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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今天的西方各国来回想从前希腊各城邦，我们可以说，希腊即是今天西欧的缩影，今天西欧之不易统一是可以想象的。但在中国，从春秋到战国，以至秦代统一，其间楚国、燕国各历八百年。齐国只统治者换了姓，实也有八百年。韩、赵、魏三晋都有三百年，宋、卫诸邦都有八百年。当时历史最短的国家如今美国，长的如今英法。何以秦始皇能一举把天下统一，而且此后就不再分裂。若把西方历史作比，这就很难讲。我只说：中国国家发展无定型，疆土可大可小，可分可合，立国的主要精神不在此。一个国家当然有一首都，首都当然有其物质建设，然而此非立国精神所在。破坏了，也并不伤害国家的命脉。历史文化生命可以依然还在。从我们的历史看，这是很清楚的。但西方显然不同。以上只讲历史现象，双方不同处已显见。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并非没有物质建造，物质建造则必然形象化，但与中国文化大统没有甚深之勾联。即是说，中国文化命脉，不表现在这些上，也不依托在这些上。其存其毁，与中国文化大统无甚深之影响。即如今天的北平故宫三大殿、天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建筑都还存在，西方人每好凭此来欣赏中国文化，但中国人心中，则另有一套想法。孙中山先生建都南京，中国人都想新中国复兴了。在极平常的心理反映上，可知必有一番道理可资阐说。
五
今且问中国文化命脉，与其传统精神究表现寄放在哪里？上面说过，西方文化是外倾的，中国文化是内倾的，外倾的便在物质形象上表现，内倾的又在何处表现呢？《易经》上有句话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即属于物质形象，形而下是说成形以后，客观具体看得见。我上面讲都市建筑，也可说其都属器。形而上是在成形以前，这叫做“道”。器可见，而任何器之形成，则必有一本源所在，那是道。开物成务属“器”，在开物成务之上还有其不可见之“道”。因此《易经》上把“开物成务”都归属于“圣人”。圣人便是有道者，当知宫室衣冠一切文物都从道而来。但这是中国人观念。
今且问：埃及金字塔其道何在？可知西方人所震惊重视者即在器。中国人必从器求道，苟其无道，斯器不足贵。希腊人雕刻一人像，极尽曲线之美，那亦是物质形象。中国人画一人，重其气韵，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颊上三毫。这些处，都可见中西方人实在所重有不同。中国古代传下的礼乐器，乃至一切瓷器丝织品等，专从器方面讲，也都极精妙，但这里更应注意者，在中国一切物中所包涵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分数却多过于物质意义的分数。因此中国人又要说“技而进乎道”，这是中国的艺术精神，在中国艺术之背后也必有一个“道”的存在。
中国人并不想科学只是科学，艺术只是艺术，宗教只是宗教，可以各自独立。却要在科学、艺术、宗教之背后寻出一“道”来，此即艺术、科学、宗教之“共同相通”处。器有成坏，旧的不坏，新的不成。这一所房子不拆，不能在此再造一所新房子。房子里的旧陈设不拿走，新陈设就摆不进。一所房子造成即已定了型，建造工程也从此终止，不能在这所房子上再造。所以西方人要讲革命，把旧的拆了造新的。中国历史上有汤武革命，但意义甚不同。中国人认为道有“隐显”，有“消长”。道显固然是存在，道隐还仍是存在。如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或“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消即隐了，但不就是毁灭，可毁灭的即非道。中国人讲道，即表现在人身上，人群中，所以说“道不远人”，“道不离人”。中国人所讲道，主要是“人道”，即“人之道”，因此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
中国人所谓“人”，包括“个人”与“大群”，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道则存在于各人，存在于社会，存在于天下，存在于历史传统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道表现寄托在人。只要人存在，道就不会坠地而尽。
孟子也说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不待文王犹兴。”乱世不会无好人。世界不理想，人仍可以有理想。世界乱，人自己还可治，至少是治在他的“心”。道消而隐，举世陷于衰乱，但道仍可以在人。人兴，即道兴之机缘。道兴则历史时代可以复兴，而文王之世亦再见了。故说“道不行，卷而藏之”，“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与“善”，在我心里，在我身上。因此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我上次讲中国人所谓“道”即是“文化”，即是文化中之“有价值意义”者。中国文化之内倾性，正在其把文化传统精神表现寄托在各个人之“身”与“心”，乃以各个人为中心出发点，由此推去，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各自身修而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乃以“天下平”与“世界大同”为道之极限。到此极限，道仍可有隐显消长，但道则仍在，故历史文化可以不断有再兴与复盛。
