度问题之枝节。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类自由的中心问题撇开，可以辩得你惝恍迷离，莫知所适。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总会拿出理由来，一个大国定了一种政策，总会采取名正言顺的手段。有时你同人家争辩，就已承认对方的理由有争辩之价值。
假如此刻，有人对印度人说，美国种族宗教复杂，有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犹太人，又有新政策主义者、反对新政策主义者，又有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社会党，东北省人、东南省人、内革罗人，又有浸礼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圣公会、摩门教（多妻教），而且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条街坊，而且美国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门，印度人也只好摇头作罢，不再去理辩那错综迷离的纷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邻而居，而且如美国的意大利人同爱尔兰人相安无事，也许更易相处。不但此也，对于一件事他们全国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两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国。南斯拉夫国不是一样吗？也有天主教，犹太人，克罗忒族，色皮亚族，但是合之于我有利，我们就毫不迟疑把这些异族合并。老实说，假如印度没有回教，英人也须捏造个回教出来。宗教这东西是上帝恩赐大英帝国的宝物，大英帝国和一神论不能两立。多神论正有好处哩。
但印度问题枝节虽不谈，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类自由的问题，我要谈，且非谈不可。因我不带独眼眼镜，又不和亚思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视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视挪威、希腊、波兰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苏联而痛恶纳粹，德国或俄国要消灭希腊、波兰的自由，我都要同样反对。
这种态度有点难懂。有些美国人对于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独立与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作两种看法。配恩（Tom Paine）【美国独立战争中文字最动人的作者】的话便奉为民主要典，同样的话出于甘地、尼赫鲁口中，便是异端邪说。我不是美国人，不能这样分作两种看法。由我看来，华盛顿跟甘地、尼赫鲁一样的“排英”，一样的固执己见。可见得双眼眼镜委实不便。我也知道丘吉尔在纽约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圆滑些，附和群众，称颂在英国危倾时我所钦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带双眼眼镜，或者只靠一双天然眼。
惭愧得很，我对印度人争取自由或法国人暗中组织争取自由，看不出什么分别，印度政府刊布白皮书，指明印度党人的言论引起地方骚扰及破坏产业。东印度两条铁路被炸坏了，这白皮书大书而特书。如果巴黎通利尔及巴黎通里昂两条铁路被破坏，美国报界不知将如何褒扬这些解放人类的自由战士！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话，证明精神不死，永不会为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两条铁路炸坏，我也引以为憾，因为这有妨碍共同作战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自从英国未经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对德宣战之中，中间经过两年半，印度党人力主镇静，而英国方面不肯稍让一步，改善局势。等到日本人打入缅甸，印度声嘶力竭的呼吁自由，才临时抱佛脚，派遣克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实权防卫国境；英人却不肯交还实权。克爵士一行的实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回国”的主张（Pakistan）【此为第一次承认】，留为将来印度分裂之祸机。