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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篇第十九
————此篇原名《当代之品质》言世事之变起于人性观念之变并陈叙自由人权观念之退步及经济安全观念之崛起
为什么这样沮丧？很明显的，人类的思想已经变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变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变了。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也变了。这一变，整个世界便陷于紊乱之中。让我们用历史来证明。
世界惨剧演在我们眼前，这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衡量时代的特征，估计我们精神货物价格的贬涨。我们已经觉得不敢再为欧洲文明自鸣得意了。每次想到欧洲，我总想到德人吊死三个波兰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挂了三根绳子，绳子一端缚住了波兰人的颈上，身体悬空，较平时为细长。我不管是德国人在吊波兰人，或是波兰人在吊德国人，我只知道欧洲人在吊欧洲人。那张相片乃是欧洲文明的批评，一个很深刻的批评。
你如果细察今古史开始以来四百多年的经验，若干名称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货币），价格或涨或贬，一定会使你惊异。不要忘记这次战争以前社会经济的不安————民主观念之崩溃破产，大家只讨个安全，寻觅生计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其他集团主义的兴起。我们可立表解释这历史的背景。
大致说来，上帝和自由的运气最坏，教育和工业的运气最好。此处值得注意，灵魂观念在德国，一点没有贬价，反之，还是德国战争机构内的一支原动力【即德国浪漫主义及玄秘主义之影响】。“自由”与强迫相对，代表人权，所以与“人权”相同，此处再为人权划立一行，不过是便于同“经济权”衬托罢了。我们日甚一日地喜谈职业的权利、收入的权利、保障老年失业安全的权利、皮弗利基计划书内所述的权利、军士回来工作的权利……而忘记自由之权、国家自主之权、个人之权。“工业财富”代表国家的生产力，而非指财富的分配。有财富而没有分配的方法，对社会个人并无意义，不能算是进步，只能当做一国的作战力。老实说，生产力过大，往往引起市场的竞争，结果必因市场纠纷而作战；所以大生产力对于和平有贡献，抑或有损害，还是一个大问题。兴战的人，总是工业国家，而非农业国家————日本和中国便是一例。生产力之大小与社会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关系，但是如果生产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会的不安。孔子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老人家，连经济学的原理都说得中肯。
上面这张表，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的进步，因为大多数前进的国家，如，丹麦、荷兰，都没有计算在内。在天主教国内，上帝总还有能保持地位的倾向；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认此点。可是大致说来，这是一篇生意不稳固的结账单，情形不可乐观。上帝和自由已渐渐失去地位。因为如此，所以德、意的人民都听任法西斯蒂消灭自由，而连今日美国的通达之士，鼓吹经济安全主义，远较鼓吹十八世纪的自由观念为热心。
这有什么意义？人的头脑自然集中在这时代较急迫的问题上。一个人生了胃溃疡，脑中只有想到胃；我就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纪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十九世纪的人都谈经济，正像十八世纪的人都谈理智，十七世纪的人都谈神意一般。二十世纪的人只谈安全，这岂不是一个恶兆？
我想，作战，就是要保护资本社会。此次战斗的开端，实在是欧洲社会和经济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溃；所以战争完毕后，我们当然要从那崩溃动荡不安一阶段，重复收拾起来，并且现在就得替它计划————这就是所谓“战后计划”，要点是保障职业、社会保险等。这些方案，把我们头脑全部占住，别的问题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我们从国内经济一步跨到国际经济，而把国际和平与出入相抵的国际贸易清结单，混为一谈，分不清楚。赫尔一派的人似乎以为维持世界和平，不过是重订关税表的事，年终结算，如大家赚钱，友谊、公道、自由、大同，都会一并源源而至。