刚才讲过，外倾文化总要拿我们的聪明、智慧、技能、才力一切表现到外面具体物质上去。譬如今天美国人要送人上月球，可能十年八年真见此事。自然要整个文化配合，各方面条件够，才能送人上月球。这是今天西方文化一大表现。我并不抹杀此种文化之力量与价值。但人上月球又怎样，能不能再上太阳去？一方面在上月球，一方面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永远对立，种种不合理的人生还存在。当前人类各项问题仍不得解决。
西方人遇要解决问题，或表现其文化伟大，每好从远大艰难处，人所难能而已所独能处着意用力。如古埃及人造金字塔，英国人自夸其国旗无日落，及最近美国人之要争先送人上月球皆是。中国人又不然。遇要解决问题及表现其文化伟力，只从日常亲切处，细微轻易处，人所共能处下手。我上讲提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虽遇无道之世，个人仍可自求有得，其所得乃在“道”。行道有得，得于己之谓“德”。德在己，别人拿不去，因此纵在大乱世，个人修德，亦可以避艰险，渡难关。国家大事也如此，如孟子告滕、告邹，如宋儒告其君，都只从“正心”“诚意”“敬天”“修德”处求。
中国人又说：“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原子弹氢气弹可以屈服强敌，夷灭人之国家，今天美、苏互怕，都只怕在此。但每人有其内心决定，有每一人之德操与人格修养，虽不表现在外，看不见，却为外力所无奈何。中国人又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一细微看不见处，却可影响别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变为君子。但小人则无法影响到君子，君子则必不为小人所影响。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
六
《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容易见的反在隐处，就在人之“心”。力量最显著的反在轻微处，就在人的一“言”一“行”。《中庸》上又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国人看天，好从此无声无臭处看，听不见，闻不到，然而它的力量最大，可以运转主宰一切。待具体摆出来后，那就小了，形而下的则总有限。因此中国人的“文化观”，其基本只在“道”。道存，国家存，民族存，文化就传下；道灭，那就完了。
所以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辨。如西周镐京毁灭了，秦之咸阳、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毁灭了，改朝易代，此之谓“亡国”。如何是亡天下？中国人不成为中国人，尽变成夷狄了，即是说中国人所看重的人道亡了，这叫做“亡天下”。明亡了，中国人的政权被满人夺去，一时大贤像顾亭林、黄梨洲，都回头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上面去。他们不是不想对国家负责任，但这责任负不起。国家体制摆在外面，大乱局面已成，一时挽回不过来。但还有隐藏在后面的，文化大传统，道之兴亡，则寄放在每一人身上，因此每一人各有一份责任。因此其文化传统与道究也不易亡，因每一人都可为转移气运扭转时代的中心。而且这一事又是最自由最坚强，谁也夺不了你的“志”与“德”。此番话，说给西方人听，会说你有点神秘性。这不错，这是中国人内倾文化的说法呀！
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重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中庸》上又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我在幼年时，即听人批评此说要不得。由今想来，《中庸》此语还是有道理。埃及的金字塔，人亡了，塔还在。一部《罗马法》，罗马亡了，法还在。中国人则更看重人，光有物质建造，光有制度法律，也无用。所以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要转移世运，责任仍在“人”身上。
中国人爱讲天运循环，又说“物极必反”。物则必有极，“极”是尽头处，物到尽头，自然向前无路了。人之道则没有极。人生有极是死，后浪推前浪，时代继续向前，人物随时转换，那是从生物界自然界来看是如此。从人之修心养德处讲，人到达为完人，不是做了完人就必然得要反。而且我在上讲又提过，人要做一完人，当下现前即可做，所谓“我欲仁，斯仁至”。但也不是一为完人便到了尽头，也还须时时不断的“修”与“养”。做人如此，世运亦然。世运转了，不是尽可恃，还有盛衰兴亡接踵而来，但不能说道极必反。因道在人为，非必反，亦非必不反。由此讲下，恐引伸过远，暂不深讲吧！