爵士回国，印人要求重开谈判，都不见效。须知印度之争，却是在美国分输赢；英人在美国宣传胜利了，所以认为十分满意。印度党人及民众日益激昂，怀恨英人日深，而民气日趋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动。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开谈判的希望失败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总督，说要开始和平不合作运动。英人不肯受人威胁。甘地要求见总督，而总督摆出抚台的威风不许他见。就此逮捕党人入狱，这逮捕后来依英人法庭判定，认为违法。这没有武装的“叛变”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国报纸表示意见，说英人剿变之后，必继以抚绥，重开谈判。然而英人却“强硬”到底？
过了恰恰半载，甘地声明他要绝食，不是抗议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议他民族的冤屈。他明知是向顽石乞怜，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无罪也好，他总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顽强，总督也是刚决。甘地已经快要死了，而此后英印合作之梦将击个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七十六页的白皮书，声称党人有引起暴动的言行。据说，印度政府的职责是维持治安，而党人正图扰动秩序。“横竖我们武力强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强调方法相同，况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所谓佛法业缘一说之是非，就是看你认为此事之余波就此结束，或是认为余波会荡漾下去，与其他潮流并合。
如果英国政府的动机，是要对一手无寸铁的属国树立威信，这目的确已达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为后日英印合作的张本，那机会便永远错过了。武力征服叛变，无论有无武装的叛变，也可以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国武力制人，威信复立之后，还是不许党中与党外的领袖有机会聚头，商讨一个政治解决，虽然1942年10月间未入狱的领袖有这样明确的要求。这种冥顽不灵的政策便无可原谅。英人所说“印度人自己不肯团结”这句话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狱中，似不是交换意见的理想环境。就是印度和尚【Yogi有仙术】也做不来，而且甘地不是有仙术的印度和尚。“文思突破囹圄”还是文人一句说话，不适宜于拉查哥巴拉查利亚，或萨勃庐，或尼赫鲁【可以调解诸人】。
英国这种作风，由一种假定看来才可以明白，而这假定却是事实。这就是说同盟国武备充实之时，亚洲人什么观感好坏，都可不理。老实说，1942年整个作战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心理习惯，说印度人、中国人、俄国人反感如何，尽可置诸度外。为什么呢？因为英美将来有大量充实的空军。
这一场印度问题的经过，只是指明我们未曾认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只是指明我们精神上还未觉悟，相信“局势有把握”时，猜疑畏忌痛恨仇恶都不足重轻。这所谓有把握的讲法，就是说暴动可用武装军队弹压，而正与希特勒想法相同。我们可以断定，战后的印度局势将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独立的理由还要依然存在。东西政治哲学若有不同，便是关于武力淫威暂时成功后的久远用处。亚洲人乖巧一点，认为为图长久计，顾到民情要紧，众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后天下可以太平。