数年来侨居美国，我只遇见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至少是只有一个人的和平观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个黑人。数月前我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同一个黑人脚夫讲话。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怆之色，他说他在中学内念过三年书。他每月赚一百五十元钱，要养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说话，因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说此际作战时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坏。他说生活艰苦，他的妻和儿女都得出去做事。后来我们讲起战事。他黯然说道：“战后情形也许可变好一点。但是我所不满的，倒不是钱，钱少我不计较。我们要人家把我们当做人看待。”这两句诚恳坦直的话，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种美国的皮弗利基计划拿来安慰他吗？但是社会待黑人的心理态度这一点，是我们所不能用数学解决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战后计划中完全忽略的一点。他们为了他的经济权绞尽脑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权利稍费心思。他们以为经济权有保障，他便能快乐了。
反之，他们都叫我们放弃更多的自由。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气。经济方策可以医治经济病，可是不是万能药。经济进步产出病症的医法，并非再求经济进步便罢。人类总要继续生存，要过合理安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而失落了灵魂，那怎么办？文明到底还须有个内容。
但是问题的究竟，还要深一层，直达我们思想的纤维，且与这时代的精神有关。我敢说这句话：依我们这种思想方式，我们决不能建立或计划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趋机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词已经变更。我们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简单的旧名词。用当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说，一个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马上就有人说他思路不清，说老生常谈。这个时代，至少高级社会的人，简直不相信这套东西。拿法国字Fratenite【博爱】来看：有一个时期【法国革命前后】，这字竟能在知识阶级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们相信这个字；我们今日不相信它。这个时代摒绝了一切老生常谈，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过久的小铜元。我们造了悦耳的新名字来顶它们。一个女孩子如仍用维多利亚式的名字若Faith（信念）、Prudence（谨慎）、Patience（忍耐），一定会被同学当做笑柄。教育家、传教士、演说家往往都避用这些名词，而代之以摩登名词，如“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s”），或“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可是“价值”这两个字，就用得奇怪，因为它的来源是经济学。这两字与账簿有关，所以听来悦耳，令人想起主妇买价廉物美的货物（称为“好价值”“good values”）。别的名词的来源是社会科学。教育家称娼妓为“反社会者”，称卖淫为“反社会行为”。这些名词有些怪味在内，似乎已经加过人造工夫把水分吸干的味，而使我们觉得道德观念已经剥得干干净净了。我们不再“感化”一个酒鬼了，我们使他“调整”使合乎社会，正像我们重新调整手表机器一样，甚或使他“适合”（“acclimatize”）一个新环境都可以。一个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个“完整”或“分裂”或“不调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词真愈来愈机械化了。一个政党和一部汽车，都可称为“机器”（machine）。大众的情绪是“反应”或“反响”，外交往来关系是“压力”，流行的态度是“习惯的集体形态”。骄傲是“膨胀的自我”，夸张是“自卫机构”，批评是“发泄”，还有什么【凡泄气防险作用的】东西是“安全门”，而一个失业的人是一个“脱节”的单位。