现在再讲“世运”与“人物”。世运转移也可分两方面来讲。一是自然的物极必反，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久乱则人心思治，那是气运自然在转了。但人物盛衰有时与气运转移未必紧密相依成为并行线。有的是新朝开始，像是气运已转，然而人物未盛，如秦代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新气运，但秦始皇、李斯这些人物并不够条件。汉高祖平民革命，又是一番新气运，但汉初人物条件还是不够。待过七十年，到汉武帝时，然后人物大盛。也有些朝代气运已衰，如东汉末年，而人物未衰，还是有存在，所以到三国时还有很多像样人物。从历史看，新朝崛起，不一定就是太平治世。而旧朝垂亡，却已有许多新人物预备在那里。如唐初新人物早在北朝末及隋代孕育。又如元代是中国史上一段黑暗时代，然而元朝末年孕育人才不少，明太祖一起便得用。明初人物之多，较之唐初无愧色，两汉、宋代均不能比。明亡了，人物未衰，清人入关，那辈人物，间接直接，都影响了清初的政治。最近如中华民国开国，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新气运的转变，然而人物准备似乎还没有齐全。实因清之末季，人物早已凋零了。到今已经过了五十二年，但西汉开国经过七十年，北宋经过一百年，才始人物蔚起，何况这五十二年中，内乱外患频乘，无怪我们这一时代，要感觉到人物异常缺乏。但气运可以陶铸人才，新气运来了，自然有新人物产生。而人物也可扭转气运，纵在大乱世，只要有人物，自可转移气运，开创出新时代。
西方人看法和我们不同，他们注重物质条件。他们总说我们是落后，这几年来台湾，说我们进步了。究竟进步在哪里？其实也只从物质条件上衡量。进一步，问言论自由吗？法律平等吗？政治民主吗？仍是从外皮形迹看。他们没有能深一层像中国人来看所谓“道”。西方道在上帝，在天国。权力财富则在地上，在凯撒。西方人把人生分作此两部分。现实人生则只是现实的，理想人生不在现世，在天国。希腊、罗马、希伯来是现代西方文化三源，又加进“新科学”，遂成为现代的西方。但这几方面，始终不能调和融合。在孔子时，若论富强，自然鲁不如齐，齐不如晋。但孔子的评论，则鲁在齐前，齐在晋上。此后晋分为三，田氏篡齐，鲁最孱弱，但安和反较久。唐初亦有一故事：西域高昌王曾派人入贡，见隋炀帝当时物阜民丰，他觉中国了不起，奉事甚恭。隋亡，唐兴，高昌王听说中国换了朝代，再来朝，那时正经大破坏，不能和隋相比，高昌从此不再来中国。没几年，唐朝派兵把高昌国王捉到，高昌国也就亡了。那位高昌王也正是从物质形象表现在具体上的证据来看一个国家。他可谓是不知“道”，从而也不能好好保住他的国。
七
中国文化最可宝贵的，在其知“重道”。今再问道由何来？当然中国人一样信有天，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中国人虽看重人文，但求“人文”与“自然”合一，此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想。不过道总表现在人身。所以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我又听近代人常说黄金时代，其实时代不能把黄金来代表作衡量。又常说中国唐虞三代是我们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其实中国人理想中，应该没有黄金时代这观念。中国人只说“大道之行”，孙中山先生也把此四字来想象新中国之将来。这一传统观念，我深切希望大家莫忽略。只此一端，便可使中国永存天地间。中国不亡，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永不至中断。
“中国不亡”这句话，在今天讲来已是铁案不可移。这又要讲到我小孩子时的事。我为读到梁任公“中国不亡”这句话，才注意研究中国历史，要为这句话求出其肯定的答案。在我小孩时，人都说中国要亡，康有为就是这样讲，波兰、印度就是中国两面镜子，中国是快被瓜分了。到今天，我想不仅中国人，连全世界人，都不会想象到中国会亡，这句话已经不存在。但要中国复兴再盛，却不可专靠时代和运气。反攻大陆，犹如“辛亥革命”，有时可以赖着气运，而中国之真正复兴，到底还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还在我们各自的“人”身上，在我们各人内心的“自觉自信”，在我们各自的“立志”上。我上讲每个人不论环境条件都可做一理想的完人，由此进一步，才是中国复兴再盛的时期来临了。
道有隐显，有消长。道之行亦有大、小、广、狭。但道则仍是道，不能说道之本身在进步。我们岂能说孔子不如孟子，孟子不如朱子阳明，朱子阳明不如现代的外国人。中国人看法，物质经济可以有进步，人之生活可以有进步，“道”则自始至终无所谓进步。“德”亦然，它可不论外在条件而完成。所谓“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能说西海圣人定超过了东海的圣人。因此照中国文化传统讲，“量”的方面可以扩大到世界全人类，到世界大同而天下平。“质”的方面则还是这一道，道无所谓进步，因亦无所谓极限。不如形而下之器与物是有极限的。而且道，父不可以传子，孔子不能传付与伯鱼，仍要伯鱼自修自成。所以世界随时要人来创造，永远要人来创造。今天盛，明天可以衰；今天衰，明天仍可以盛。这是中国人看法，其责任则在我们每人各自的身上。这是我们想望中国再兴复盛一最要的契机。
我这两次讲演，可以推广来专讲中西艺术比较、中西文学比较、中西物质建设的比较、中西人生哲学的比较，如是以至整个中西文化的比较。而我此两讲，虽笼统，也还亲切，并不敢凭空发理论申意见，也决没有看轻近代的西方。我只想指出一点中西双方之不同处。我们固然应该接受西方的，但也希望西方人能了解中国的。如此下去，或许有一天，诚如中国人所谓“大同太平”时代之来临。可惜我所讲粗略，请各位指教吧！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国防研究院”演讲，刊载于“国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论集》。）