今日这回大战所争只有一端————就是帝国与自由之冲突。有两位世界领袖站在对方的两极————一边是蒋介石，认为“但知爱国，犹未可也”即须兼爱天下，【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论坛报》所登《中国战后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战时克维尔护士Edith Cavell语。】另一边是丘吉尔，认为但知爱国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择一而从。现代欧洲强权政治的标准和亚洲传统伦理的标准正相背而驰。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说得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现在这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战争一时未了结，我们须暂把这问题按下，至少不使妨碍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虽然我们在亚洲作战的策略，也凭我们愿见战后怎样一个亚洲而定。但是每个关心时务的作家都有职责，须告诉国民事局的真相。并于必要时加以警告，无论如何，不得蒙蔽事实以欺大众。同盟分裂的根芽已在，既然无法抹杀，只好把他揭晓，期弭祸患于未萌。因为战争或者不足使我们分裂，和平却可使我们分崩离析。夫欲和平必须集体安全，必然而无疑，欲求集体安全，必得美国合作，又必然而无疑。然而美国或进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凭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质。安琪儿爵士【在美的英国作者，见第一章】高调提倡集体安全，反对美国孤立。他却茫然不知这样高调阔论，遇见一个激起美国人民悔恨的和平条约，便全然失效。高谈阔论，劝美合作，虽是要紧，更要紧的是谋一个和平条约，值得美国的合作。美国人士也不必你来苦口婆心劝告。由心理上观察，此刻的美国人预备放弃孤立态度比欧洲某国人预备放弃强权及帝国主义还要爽快。两者都得同时放弃；不然，欧洲请美国帮忙合作之时，只是请美国合作帮忙欧洲的帝国主义。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国国际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国民众所能赞同的公平和议办法一事为转移。倘使帝国主义的条约复见，必激起美国愤而孤立，那时仰首嗟叹，也无补于事了。安琪儿爵士忘记美国的孤立态度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孤立态度之发生，由于凡尔赛条约激起反感厌憎，由于“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一转变成争夺分赃的战争，理想幻灭，民心失望。再来一个凡尔赛，美国国民又要慨叹上了欧洲捣鬼政治家的当，又要悔恨惆怅，退而独善其身。在严重的牺牲之后，眼见理想消灭，而嗒然若丧，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国人民也不能免俗。因为世界保安队要美国加入的话，就是要美国共同捍护那和平条约所订定的国际秩序，而这国际秩序须教美国民众诚心相信是值得捍护的。假定说，这国际秩序只是恢复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队的职责便是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担保这制度者，乃美国人民的生命与金钱。可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自身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你教美国人不要为几条大义公理而战，美国人便觉得杀身而不能成仁，师出无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我相信大西洋宪章，足为世界长治久安的稳固基础，恰如威尔逊的十四条件，如果不在和议时临时捐弃，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础。然而就是大西洋宪章那些主张，此刻已被宪章发动人之一斥为“神话”【丘吉尔3月18日演说首段】，而关于怎样去实行这些主张，他已经认为此刻讨论含“危险性”。
美国的立场，光明正大。这战争的宗旨是为争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存意是要“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美国的民众是赞同罗斯福的。美国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但是那两位共同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朋友，尚有公事未了，自从罗斯福说明该宪章的适用范围至此已有一年多，而丘吉尔尚不肯与罗斯福同声说这宪章是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确定宪章的范围，或是声明一下，说美国的解释是不误的。他不肯适用这宪章于印度；他说这些主张条件“一点不限制（bid not quality in any way）关于印度、缅甸及大英帝国其他部分立宪发展的历次声明”。