以上所举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词，与个人的笔调无关。我故意不举其他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用的学院式怪话，如“平均满足价值的过程”“情感的反应”“意念作用的改造”“联系的回忆反应”。事实很简单：我们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断，并且怕正常的感情。我们的道德伦理已有点像人造化学品，先抽出水分，制成精粉，才拿出来问世。可是如果有人对我说专谈“联系的回忆反应”的心理学家能教育子弟，或专谈“平均满足价值”的社会学教授能造福人群，我便不相信。《美国学人》【1942——1943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评论这种“教育法”，作者引了许多教员令人捧腹的佳话，而这班教员的任务，据说是教育青年子弟，启发他们求学兴趣。在美国学术研究会的心理学部门，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论文，题目是：The Reduction of Data Showing Non-Linear Regression for Correlation by the Ordinary Product-Moment Formula；and the Measurement of Error Due to Curvilinear Regression。一个学童对学习史地的兴趣或天才的发展，有科学方法可以得知，只要看“An extension of the Kelley-Wood and the Kondo-Flderton Tables of Abscissae of the Unit Normal Curve for Areas（a）between.4500 and.4999999999”便一切明白了。遇见这种教书先生，我焉得不学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机器已替代了人；只须看这些机械式的名词，我们便可知道，人类的头脑已经改变；我们的血管内，已有人造血替代鲜血。我们必须先进科学的殡仪馆，把人血取出，用人造血打进血管去，才可以做这时代的大学教授及教师。人的头脑是一条“轨道”，或“单轨”，或“双轨”（“single-track mind”，“double-track mind”）。上帝是一个“重心”。只有一块钱仍是一块钱，除非它是五毛九分钱。
所以，在未了解我们自己和这个时代之前，必须先了解我们思想的根蒂，并研究我们如何养成了这二十世纪的思想方式。往昔的标准，为什么变了？我们对人的观念，为什么变了？生命为什么失去了意义？为什么即使在卫护民主政治的战争中，我们仍变成犬儒、悲观者和硬到底的“现实家”？物质主义的信徒，必作战到天地末日。物质主义的信徒，既不能结束战争，也不能建立和平。他们的头脑不行。所以要问，我们为什么变成物质主义者呢？
让我们先看自由的基础如何动摇。我们将看到自由性质的改变，因为人的“权利”的观念已改变，而自由的基础即是人权。
但是我得先解释清楚，四大自由中的两大自由，并不是自由。其中一项，在我看来根本竟无意义。仔细研究一下，你便可知道，四大自由中有两项是混在队里为伪装自由，出自经济的鬼戏。“Freedom from fear”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安全。“Freedom from want”不是自由，而是经济安全。要实现这两种安全，或许要牺牲人类的自由；而我们如果太重视躯体的安全，牺牲人类的自由【人权】，是必然的事了。最能给狗以“Freedom from fear”及“Freedom from want”之感者，乃是一条颈套。它的第二顿饭，是必有着落的了。笼中鸟牺牲了翱翔天空的自由，而避免了遇见老鹰以及雪中挨饿的危险（用英文说是Freedom from preying hawk and freedom from starvation in the show）。但是一头故意飞入笼中的鸟，【以求安全保障】除非你施出诡辩绝技，不能说它是为自由奋斗。这都是英国文字的玩意儿【feedom from即指“避免”，或指“消除”，与“自由”原义无关】，“freedom from want”“freedom from fear”都不能译成法文或中文。用法文说，“liberte de misere”或“liberte de peur”成什么话？在英语同样的名词，还可以多加几个。健康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disease”，清洁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dirt”，和平与平安可以称为“freedom from telephone”……印度人或许会加上一个“Freedom from England”————这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政治自由。所以谈起自由的时候，我们必须拘守这两字的原义，不加什么“of”，也不加“from”————就是简单单货真价实的自由————人类的自由。人类可能拥有四大自由的全部————自由言语思想，安全吃饭睡觉————而仍做一个奴隶。
信仰自由对美国人有十七世纪性质的特别意义，同为十三州的人民，都是宗教难民，他们到美国去原是要争得自由敬拜其所信的上帝。但是宗教的自由，在中国并无这种弦外之音；由中国人看来，宗教自由根本没有意义，并不是中国作战的目标。因为中国自古并无宗教战争或宗教压迫等事【即偶有之，亦不及西洋之宗教压迫】，所以宗教的自由，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向来认为是当然的事；为宗教自由作战，不啻宣誓为青天白云作战，要捍卫天之青、云之白。言论的自由，曾数度被禁，中外一律，所以还有些意义。但是言论的自由，范围不够广大，不及人类的自由远甚。我不愿因为卫护言论自由而同任何人作战；我可以沉默，或用迂回的方法说出心中的话，而可不至于落狱。我认为此次作战唯一的目标，乃是维护大好的老自由，世上各民族的自由。这一点不容含糊。至于维护个人的自由，也不容含糊。