三 中华民族历史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普通从黄帝讲起。西汉司马迁《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第一帝即是黄帝。从黄帝到今已五千年。五帝以前，尚有三皇。传说绵远，又不知有多少年。
以我民族如此悠久博大之历史传统，要在它里面籀出一番“历史精神”来，说明此一历史传统何以能如此悠久而博大，那岂是三言两语可尽。而且此一番精神，不仅苦于说不尽，更苦乃在于说不出。我们的民族生命，由生长、壮大，而发展，从头到尾只在此一番精神之内，而我们的智慧，急切间实苦于无从深入了解此精神。正如我们有此生命，而无法深入了解此生命。但我们有此生命之一事实，则为一显然之事实。我民族之有此悠久博大之历史传统与其一番精神，亦同为一显然之事实。
我自来到台湾，登阿里山，及在其他地区，看见了许多神木。它们矗立高山顶上，经历风霜，耐抗冰雪，绵亘着几千年的生命，而生气充盈，精力饱满，我不知它们何以得有如此历久不老之大生命！但神木矗立我前，则又是显然一不争之事实。我们的民族历史，屹立在并世各民族间，矫然不群，巍然独出，此一种悠久博大之历史精神，正可把我来台所见高山神木的那种生命精神作比拟。
我因此联想到《论语》里孔子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话。这句话也已流传了两千五百年，直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人人俱知的一句话。但此话实具深义，我们正可即凭孔子此一句话来发挥说明我们民族的历史精神。
春天来到，绿草如茵，弱柳如绵，桃李竞艳，芳菲满目。千红万紫，美不胜收。一般游春人，赏心乐事，流连忘返。但哪有人会在此际却去欣赏松柏。一到夏天，众木茂盛，枝叶扶苏，生气蓬勃，郁郁葱葱。那时的人，也不会独去注意松柏身上。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叶落。但一方面可爱的是果实累累，另一方面可爱的还是绚烂绯红。人们的兴趣，还不会转移到松柏。
直要到严冬已届，冰天雪地，众卉尽枯，群木皆落。那时候，天地间肃杀之气已达极端，一切摧败无遗，惟有松柏苍翠，挺立在寒风苦雨中，而生气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无尽，而转移心情以待阳和之重来。此事说来易知，而实不易知。孔子所说“……然后知……”三字，便蕴藏着无穷深义，耐人深省。其中义蕴，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但等待说出来，则又是人人皆知。紧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们去作无穷玩味，无穷探究，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我们千万莫平淡视之，让它轻易忽过。
抑且松柏亦非不凋。有丰则必有枯，有盛则必有衰，有荣华则必然有凋零。此乃天地间生命界一共同现象，一共同通则。松柏亦有凋时，只其凋，较众木之凋则在后。而且旧叶未谢，新叶已萌，虽有凋而若不凋。故松柏之凋，不仅在众木之后，抑且让人不易见，遂群认为松柏不凋。所以我们说松柏长青。孔子特地指点出此一人人共知的生命现象，教人来透悟其中之生命通则。
中国人接受孔子教训，人人尽知在新春盛夏清秋之后，必然会有严冬之来临。方其在新春盛夏清秋时，却先已为严冬作准备。《易经·乾卦》上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固不能违天行事，但即在天时之后行事，只要能率顺于天，即是以人合天。天有常，则人亦随之有常。因于天时有常，我们还得在天时之前行事，天时接踵而来，反若天在人后，而不违于人，人不变则天亦随之不变。
现在再回到上面所讲“松柏后凋”的一番话上来。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时之变，此即是天地之“常”。有常则必有“变”，而变中则仍见其有常。桃李争春，一时盛极得意；但隆冬来临，在春时那一番盛极得意的桃李，到此不免要衰败。此亦是一种“后天而奉天时”。但万物生命究与天地不同，经不起那一时时的骤盛骤衰，与倏起倏落。所以最多经历了几十寒暑，此等桃李生命便会枯竭而尽。只有松柏，好像在和煦春阳中，万卉群木争盛之际，而早已作准备。它虽不能如万卉群木之随时而争变，而独能超出乎万卉群木之外，卓立乎四季之中，以守常而待变。故松柏长青，乃独有其千百年经久之大生命，此则可谓是一种“先天而天弗违”。
我中华民族，正为能遵守孔子古训，看重松柏之后凋，而轻视了桃李之争春。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整部历史，其间亦不乏盛时，但一辈先知先觉，都能教人保泰持盈，适可而止，不为已甚。知亢龙之有悔，每思患而豫防。及其遭逢挫折，陷处困厄中，乃仍能自强不息。所以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整部历史，乃常是一部居安思危、履险若易的历史。惟其能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履险而若易。惟其不作春风之得意，所以亦不面对严冬而丧气。
让我们举几件历代传述的故事。远在夏少康时，他有田一成，只十里之广；有众一旅，只五百人之多，能布其德而兆其谋，终以中兴夏业。此事尚远在孔子前。及孔子以后，吴灭越，越王勾践身臣妾于吴者三年，及其反国，苦心焦思，卧薪尝胆，二十余年，终以覆吴。此事则在春秋末，战国初。又其后，燕灭齐，只剩莒、即墨两城，齐王在莒，田单在即墨，终败燕师，兴复齐国，此事亦尚在先秦。