换言之，大西洋宪章的真谛妙道，人人都须实行，只有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特别宽免。况且应该注意，他自己相关的“历次声明”如下：1930年10月，他说：“我从不拟想在我们看得到的时期中，给印度与加拿大相同的宪法权利与政制。”1931年正月，他说：“除了在大战期间印度代表列席开会的纯粹场面仪式上的意义（purely ceremonial sense）以外，谁也不曾设想，在我们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间，关于印度的原则与政策会实行起来。”【按现时华府“联合国家会议”诸国列席，正合“场面仪式上的意义”。】
但是那话是1931年说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夏签定。那时美国还未加入战争。不确定宪章适用范围，倒有好处。因为倘使那时丘氏像他现在这样清楚说法，也许美国不会加入帝国之战。但是1942年、1943年这两年中同盟国仗打得好，胜利已望得到，英国愈强愈自信，而美国也已加入战争，欲罢不能了。当时他不肯清楚声明现在却声明得很干脆，毫不含糊。1943年3月17日，工党议员马可文（J.Mc Govern）质问丘首相，他关于大英帝国的声明的意思是否说，“德国于战后须交还占领的土地，而英国不必”。丘氏答道：“这样比拟实属侮辱。”【1943年3月18日纽约论坛报登载联美社电】他又提防人家误会，以为他误解大西洋宪章将适用于英国属地与德国属地相同，所以不惮辞费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国宣传部长】转达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谁“要走自招大祸的错着，要毁灭或交出我们可观的遗产，我想帝国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这种的意思……我们非捍卫我们的权利不可”，他对勃烈根声明：“我们既是联合国家的基本会员之一，绝不对我们的百姓说，我们可以让世界任何国欺负。联合国家的责任须大家联合到底。”
谁也明白，美国肯定一个解放菲律宾的年限，使菲律宾人相信美国的诚意。同样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国的诚意。那末，为什么期限未立，是谁反对呢？挥铁格的书《我们不能逃避历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1943年出版】，告诉我们一段启人聪明的轶事。“阁员中有一些人决定要用冷不妨手段迫丘氏即刻进行。据那回席中人之一出来告诉人家，‘爱慕利【守旧党员现充伦敦政府的印度部长】正在说，打败希特勒之后，我们应定个给印度联邦地位的期限。话刚说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还未开口，忽闻丘吉尔吼的一声，正像狮子中击一般。霎时间房中空气顿然肃清，宛如真有一只狮子步入室内。从此这题目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所以现在大家糊里糊涂，莫知适从，就为这个缘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难关我们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虽然丘首相专讲“先打胜仗”，在战局未转以前尽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认得清楚，说得坦白，而罗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争也不是，不和他争也不是。罗斯福对这帝国与自由的问题一天不表示态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对大战宗旨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大家应该认清这员“老将”，不管他带不带圆顶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维也纳【梅特涅亲王，主持维也纳和会】，他便留个小髭。不要汲汲记住他是英国人，或是，如《纽约时报》所称【1943年3月28日“一周大事记”】，“这二十多年来，他是守旧党员之中坚”，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说，他是“吉卜宁诗人浪漫时代的帝国主义信徒”。今日的世界无所用乎吉卜宁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也无需乎梅特涅。