虽然如此，“自由”这两个字在美国和世上魅力尚存。这就是说人民还信仰这东西————简单的老大自由，它是一枚用得略嫌过旧的铜元，但是还不失为一枚好铜元。你不但能使美国人，并且也能使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黑人、芬兰人鼓着热情冲锋陷阵，为它作战。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就是为了这自由作战。在我看来，下面这句话有些侮辱我们的战士，并有些滑稽，幽默的美国兵一定也有同感。“杀日本鬼！杀德国鬼！早些回来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时，赚七十五元钱，还有医药保险，加工工作，可给多一倍半工钱！”我的血温并不因此增加。可见人类的经济观念一定有毛病。
但是“自由”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人类的权利是如何产生的？“自由”这两个字从哪里取得这等动人的革命力量？须知这两个字乃是由压迫而起反抗的呼声。政治压迫过重，“自由”两字便添上激人的革命力量。巴得利亨利（Patrick Henry）大吁“不自由毋宁死”，呼声直入美国人民的心坎，因为美国人民当时受到压迫。尼赫鲁大叫：“不自由，毋宁死。”罗素和安琪儿一班人漠不关心，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到压迫。即使在美国人看来这件事也无燃眉之急，倒不如外交礼节重要；宁可缄口不言，不可妨害两国的邦交。为印度自由出而说话，犯了外交礼节，野蛮程度，不啻在华盛顿外交宴会上，请英国大使夫人坐于巴西公使夫人之下。……二十世纪人类思想中“自由”的观念，已堕落到什么田地，于此可见一斑。
十八世纪自由的观念同时问世。论理讲，“人权”和“经济权”在哲学立场看来都是神话。这些本来都只是往昔与今日人类深信的东西。像上帝和灵魂一样，这些“权利”是不能证明的。我们要到迫切时，便创设名词，托之上帝，说是受之于天。这人权与“国王的神权”一样，只是直截了当不待证明的一句话而已。海涅称国王的神权为“削发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权也有个宗教根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人权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而且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这些权利“不可剥夺的”，所以在玄学上说来，国王上帝都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些权利。可是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们不过是相信如此罢了。可是卢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说法，早已为科学所驳倒【卢梭言自然人本极自由，今日社会学否认之】。所谓人类“出世自由”，不过是出于热情的信仰的一种说法，像“国王的神权”一样，并无科学或逻辑的根据；人们如果预备弃掉它，只消去其神道学的根据。翻阅历史，便可知若干国家曾说起它们在别国的“经商权”“贸易权”，同时主张别国在自己国内并无贸易或工作之权。征服国说起“扩张权”或“取得生存空间之权”；有人更进一步，发现自己有统治某地之“天命”。渔业国家则谈起“捕捉沙门鱼之权”。
同样的，到了需要职业实在急迫的时候，我们将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权”，或取得薪水或养老金之权，甚或主张人类“出世便该有职业”，而有时候“出世便该有职业”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还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们将发明“出世便有一张购物券之权利”“天赋有取得购物券不可剥夺之权”，并谓在玄学上，无人能夺我此权。根本上，这是我们放弃人权而觅取经济权的原因。
于是精神的“价值”都销声匿迹，剩下了一个真空。自由、平等、博爱，已失去了它们的救世意义。平等的原则已为人怀疑。民主价值、经济价值，都搅作一团落在女巫的大锅中，蒸出来一股带着浓厚的独裁味儿的臭蒸气。钻入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门的政治观念，而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在黑暗中挥拳交锋，打作一团，到底也不知道谁在打谁。斯大林称苏维埃联邦政府为“民主国”，同时纽约“美国人”日报（N.Y.Journl-American）可能称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为“赤化”党徒。至于贝当，他的政府无需政治观念，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独裁者，更不是总统。他就喘着气说：“工作，家，国！”不，欧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旧道德、旧观念，已经消失了。