上之三事，脍炙人口，亦几乎尽人皆知。自兹以往，我中华历史，扩展日益广大，衍变日益繁复，而所遇艰困，乃至其踬而复起，仆而复兴，大盛衰，大治乱，大存亡，以上述三事较之，则诚然渺乎其小。然而事体虽异，事理则同。我中华民族之历史精神，见之承平盛世者，往往反不若其见之危难乱世之更为壮旺而健伉，坚强而有力。亦如松柏之长青，并不见异于阳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见异于严冬大寒之天。所以由吾侪今日之处境，而来探究玩索我民族五千年来此整部历史之传统精神，亦将更见为亲切而多味，融洽而易入。
抑且不惟时代为然，即人物亦复如是。孔孟以下，大圣大贤，出于衰乱世者，实更盛更大于承平世。其以失败终其身者，乃亦益受后世尊崇，胜过于成功之人物。如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何尝非一失败之人物。其本身，固是未尝得志。在其当时，亦何尝得其救济。然而暗然于一世，乃彰显于万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圣哲大贤，固不为存身谋，但其处乱世而抱道不屈，不汲汲于一时之功利，而实为民族万代求存身。松柏之在春时，方当万花竞艳，岂不亦见其为屈为蛰。孔子后凋之训，深矣远矣。以此治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庶乎可见其精神之所在。
又如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此等人物，皆受中国社会人人奉仰。在中国历史上，建大业成大功之名将亦何限。在当身，固是功名煊赫，在其当时，亦复对国家社会有大贡献，得大福利。然而我国人之崇拜失败英雄，则尤益加甚。岂不以彼辈之功业，亦如三春桃李，而此辈之风烈，则如严冬松柏。我民族之常能在天寒、地冻、坚冰、厚雪中屹立无恙，正是凭此番心情与此种精神之有以致之。
我民国建国六十年来，乃至追溯其开国前之数十年，我民族亦正处在一天寒、地冻、坚冰、厚雪之时代中。乃我国人，于我先圣大训，多数漫焉忽忘，未能加深体认。竞羡他方桃李之艳，转厌本身松柏之贞。不仅常此恹恹，转复增其懵懵。今日者，事益急，祸益深。所幸乃是我民族此五千年来整部历史之传统精神，久已浸灌融凝在我民族每一分子之血液中。松柏虽亦有凋时，只要此精神重再抖擞，此血液再活泼运行，我民族此五千年来之贞固生命，当会依然如故，健壮犹昔。
我常忆某年游西安，入一古寺，极荒破，仅一老僧。大殿前广院中一老柏一夹竹桃相对。我问僧，此处为何栽一夹竹桃，成何体统？僧云：“我已老病，补栽柏树，不知何年见其成长。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即有花可睹。”我申斥之，谓：“大殿前种松柏，供殿上佛菩萨看，不是要你看。”老僧淡然木然，不语不动。我们此六十年来，多数人乃如此古寺老僧，急要眼前看花，却不作长久像样的打算。激变而成今日之大陆，赤祸横流，千百年古松柏，斩伐惟恐不尽。翻土掘根，无所不用其极。好让遍地空出种夹竹桃，转瞬间望其繁花盈目。却称之曰“文化大革命”。不悟我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传统精神，岂容少数人一时狂妄，便得轻易斩断。天愈寒，地愈冻，冰雪愈坚厚；到此时，万卉群木，均已萎枯，惟有松柏，苍翠益显。我已在上面说过，在春、夏、秋三时，松柏固亦有不如其他卉木处，至其后凋精神，必待岁寒，始为人知。今天则是这时候了，谓予不信，请以我民族此五千年历史来为我作证。
实亦不必远证于历史，尽可近证之当代。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正是此时代之先知先觉，在晦盲否塞中，露此一线阳光之照射，透此一道清风之飘拂。令此一时代，豁然爽朗。中山先生亦何尝不知时风众势之急切难移，乃不禁发为“知难”之叹。然前仆后继，追随革命舍生杀身，成仁取义者，一时何可计数。蒋公继之，从事北伐、统一、抗日、反共，毕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境愈险而气益厉，势愈挫而志益贞。国人之相随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肝脑堕地，义无反顾者更何限！我们只观此民国建国六十年历史之所表现，岂不仍是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整部历史传统精神之存续。虽岁之寒，松柏长青，先天而天弗违。一旦阳和重出，国运回苏，此下的新历史，则仍必在我民族此五千年整部历史传统下生根发脉，是则后天而奉天时，贞下起元，乃必有之现象。余敢略述斯义，以企望此转变之来临！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央月刊》四卷二期专载）
四 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
一
昔在北宋时，大教育家胡瑗，讲学苏、湖，实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开始。当时已有分斋规制：一为经义斋，一为时务斋。“时务斋”即为讲求政治社会人生一切实际康济之事业；“经义斋”则为此诸种事业之最高理论与中心信仰之渊泉。一时人材蔚起，称美千古。现在本团课程，于各项实际有关康济事业之上，有总裁精神训话，又有革命哲学，实与胡安定苏、湖讲学经义、治事分斋并修之意相仿。