因这缘故，我们今日不知大西洋宪章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莫名其妙。依1943年4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这一讨论，便会引起大英丘首相所认为“危险”的争端。但是依这篇社论：
争端却已引起，而从这争论中，可以看出两种将来国际组织的粗略规模。一种是基于大西洋宪章的严确解释，期望一种世界，无论大小国，大家平等相处，并为集体安全及相互利益，藉一种国际的机构在政治及经济上同心合作。另一种是比较缩限于欧洲，期望一个由英俄二国共同保管的欧洲，而其他较小的国因疆界之远近，或倾于英，或倾于俄。【按即3月21日丘氏重要演讲所宣布】……
第一种主张也许似理想国乌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国【在国内】的道理推广及于世界。美国现在对付局部的现有问题，还是本着这道理做去，还是承认波罗的海俄国边境的小国国土的完整。那第二种主张，不似乌托邦，而是着重“现实”，以武力抗衡原则及强权政治为基础。
这篇社论结论有精警语：
今日所见局面，可以看两个不可稍缺的要点。将来美国对于国际合作最后决定的态度，大抵要凭战后和议之性质而定。同时，这战后和议的性质之形成，也要看我们【美国】有无表示，仗打完后，肯积极参加世界的政局。
俗语说：有备无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国战时及战后国际上的合作，须肯出一个代价，而那代价就是人类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则，一点不许还价。据我私人观察，此刻美人完全愿意负战时及战后国际合作上极大的牺牲，如果有法使美国人相信这代价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见凡尔赛式和约复现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国不肯收拾往事，忘记前鉴，只顾收拾本利，乘胜打劫，集体安全便不可收拾【双方关语】：“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o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谈到1943年3月号“英国”月刊（Britain，纽约英国宣传部发刊）所摘载格立格爵士（Sir Edward Grigg）在伦敦《星期日时报》的一段话，就竦然而惧：
英美两国政府都已对法声明，法国帝国可以完全恢复，并已对西班牙、葡萄牙声明，绝不割削他们两个帝国的国境。且我们应当假定，联合国中之两位有殖民地的国，荷兰与比利时，如有同样的请求时，也必照样的允许。那么是否惟有大英帝国应该解散？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雅（Kenya）总督，并在英国政府历任要职。像凡尔赛和会所揭发的战争期中秘密条约已经开始密订了。这回大战的性质日益显露出来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教也无用。当代政治家的头脑永不会学新意义的战争与和平。威尔逊十四条件之废弃不用，以此也。大西洋宪章之主义原则，现已置疑，以后将复捐弃，也以此也。
同盟国分心作战，便不能共同胜利，无论男女，人人早晚须静心一想，各定主张，到底这回是为自由而战，或是为帝国而战。二者之间，无法通融，二者之外，别无良策。我们须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择一而从，因为取此必舍彼。罗丘也者，两种道理而已。
果报篇第六
————此篇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伏机及引百年前诗人之忏语作证
今日大家正在讨论方法，用绑带扎起战后世界的经济烂疮，然而对于所谓二十世纪文化人心道术上的毒瘤，却动也不敢去动。毒瘤的附近皮肤最怕疼，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时评家从不敢去触动他的肤壳。所以同盟国的政府始终一贯服从“先打胜仗”的政策。目前一时，那些先打胜仗的党员可以恣所欲为。一切战争的根苗：穷兵黩武、武力抗衡、贸易竞争、种族偏见，一件不缺，依然存在。希腊历史的殷鉴，我们全然置之不理。一切战争的祸苗，在读史的人显而易见，而在计划战后世界的人茫然未觉。那些精通工程的建筑师所建沙滩上的房屋非一日倾陷不可。