正在讨论自由之性质以及观察人类自由的观念已否改变的时候，我们惊觉一个更严重更基本的局势，这局势来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原来意志的自由已失踪了。除非我们能恢复意志的自由，就没有力量恢复人类的自由。除非我们能恢复人类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为什么失踪了？
化物篇第二十
————此篇言明现代机械心理之所由来推论人文科学袭用自然科学之结果及指陈自由意志人生意义为唯物观所消灭
我们姑且这样说：强权政治是火药政治，火药政治结果必定出于爆炸。强权政治与势力的均衡，有如两支炭精，渐渐自两端凑合。机器前进，蓄力渐增，最后的爆炸力必大。现在这个时期，强权政治之爆炸，必遍达全球。玩弄强权政治，就像玩火，同时，我们道德发展却落在背后；我们的思想是国家化而不是世界化的。现在我们认识，世界政治乃是强权政治，这是我们唯一所知、唯一能实行的政治；毫无疑问，不管权力的集合如何变化，我们总在向更大的战争冲突迈进。我们对此形势所恃的态度，只是说命运如此，无可奈何。我们须承认，我们的政治家都是强权政治家，我们的战争行为与和平观念都是以武力原则为根据。我们相信武力仍将横行天下。史班克孟教授大概说得不错，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要继续旧工作，世界政治仍将以武力为基础。如果我们接受这话，必促成更大的战争，直到最后一个暴君出而霸持天下为止。或许未到这个田地，欧洲文明便早已瓦解。
但是如果你问，强权政治之结果既已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继续玩弄强权政治，答案是我们的人生观已趋机械化————我们的生活观念已含有机械的必然性，虽想阻止它，却是无可奈何，只好听之。我们吸收之自然主义，相信国家生存竞争之说；我们跳不出物质主义的背景，我们在无意之中借取了受机械公例所统制的物理世界的定数论，移用成为人事上的定数论。这些观点都带着“科学”的气味，所以自有其尊严。于是强权政治不托庇于神权论，而托庇于科学的门下了。如此一来，政治的“现实主义”，便是明晰的科学思想；带有感情的理想主义，便被人说是“低能儿”的见识。这种机械化的人生观，结果当然是绝望：说来说去，人的社会原是一座荒林，大家为了生存战斗。这不啻是说：“我们情愿为国家争取权力，而作生死之斗，开着眼步入地狱，决不愿做梦想和平天堂的傻瓜————人自为战罢！”
今代人的思想，怎会弄到这个田地？心理分析家叫病人回想童年的事，在灵魂的阴处寻出挫抑、凝固和错综的起源，俾能了解自己。回忆过去的事，容易维持客观的立场，并了解个中真况，了解个中真况，则能自我解放。我们且回顾过去数百年的事，这对我们一定有益，而今日的世界，亦可藉此了解自己，我们怎样变成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的信徒。
科学的摧命手抓住了西方，科学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进了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所以说，科学已毁灭了人道。自然主义【信仰竞争】已毁灭了行善与合作的信仰。物质主义已毁灭了玄通知远的见识及超物境的认识信仰。定数论已毁灭了一切希望。
我敢说我不会触犯自然科学家；反之，他们一定同意我的话，而大声抗议说人家偷了他们的观点方法应用在错误的地方，他们不能负责。自然科学与人的问题，其中界线应该重划，两边真理标准亦该重定。科学的对象是实况，人类问题的对象是是非，双方不必彼此抄袭技术。科学依其定义处理“精确的、分立部门的知识”，而有一大部分的人类知识无法精确，难立部门。如果科学及其玻璃管化学材料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欢喜你？”人类关系的问题又怎能解决？
可是我们却把自然问题和人的问题混在一起了，结果产生了一个危险的局面。自然科学家仅仅说道：“上帝、自由、善性，并不是精确的问题，不在我研究范围之内。”但是非自然科学家的人文教授说：“上帝、自由、善性，都在我的范围之内，但是不能以科学方法研究，而我是一个科学家，又必要做科学家，所以我只能置之不理，另外寻取机械律。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得上前进的标准而保持我的饭碗。其次，科学既然不能发现上帝、灵魂和人类的善性，或许它们并不存在。”由此愈来愈乱了。自然科学家说：“我的兴趣，只在事实上。”只有被迫研究人的价值问题，而企图模仿科学技术的不自然科学家才说：“我的兴趣也在事实上，上帝、自由、灵魂，都不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我们没有方法应付它们，所以只能置之不理，除非它们有一个物体。”自然科学家说：“我测量电流、音波，并画图线。”非自然科学家说；“我也要测量，也要画图线。我要测量希望、理想、意念、上帝、自由，可是不能。但是我能测量人口、生产率、粮食的供给、刺激的机械反应、诗句中的子音母音、进出口货物的数字，以及物质环境的影响。我成为科学家，希望全在这条路上。”