所谓革命哲学，大体言之，凡属哲学应为革命的，最哲学者即为最革命者。否则陈陈相因，蹈故袭常，永远是一个老套，何名哲学？因此哲学必带革命性，而革命事业之发动，其背后必为一种哲学精神，亦断无可疑。但既讲革命哲学，则似乎只讲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即得，何以又要讲到中国古先哲人之传统思想？这里有一层应加阐说，因革命同时即是传统，二者实一非二。若仅有革命而无传统，试问何处复有国家，何处复有民族，何处复有历史，何处复有文化？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根本上都是一个传统。
即以人生言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生实际便应是一个革命。但到底有一个“人格”，有一个“我”在，此即所谓传统。故知“革命”“传统”实属一事。只要现在成为传统，在过去一定是革命的；只要现在真够得上革命的，在将来也一定成为传统的。我们当以革命来光大传统，亦应以传统来培养革命。这是从历史上的看法。
若从心理上看，则只要我们精神一振奋，便见传统无非革命。若我们精神一懈弛，便见革命尽成传统。这应该是“革命哲学”之最要义，亦即“人生哲学”之最要义。
二
让我们先一看晚明时代。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大体都赖外力扶护而在良好环境下产生，独晚明诸老所处时代特为不同。他们的学术，乃在外力极端摧残压迫下成长。他们的精神，纯为一种对时代反抗、对环境奋斗的精神，可说是一种最艰苦最强毅的革命精神。
继此我们可以一看晚明诸老之生活。诸老生活之最著的特征，厥为“艰苦”与“强毅”，分析论之：
第一，当注意其立心之诚。
第二，当注意其制行之苦。
第三，当注意其为学之笃实与广大。
第四，当注意其著作之闳富与精美。
当知诸老为学，乃纯粹为国家民族之无限生命着想。唐人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诗真可谓是晚明诸老心境之绝好写照。试问他们除却为国家民族无限之生命外，尚有何事？苟非立心之诚，曷克臻此！
至于制行之苦，则只须一想当时环境，便已不问可知。若求仔细知道，可看各家行状碑传与年谱等。大体上可说无一人不可歌泣，亦无一人不于万死一生中精光炯然。若把他们环境一为分析，约略可分南、北两方说之。明末的北方，先受流寇之祸，继则满清入关，社会生产整个破坏，他们多半受到经济上极穷苦的压迫。南方诸儒家世比较优裕，但是莫不参加民族复兴工作，因此受政治上的压迫多些。大抵牢狱流亡饥寒孤寂，是晚明诸儒生活上的特色。
论其为学之笃实广大，与其著述之闳富精美，则待下文再详。
我们除却此四层，要另拈一小节论之，厥为晚明诸老之各臻大寿。此层虽若小节，然正可由此窥见诸老精神之一斑。举其著者，孙夏峰年九十二，黄梨洲八十六，李二曲七十九，胡石庄七十五，王船山七十四，顾亭林、颜习斋七十，张杨园六十四，陆桴亭六十二。当时第一流学者绝少在六十以下的。当知吾人一生寿命，论其结果，则有关于其对于国家民族大业之贡献；论其原因，则人之寿命，实由其人内心之坚定，外行之纯洁，意志力之强毅，全部人格之调整，始获享有高龄。今日我们要学晚明诸老，不仅要学其立心，学其制行，学其治学与成业，更应学其生命之坚强与康宁。此种坚强康宁之生命，却在千辛万苦中锻炼打熬而来，并非安富尊荣，太平优游，由物质享受之舒适得之。只此一层，便应为我们讲革命哲学者之所仰慕与学习。
我们再进一步，应讲到晚明诸老学术上之特征。诸老学术：
第一，当注意其修学与为人之合一。
第二，当注意其学术与时代之合一。
第三，当注意其传统与革命之合一。
一言蔽之，晚明诸老之学，可谓是已达“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境界。
三
说到此处，我们应该一述晚明诸老学业成就于中国整个学术思想上之地位。
中国上古学术，其最大结集期在春秋末期乃至战国，今称先秦诸子是也。其到达最高境界者为儒家。论其功绩，在他们手里，实完成了中国民族之大一统，创辟了中国文化之大规模，奠定了中国人生哲学之大趋向。此下是汉唐诸儒。汉唐乃先秦思想之实施时期。先秦儒家的思想，都在汉唐时代次第实现。但其间有一波折，东汉末年以下，中国衰乱，庄老思想盛行，佛教流入。及隋唐复兴，虽则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各方面，依然承接两汉规模，而关于人生哲学及思想方面，则大体为佛教与庄老之势力。因此隋唐时代常不免有人生事业与人生观念不相融洽之痛苦。由此乃有宋明新儒学之兴起。宋明儒家对于政治社会实际康济方面，其贡献未能远超汉唐，但在人生之思想与理论方面，则实有消融佛老、复兴儒学之大功。在他们手里，始再获将实际的人生与观念的人生打成一片。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唐诸儒在政治上用力多些，而宋明诸儒则在教育上用力多些。“政治”与“教育”，实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上最注重之两点，亦即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最精美之两点。若把前面所用语分说，汉唐是偏于“外王”，“达用”的工夫多些；宋明则偏于“明体”，“内圣”的工夫多些。及至晚明诸儒，因其处境适当国家民族生命绝续之际，逼得他们不得不从头对于汉、唐、宋、明以来之政教精神通体反省，来一个总检讨，来一个总评判，再来定他们的新方向与新精神。因此他们学术特征，可分四点述之：
第一，是历史的反省。
第二，是哲学的综合。
第三，是政治社会各部门之实际应用。
第四，是伦常日用身心方面之躬修实践。