因为如上文已经说过，此刻要勒住苏联与中国的脖颈，已经太迟。英美中俄无疑的将为今后五十年间推移历史的四大强国。据英人口称，战后将解放印度自由，那末还有一个亚洲民族四万万人的友谊或是仇恶，须算在上头。现此英美独霸战时策略，明指英美也要独霸战后和平，依此看来，我们明白清楚已回到那欧洲几百年传下来的武力抗衡（balance of power）的路上。这英美独霸的方式，在此地可以暂称为AA式（Angol-American Pattern）。这AA式必遮拾“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西方政治科学以秦制楚远交近攻】的老套，让AA世界与非AA世界一时相处于武装的友谊及敌忾的亲睦的一种世界。必有各种各式的“世界合作”及“世界警卫队”出现，而善说辞令的人，必然大谈起和衷共济国际亲睦的新时代。然权力之为物，动而不静，故决无所谓“武力均势”这东西。时移境迁，有的伸张起来，有的衰弱下去，旧盟瓦解，新盟成立。那时势均力敌的均衡便又推翻了，而世界又须大屠杀一次，等到后代的和平匠又以老规矩准绳替我们造一种新“均势”。这“武力均势”的学说，几百年来迭次引起欧洲每三四十年一次的战祸。把这策略扩充到全世界去，就是要把世界变成一所几十年一次大屠杀的战场。强权政治及武力抗衡，总是激起一种紧张形势，像走绳一般。这紧张形势发生国际间互相猜疑畏忌，有些国家势力伸张，猜忌便愈甚。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大家看得见这形势愈紧，猜忌愈甚，等到有一国看看情势，只好先发制人。凡同样的畏忌猜疑，必发生同样的结果。这方式是永远不易的。
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要来了。我们决不为未来战争之凶残而畏怯，不为牺牲之严重而止步，不为堂上堂下父母妻儿的哀泪而短志，因为后代的子弟，未曾亲历这次战祸，还要踊跃从戎去拯人类于水火，争取六七八种自由。但是第二次大战争的牺牲比起这次的流血来，就同一场恶梦而已。大自然向来不怕挥霍，生几千万杀几千万都不算一回事。倘是人类愿意兄弟相残大屠杀一下，上帝也愿意。再五十万年，上帝便再造成比较聪明比较良善讲理的一种动物出来。那些专谈强权政治的人也不能怪造物主。强权政治家既然以“自然主义”及“自然物竞”为护身符【说见血地第十七】，他们也应愿受物竞天择的果报。他们于政治战争以正视“现实”【放弃大义】沾沾自得，所以对于战争的结果，也应该注视“现实”，不应苛求。
而且再来什么灾祥妖异，我们也不怕了，加伯烈【首位天使】不会再下降尘凡来给人间传达神旨。水变成酒无聊的神迹骗不过科学的化验。倘然大鱼吐出了一个约拿【见《圣经》】来，也不足以欺我辈，经过记者盘问一下，必定把他送进疯人院。詹威廉【心理学家】之神不肯降坛，保障我们必有来生【詹氏死前有此约，未能践行】。天上不会再降流火，也不会夜间有火柱替我们照光，白天有云柱替我们领路。祷告禁食诵经烧香尽都无益，至少于我们，那已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外交家当然莫不开口称道邦交友善，背地里却莫不乖巧，把这些辞令打个折扣。各种各式的领管制度、关税问题、警卫分区，及国际飞机场，都会经过一场讨论定出办法。也许会协定一个五十年的和平条约，那条约的价值，也正与尼西亚的五十年和约相等【Peace of Nicias，公元前421年希腊内战时所定，不过六年便被破坏】。出席和会的代表也必定都是严父贤夫爱国者。但他们所造的房屋要建在沙滩上。
这AA派既然确实存在，现在势力甚大，且握有实权，他们对非AA世界所取武装友谊政策的结果，不难推断。他们怎样离间非AA诸国，须看他们的政治手腕多少灵敏，现在中国外交政策是确定与AA合作携手。这种武装的友谊能否实现，要全凭英美迫中国上联俄的路的做法能否成功。这一件又得看中国于下次大战争要计算一下，何种的同盟最可靠最忠实，而这一件又得看中国于此次大战及战后和会之经验所得而定。中国今日国际上的联合，虽然在民主思想立场上很相宜，而在种族及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却显然不合。中国自身既非实业发达而因此并非帝国主义的国家，到底他有否达到与帝国主义的国家平等同盟地位的可能，尚未证明或细加研究。但是我们所可确定者，中国必不肯长期屈服人下，受人不齿，也许会回心不敢高攀，还是左右找皮肤色素较重的人认他们做同盟妥当。不幸而言中，这便是世界史最可惜的事。特别是在印度的背景，还有人正在吹起仇英的灰烬，怕他不出火，这种恶孽真是所谓不能逃避历史。
且须记住，这场斗争未爆发以前，早已生出一种局面，由新兴势力之抗衡，而成为德国日本复兴最自然合理的局面。双方必各向德日讨好，鼓励他们重振旗鼓，正如我们于1940年间那么高兴成功的做法。换一句话，虽然经过这次重大的牺牲，又要归到原处，再从头打起。丢个头颅本来叫老母寡妻难受，惟头颅白丢，叫人枉死，岂非大可哀乎？
也许以上推算各发展之趋势及程序未必尽然。但是大家却应该中夜深思，对于权力在历史上之伸张发展，抗衡均势之如何形成，如何倾覆，细细一想。大家须盘诘查究一下，强权政治原则是否可靠，藉武力均势维持永久和平的基本原则可否信赖。对这问题大家讨论，互相驳诘，寻个究竟。惟有如此，谈论世界和平，才不至于隔靴搔痒。我们的思想习惯须根本改变，才寻得活路出来。
天下本有阴阳消长之象可证，兴亡离合之迹可寻，惟在一点灵犀鉴照出来。有时天赋诗人以这种先知先觉的聪明，不用星相，惟洞明历史兴亡之迹，便可预卜将来。在这些天才，这种消长倚伏之象，看得了如指掌，不啻神仙托梦，现身说法。海涅【Heinrich Heine，德国大诗人，犹太族，生于公历1797至1856】便是这样一位天才，见过这种神仙托梦，他深知熟识德国民族的精神，所以能够预卜所谓“德国革命”及今日纳粹精神之品质，断得一点不差，又洞照欧洲思想萌芽发育之势力，所以能够预卜“欧洲或世界革命”，并且预言今日正在开演的几幕戏，幻然有仙术。他说有个德国雷霆振作之一日，其来也渐，而其至也必：