人事的研究既非成为“科学”不可，我们只能专谈科学技术所能解释的物质因素，而科学也只能在物质世界内周旋。十九、二十世纪学界最显著的贡献，都是关于物质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亨定顿（Huntington）论气候与历史关系、马克思（Marx）论职业与观点关系、伦波洛索（Lombroso）论遗传与性格关系、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论民族与历史关系、威斯特玛（Westermarck）论环境与伦理关系，还有德国某医生论目力与天才关系，而将来如有历史家证明非洲萝卜根与拿破伦战争的关系，或有先知证明营养与道德之关系，或Riboflavin（维他命B2）与乐观思想的关系，我们不会觉得奇怪。这是多么摩登、多么渊博的发明！上面诸人对人类思想贡献不可谓小，有的很具卓见，有的也可嘉纳，但是他们的灵眼都似乎患斜睨偏视的毛病。
所以在过去一世纪内，知识界的动向一直照着袭用自然科学的技术，不难明白。但技术一变，宇宙观也必变，结果是产生了对人、对历史、对控制人生力量的唯物观念。每个学术上的贡献造成这偏视斜睨的局面，个别的影响虽小，但是汇合在一起，却有移山倒海之力，我们现在便看得出。
因此便产生尼布尔（Niebuhr）及兰克（Ranke）的搜寻及考核史实的方法、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经济史观、翁脱（Wundt）的生理心理、华生（J.B.Watson）的行为心理学、左拉（Zola）的“实验小说”、特拉塞（Dreiser）及法雷耳（Farrell）的验尸态度的“现实主义”、藤恩（Taine）的文学批评、里南（Renan）的“原始”研究、孔德（Comte）的“社会物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某学派的诗学“本体批评”、研究院中的比较文学的“比较”和“研究”、弗洛依德的乱伦错综、心理分析学的在小腹部下搜寻灵魂。我们的种子如果没有屁股座位，整个心理分析的组织便要破灭。而且代表这全部瓦解的象征，有爱略特（T.S.Eliot）的私人僻典、乔易士（James Joyce）的自剖和展览主义、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的逃避和谐，毕加索（Picasso）的逃避美观、达理（Dali）的逃避逻辑理性、史泰恩（Gertrude Stein）的逃避文法。在世界政治内，有史本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体”、霍斯何弗的地略政治、赫尔的经济万灵说。其在这次战事，我们可看见应付北非和亚洲的问题，缺乏道义原则。这每一种趋势，都含有“科学”的气味。但是斯文扫地，而人生意义，除了保吃一顿饭，已等于零了。我们所能得唯一的呻吟声乃是：“不安全，毋宁死！送我到监狱去，不成问题，只要给我一张饭票！一张养老保证券！”这在革命家看来是多大的退步，同十八世纪人的勇往直前精神比起来，差别多大！
原来人研究物质太成功，自己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人性的观念，已经变了。“思想”的力量已为历史所否认。瓦片的研究，已替代了历史上爱憎仇恨人情幻变的研究。我们量了特洛国时代的破砖石的尺寸，便觉得增进了解或考核荷马的程度。历史家研究埃及女皇的宫房夜壶，兴趣大于研究她们的宫闱秘史。收集事实、考核事实，这两项工作一直继续下去。一个历史学教授可以一手拿了一只破古罐，得意忘形叫道：“我们懂得历史了。”
搜寻考证事实的工作继续不断。历史家测量瓦片，教育家测量人的智力，犯罪学家测量人类的脑壳，心理学家测量我们的感情反应，地理学家测量雨水的寸数，地略政治学家测量高加索的油量。如果瓦片能够解释，历史亦可立足；如果知识的单位仔细地测量，教育便成功；如果脑壳、下颚、耳朵，测量过，犯人便可像一架洗衣机般为我们了解；如果感情反应研究得法，人类的灵魂、智力、想象力、意念、欲望、癖好，都可明白；如果雨量算出，文明之盛衰便有解释；如果油源在握，胜利必属吾人！
人呢？他已变成旋转不息的机器中之一原子，为某爆发过宇宙的陨石余灰所造成。腺、血管、流质，组成了我们的身体，机械化的阻抑、交替反应、错综，组成了我们的心机。肉体的饥饿，我们知道得很详细，精神的饥饿，我们一无所知。欲望乃是体中冲动，我们对它无法节制，正如我们没有力量改造我们自己脑壳的形式。人是一个化学混合物，由身内的分泌物和身外的环境势力所变化而成。那飘渺莫测的灵魂，无形无色，无法研究，受人冷落，已鼓翼而飞，不知去向。彩虹已经解剖得干干净净，孩童时期的好奇心与幻想已经逝去，世界已同我们一起转变灰色。
霍金教授有一段文，可算为现代文章内最玄通知远的一段，说得甚好：
不足为怪，科学在全胜利之后，已射过了它的目标。科学家现在不说：“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无闲谈论世事的目的与价值。”而实际上等于说：“我们已把目的和价值推出宇宙之外。”这样大刀阔斧的手段，倒也觉得爽快：虔诚信教说道的人不敢再妄谈上帝的旨意。只要科学专事研究星球与原子的话，这人道价值的幻灭，并不会使人衷心不安。