他们能在国家民族无希望的时代，重新给我们以一个希望；在国家民族失却自信心的时代，重新给我们以一个信仰；在国家民族前途艰难困苦无办法无出路的时代，重新给我们以办法与出路；而且他们所给我们的希望、信仰、办法与出路，能在他们自己身上确切表达出一个象征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晚明诸老之学业成就，实在又是一个大结集，为汉、唐、宋、明以来之大结集。他们确能综合传统与革命于一途，他们确想以革命来光大传统，他们亦确实是在传统中培养出来的革命。虽因时代关系，他们的革命力量，没有能十分发挥得出，但他们确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直到二百年后的“辛亥革命”，晚明诸老，实有他们精神上极大之启导与助力。
四
现在再说到晚明诸老学业成就之境界与内容。
第一，是他们个人人格之伟大。
尤其是他们各就个性独特处发展出他们各自独特的光辉与规模。若以南方学者论之，则梨洲近狂，亭林近狷；若以北方学者论之，则习斋近狂，二曲近狷。杨园讥梨洲为近名，二曲诫亭林以反约，他们的行谊与学术蹊径，尽不妨各自不同，而各成其为旷世之大贤。
第二，是他们为学目标之正确。
顾亭林先生所谓“明道救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可说是他们的共同标语。
第三，是他们学问门径之广博。
晚明诸老，学业各有专长。大体言之，梨洲长于经史文献，照现在目光说来，可谓是一个史学家。亭林长于礼俗政制，照现在目光说来，可谓是一个社会学家。船山善言天人心性，照现在目光说来，可说是一个哲学家。习斋提倡事物习行，照现在目光看来，是一个抱有新理想的教育家。他们可贵的是能各就个人才性而成其绝特之造诣。更可贵的，在于他们各自能在他们绝特的造诣之上，都能直探大道之来源处。亭林特拈“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悬为学的。他说：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晚明诸老，至少全可说是博学的，至少全可说是知耻的。现在的我们，学则不尚通博而贵专门，行则不尚谨严而取通悦，正好与晚明诸老的风尚相反。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第四，是他们指示为学方法之亲切。
梨洲、亭林为清代二百四十年学术界所推崇。梨洲乃浙东史学之宗主，亭林则为浙西经学之鼻祖。亭林《日知录》自比“采山之铜”，其书精博，有清一代考据之学，全从此出。梨洲谓：
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又说：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这几句话，也可说是晚明诸儒为学之共同态度。梨洲、亭林为后来学界开辟了许多新方向，而船山与习斋则对晚明六百年传统理学偏弊之处颇有纠正之功。船山从心性精微处，习斋从事物粗大处，各有发挥，使后人勿再入歧途。这可说更是晚明理学家功臣。
第五，是他们著述之精勤与美富。
比如船山一家，即有近八十种三百万言之多。而亭林著《肇域志》，自称阅志书一千余部，其勤可想。现为学者研讨此诸家之便利计，姑举其最重要必读书数种如下：
一、梨洲 应读其《明夷待访录》。此书仅二十篇，先为《原君》《原臣》《原法》，发挥政治上最高原理，次以《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各篇，对中国自秦以下政制积弊，扼要论列，并开新方案，于清代为禁书。辛亥革命前后，几于人手一卷，为当时国人所传诵。次则《明儒学案》。此书为治明代理学者必读之书，而梨洲自己哲学见解亦尽在此中，学者可自择爱诵者细读之，其他则浏览。
二、亭林 应先读其《日知录》。此书三十三卷，为亭林最精最大之著作。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自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又与友人书谓“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其精可知。其中自八卷至十二卷皆言政治方面，而十三卷《论风俗》，尤为全书警策用意所在。学者应通读全部《日知录》来读通他的第十三卷，尤应通读晚明诸老著述来读通《日知录》的第十三卷，又应通读中国古今哲学与历史书籍会通之于当代见闻，来读通《日知录》之第十三卷。否则若草草读过，将不见其精义所在。初看可择自己喜好者分卷读之。次读亭林之《诗文集》。亭林诗文极高峻雅洁，全部人格精神具可由此体会而得，读之可以激厉志气陶冶性操。再次可看《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体大思精，可以浏览。
三、船山 船山著作最多，难遍读，可先读其《俟解》。此仅一卷书，而中多极精辟语，即此反复循诵，便可得船山精神。次读其《读通鉴论》与《宋论》。船山引史事自申其哲学见解，读者最好与《通鉴》同读，先泛览，择爱诵者精读之。其他如《周易外传》《诗广传》《尚书引义》三种，船山引古经典借题发挥，中多精警语，可泛览，择爱诵者精读之。
四、习斋 治颜学最好先看《年谱》，颜先生精神笑貌具在此矣。次读《颜氏学记》，此书简要。
五、桴亭 桴亭《思辨录》，昔人以与《日知录》并拟，亦可择要分卷读之。
六、二曲 读二曲先生语，如读陆象山语，可以激励人志气。全书皆可浏览，择爱好者细绎之。卷末附《事状》，可见其人生平，取与《语录》相发。若不深熟其为人，则其下语精神亦不活跃矣。