其时那轰轰雷鸣，霹雳而至————当心啊，法国人，你们这些邻近的小孩儿……不要莞尔而笑我的话，以为痴人说梦，劝告你们仔细当心康德、斐希德及自然主义的信徒。不要莞尔而笑一个迂僻的预言家，算定在精神界已引起革命，在物质界也必有同样的革命。
海涅于1834年著《德国之宗教与哲学》一书，说到耶稣教十字架那件脆弱的法宝将要打碎，而德国民族古代深山里的神只将复显灵。他警告我们将要“听见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霹雳一声雷”。
诸位切莫以为这德国的革命来势较弱，因为革命之前有过康德的critique【“人类理性的批评”，理性哲学名著】，有过斐希德的超物唯心论，甚至有过研究物界的自然哲学……因为康德信徒毁弃一切传统思想，拳头来得更硬；斐希德信徒超物唯心，一切灵空，不畏危难，更要勇往无忌；而自然哲学的信徒尤为可怕，因为他与宇宙风云雷泽洪水猛兽联系起来，他由古代德国民族的汎神教可以降下夜叉魔将，到那时候，古代日耳曼族好勇斗狠的野性将复萌，不为攻城夺地而战，只为杀戮而杀戮。耶稣教稍微节制这杀戮的野性，其功固不可没，然只能稍加节制，不足把他消灭。一旦十字架这件法宝打碎，那些古代战士之狂性复发，那便是古代北日耳曼民族诗人所常歌诵的病狂。那件法宝是脆薄易破的，总有一天要击个粉碎。那时断瓦颓垣中的石像，将要活现起来，揉他千年长眠的眼睛，拂拭千年积秽的尘土。雷神Thor将复跳跃飞奔，拿起千斤铁锤摧毁中古天主教堂……
……那时你们听见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霹雳一声，便知德国的暴雷已经震作。这霹雳一声，将教神鹰坠地，而非洲漠野上的狮子曳尾躲入洞中。这回演出的戏要使法国革命比较起来像一出“小放牛”……
“当心啊！我是好意，所以尽情吐露这孽煞天机。解放了的德国比起联合克罗忒族、嘎索族的天主教大同盟还要可怕。……”【见《海涅散文选集》Heinrich Heine：Works of Prose, ed.by Hermann Kcsten，第51至57页。】
恰恰一百零一年前，在1842年，他预言“世界革命”，这是一幕剧，我们已经看见其首端，而海涅不敢预卜其收场。他是马克思的朋友，明察革命思想之性质，兼有诗人的眼力，能先卜这回战争中德、法、英、俄的命运，毫厘不爽。
这一来的战争，将成最残酷为祸最烈的战争，不幸将牵入【欧洲】最文明的两国，德国与法国，而使结果两败俱伤。英国是一条大海蛇精，潜时可以潜躲海里深处，而俄国也可以退伏于其茂柏深林寥原寒野上————这两国在平常的政治战争，不管如何打败仗，永远歼灭不了。但在这样的战争，德国处势之危远过他国，法国尤可于最可怜的状态中亡国。
这还不过是那场大剧的第一幕，就像开幕的道白而已。第二幕便是世界革命，这是有钱的贵族阶级和穷民的大决斗。在这决斗中，也不分宗教国族，只有一个祖国————就是地球————而只有一种主义————就是人类的幸福。世界各国的传统宗教会不会穷极而思出抵抗————而这会不会成为第三幕？旧有的专制传统会不会改装换调重复登场？这出戏如何下场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条大蛇精头颅要被击碎，而那只北冰洋的狗熊【俄国】也得有人食其肉而寝其皮。也许结果只剩一群驯畜，由一位宰牧看管————一位行所欲为的宰牧；手持一根铁拐杖，看管一群羊毛剪得一样，啼声哀鸣一样的畜生！
此去大难将至，如有先知要写一本新的天书【指《圣经新约默示录》】，他得重新创造新的妖怪————比起来约翰所见的妖物就同驯鸽和小爱神一般。那时上下神祇只正在掩面而哭，哀怜他们掌管这么多年的凡间人类，也许也正为自己数运将终，悲啼自怜。这未来世界闻来有一种臭味，和着俄国熟皮、腥血，不畏天命及许多响皮条的响声（The future smells of Russian leather, blood, godlessness and many whippings）。我劝告后代人类的子孙，生下来背后的肉皮要顽厚坚韧些才好。【上引书第136至138页】
呜呼，惟有诗人异士，高瞻远瞩，始可以知天。海涅既详知德国的种族精神，又熟寝欧洲人心道术之隆污，且身经革命与反动之两大时期，与梅特涅同时，是以咨嗟而兴叹。故其言曰“当心啊，我是好意，所以尽情吐露这孽煞天机”。他已经见“在精神界上的革命”，所以也能预卜“物质界上同样的革命”。
我辈生于海涅之后百年，此百年间人心道术之变，尤易摭寻，也可以聊试小技，研究此人心道术之去向。我辈也可用心明察当代文化之性质，解决道术隆污之难题，虽然同污者多而同隆者少。也许我辈也可预卜大难之将至，惟苟能毅然斩除科学定命论之桎梏，未敢预卜，始为大贤。【科学定命论，见“血地”“亡道”“当代”等篇，尤详“化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