但是有一个时候，科学必须把自己训练有素的目光移转到有生命的东西和人的身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的学科，应运而起，如热带的太阳一般高升，继承科学衣钵真传的方术，富有新生初期的猛势。心理学变成感情思想的物理学；人变成了事实与公例的现象。这样一来，自由有些立不住受不住了，因为它们把人体不多不少整个的配合在数学上完美而可计算的物质定数的范型中。但是到底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与方法的联合势力；
人虽未能真正摆脱自然的公例，却仍可保持自由的感觉。大家总是如此假定。
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人已变得毫无意义。人变成了宇宙大机器的一部分，这部机器已经整顿修理重配过，而把原有潜伏的旧价值已丢在废堆内。宇宙并不向什么地方走去，只是在走罢了！如果整场戏没有意义，那么人这一部分————在它自己看来如何？姑且不论————也不过是一桩事实，虽是一件复杂有趣的事实；却也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实————连人类的各种文明建树，都不过如此。人生这幕戏在扮演时，也许能自觉得活灵活现。但是真谛还得打个算盘总算一下，而总算结果，人生意义等于零。12
始终没有人充分指出，希特勒的伦理和政治与这一世纪半以来的欧洲发展有关。也没有人指出希特勒颂扬离常（压制理智，颂扬原始观念），同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史泰因（Gertrude Stein）、达理（Dali）、爱白史坦（Epstein）的颂扬离常【即反对理性】巧合。老实说，这趋势可以推溯到浪漫运动的反理智呼声，尼采的蛮意复位运动，诺兜（Max Norday）用剖尸方法所描写的十九世纪状况。任何分析，如把纳粹思想的来源看作只限于德国，而不把西欧文化普遍衰落的因素算在里头，便是自欺。人生意义的零点已经抵达：一辈科学家已把知识空气中的古道古风肃清；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理夕阳返照的红光已经消逝；在欧洲的心中，人已变成一个机械式的动物，在盲目的物质势力所指使的盲目的原子混旋中作个困斗。希特勒不过是信步走入这人道荡灭的空野罢了。不然，“希特勒从何而来？”这问题永远不能解答。
我曾说过：
我们可以证明，天下骚动是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了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文学科的大教授们已降低到寻求机械律以解释人类行动的田地。愈证明“自然律”之精严，及自由意志论之荒谬，教授先生也愈自鸣得意……科学的物质主义必产生定数论，定数论必产生失望。所以悲观者成为今日最受人崇拜的人————并非最伟大，而是最负盛名的人————实不足为怪。今日国际间的紊乱，是发源于哲理上的悲观。13
也许强权政治的世界，借用佛家语说，不过是“梦幻泡影”。也许人事的定数论不过是海市蜃楼，我们造来自欺的。也许权力冲突和败灭的必然性，也不过是这种梦幻泡影。我们在机械律创立了不到一百年后，暂时迷失在其中。也许我们能改造这世界。这是不是布道？不，这是祈祷。
不然呢，也许在这世界上，权力将进而为集团的权力，冲突将进而为规模更大的冲突。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立宪的政治、政治学已为人所知；世界政府的政治学尚未出而问世【参见穷理篇第二十二】。世界民主的基本学理，尚未建立，此学理原则应该与一国的民主政治原则相同，以民意为基础。现此的世界联邦势必成为富户政治或富国的寡头政治（plutocracy or oligarchy of the rich），其不稳固亦不亚于一国中的寡头政治，受治的人民必被分成两级，一级是公民，一级是奴隶。这种政府必以武力强迫，不以受治者的同意为基础；天下将有大规模的反叛流血；寡头政治的强国，自相拼命并与受治者争斗后，精疲力尽，那时候必有一个暴君起而代之，独霸全局。历史上每逢革命混乱的时期，总有一个暴君出现。寡头政治的国家在战争中弄得精疲力尽后，必有一个世界暴君出而讨好大众，统霸世界。这是不是预言？不，这是警告。
但是我们的若干领袖，误解了世界冲突与这次世界革命的性质。最大的问题————帝国主义对抗世界的自由————仍为人所忽略，未得解决。有人以为他们能同时替帝国和替自由作战。丘吉尔在步着波里克里斯的后尘。站在帝国立场上看来，英国再也寻不出更出色的首相。他一人兼有克莱夫勋爵（Lord Clive）和海斯丁（Warren Hastings）的坚决果毅、威廉庇得氏（William Pitt）的意志集中、狄斯雷里（Disraeli）的圆滑灵敏；在举国手足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一人出来以铁一般的意志团结人民；在危险的时际，他卓立不移；在叛变爆发的当儿，他显出坚决的力量；在人民信心低沉的时候，他又恢复人民对大好的大英老帝国的信仰。但是庇得、狄斯雷里等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固能守先待后，胜任愉快，在二十世纪未必能成功。丘吉尔看错了时代的潮流。这是不是恶意的批评？不，这是友朋的诤言。