以上略举数种，俾易入门。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顾、黄、王、颜四家有所阐述，可先看。近编《清儒学案》，对诸家《语录》摘录较详，读余《学案》，可免翻读诸家全书之劳。[1]
五
现在要说到晚明诸老与“三民主义”之关系。
第一，讲到民族主义。
晚明诸老均抱极强烈的民族观念，而其最伟大的贡献，则在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精神之发扬与光大。一民族自身特有的文化，便是其民族生命之灵魂。无文化则民族无灵魂。无文化无灵魂的民族终将失其存在。欲求民族永生，只有发扬民族自身特有之文化，使之益臻完美。这一层，晚明诸老见之极切，而所贡献之成绩亦极大。
第二，讲到民权主义。
晚明诸老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皆抱一种彻底革新之主张；而其立论根源，皆能从民权方面着想。尤其是梨洲、亭林两家，他们均有极详明的方案。大抵梨洲注重提高相权与清议之地位。其理想中相权与清议之实用，大体有似近代西方之责任内阁与国会。梨洲谓自秦以下国家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故主以最高行政职权操诸宰相，而“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是非存于学校。此等议论，皆能从政治组织之最高机构上立论。而亭林则注重下层机构，尤行行着眼于县行政与地方自治。尝谓：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
又谓：
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此等意见，正与梨洲议论，可以相得益彰。一注意在政治之上层，而一则注意其下层。大抵梨洲近似东汉人态度，而亭林则近于西汉。船山有云：
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尤为抉发中国自秦以下政治心理上之大病害。梨洲、亭林两家，正为矫正此“私天下”与“疑天下”而发也。
第三，讲到民生主义。
这一方面特别是船山、习斋、亭林三家贡献为大。他们不仅注重于生产（富），尤能注重于分配（均），更能进而注重于消费方面之合理性，即民生享用方面之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礼与文、风俗与教育），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最精美处。所谓内圣外王，“王”应于此等处注意也。船山尝言：
庶民即流俗，流俗即禽兽。
可见民生主义不是专讲生活享受即得，故船山又谓：
先王裕民之衣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以调国之财用，必以礼乐之情调之。
又曰：
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用者，礼也。
这些话均是极可珍贵的意见。习斋生平讲学，专重兵、农、礼乐三项，常谓：
有用我者，将以七字富天下，曰“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曰“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曰“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在兵农富强之上，更注意到礼乐与安天下，此诚中国传统民生主义之最高精义也。亭林亦谓：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缺矣。
又曰：
后世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尚名”，尚名之治，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
故亭林特重“风俗”与“名教”，尝曰：
清议亡，干戈至。
汇合此三家对民生问题之意见，实大有可供吾人今日参考之价值也。
现在综括上面所说：晚明诸老他们已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作一个总反省、总批评，他们又为中国将来之政治与社会开一个新方案与新理想。可惜在满清政权压迫下，除却他们自身人格方面有光辉之表现外，其对政治社会一切意见，则未见实施。现在我们身当三民主义革命建国之大时代，我们欲对中国已往传统文化与历史作一个反省与批评，我们能对将来政治社会提一个方案与理想，则二百四十年前晚明诸老努力的成绩，实在有供我们参考与师法之价值。至其人格之坚贞笃实，光辉博大，更足为吾人有志参加此革命建国之伟大工作者所模仿所崇拜。是这一次特别提出晚明诸老之学术精神来介绍于诸位之宗旨。
（民国三十二年重庆党政高级训练班讲演，刊载于是年六月《中央训练团团刊》一八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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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体版编者注：先生《清儒学案》一书，写于一九四二年抗战时期。成稿后交付国立编译馆。后在迁徙中，装稿箱沉落江中，仅存一序。《钱宾四先生全集》出版时，此序和柳诒徵先生《清儒学案摘钞》一文，一并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