如果我对丘吉尔并无误解的话，我说他从事于二十世纪的战争，不过是要想在战后脱去大皮靴，爬上十九世纪的大床睡觉，床垫舒适地铺在印度、新加坡、香港上面。他有英国狮子狗可羡的坚忍不拔性，也有它的聪明，照帝国的标准看来，他是一个伟人；照未来的较好的世界看来，他不过又是一个克陀（Cato，古罗马参议员）大声喊着：“Delenda est carthago！”【“必须打倒迦太基”，北非强国，罗马劲敌】。他甚或会变成小斯及比阿（Scipio the Younger）。但是当隆美尔和蒙高茂来在突尼西亚争夺迦太基的时期，我似乎觉得布尼战争【Punic War，罗马与迦太基大战】又发生于今日了。我觉得这有点像第四次的布尼战争。今日或许有一个汉尼拔会出来拿坦克替代大象，自西班牙进攻意大利，但是地中海主权的争夺战原来不分时代，今古相同。战争的原因及实质是不变的。
齐物篇第二十一
————此篇先指出今日科学思想进步物质观念根本改变正足为今日之救星为唯物主义找一出路继以老庄解恩斯坦明相对论哲学发展必趋之势
现在人家说这个时代是物质时代，我们懂得什么意思了。孤立派的人责怪华莱士副总统提倡“给胡顿脱族人一天一瓜脱牛奶”【即指使野人可喝牛奶为和平世界的目的】，实在是冤枉他；其实今日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走上了这条路。我拥护华莱士和世界合作，但是并不拥护“一瓜脱牛奶”。在这时代，最美丽的和平憧憬，乃是一人每天得一瓜脱牛奶，尤其是消毒牛奶。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乃是我们最大的理想。我们似乎在说“每天给一个人一瓜脱牛奶，他便会做一个好人，正义的人，自由安乐的人。每天给这世界一瓜脱牛奶，它便会变成一个好世界，正义的世界，自由安乐的世界。所以只要有足够的母牛和青草，和平的问题不难迎刃而解。”
今日银钱商已把上帝的庙宇转成一个股票交易所了。五金的气味和黎巴嫩香木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耶稣曾因为这个缘故而抽鞭打人，大发雷霆。奇怪的是，耶稣教徒对此毫不在乎。我知道任何地带的人民，不论是否基督徒，都有一个人生处世哲学；若无道德传统，没有一个国家能生存。中国人相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在基督教国内之人民的道德传统便是基督教。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动荡；科学的物质主义已在动摇基督教的基础。基督教与政治商业无关，而今日决定我们生活形式者，乃是政治与商业。今日世界的一重公案，乃是信仰对抗无信仰的公案。
须知寻求信仰乃是大家的事，因为在这信仰消失，在混乱黑暗的世界中，科学家与传教士同样受到影响。轮船触礁，工程师与火夫共同罹难。科学家应该注意信仰问题，与传教士应该注意科学问题一样，因为两者都在探求人生的意义。当代人第一急务，是利用聪明，恢复人生的要义。
彩虹已被解剖，童年的好奇心和幻想已消失，世界已和我们一起转成灰色。但是好奇心真的消失了吗？世人不懂科学，正像他们不懂自己每日所吞的维他命丸一样。一个大科学家的好奇求知的心决不会死去。须知今日令人赏叹这神奇世界的，还是科学，求知之心只引起更大更难抑制的求知之心，学博则心虚。今日只有伟大的医生才会对你说他不知疾病是如何医好的，只有伟大的科学家才对你说他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东西，何以如此旋动变化。事物变化过程之研究，并不能帮我们探讨宇宙之真因与用意。科学家研究蝴蝶翅膀上的颜色，只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电子显微镜照出翅膀上的小摩天楼，楼板的高度与紫光或蓝光的光波相比。科学不能说给你听谁造了这些细微的摩天楼，或谁叫蝴蝶生这些摩天楼。适于生存之优者之所从来，今日较往日更为难解。达尔文的“偶然变化论”（chance variations），听来不合理，而不能存在。今日教我们谦虚存心者，还是科学。将来科学与宗教之重归旧好，必靠这“谦虚”二字。
不宁唯是，科学毁灭了物质，所以也在毁灭物质主义。科学研究宇宙，原一数学开始，现在却把宇宙归还数学。聪明的科学家已经几乎把物质摆开【指普通物质观念】。他把流质、硬质、光、色、味、音，以及其他物质的品性，都化成数学方程式————除了数学方程式之外，他认为别无所知，别无可知之物。一只立体的桌子已变成了空间；一个原子是像半里长的回力球场，球场四周无墙，小球在里面滚转；一个分子是像许多露天的回力球场，球场虽然紧连，却看不出什么壁墙；一团物体，不过是行动【电力作用】的“场地”【“field”专门名词，或可译作“范围”】，小球既无体积，也无体量。物质已如经幻术突然不见了，而物质律在此宇宙万物内的核心【原子】已不生效。宇宙与其说它像一架机器，倒不如说它像一个鬼。科学家已不及股票交易所内的商人那么“物质化”了。
物质的旧概念消灭了后，十九世纪的机械宇宙观也必随着一起消灭。很巧，杰恩士爵士（Sir James Jeans）在新著物理与哲学【1943年出版】内也谈到定数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因物质观念之变化而受影响。虽然他的态度是极端“科学”的，不敢言定“物质主义”和“定数论”的结果，只说这是术语名词的问题，但是他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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