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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岂作奸犯科者，惟顺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绝风清如此乎？实因各抚臣模棱市誉，不肯认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时查获，严加究治，从重核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着为例。
寅恪按，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难确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折”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以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犁，亦与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全国，凡遇科试之期，负监临之责者，须引此旨覆奏，永为定例。则此案性质严重，一至于是。当日陈氏亲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牵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无因也。
复次，清代江浙士人因长洲韩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为名。“菼”既是单名，“范”亦非僻姓，则乾隆之时，江浙地域同称“范菼”者，当不止一人。今翻检当时史料，发现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见《紫竹山房诗集》卷三《书榜自注》，同书卷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卷八《湖北乡试录序》又《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条。寅恪按，范氏之名及字，今所见诸种材料，往往不同。其名当以作“璨”为是，盖《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乾隆五年十二月戊戌”条及同书卷一八七“乾隆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史稿》卷一〇《高宗本纪》“同年月日”条，《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姚璨”条，清国史馆《范璨传》《陆燿范公神道碑》等，皆作“璨”也。惟《清史稿》卷二〇八《疆臣年表》作“灿”，与本书《高宗纪》自相违反，殆吴廷燮撰表时未详察耳。《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引范氏之名共有三处，仅文集八作“璨”，余二处均作“灿”。至范氏之字，诸材料均作“电文”，而《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则俱作“奠文”，不似误写，未知何故，殊可注意。他若诸地方志于范氏之名往往或作“璨”，或作“灿”，以其取材不同所致，可不深论）。然其可能性固大，可疑之点亦多，兹略引史料稍辨释如下：
陆燿《切问斋集》卷一〇《资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参王昶《湖海文传》卷五〇《陆燿文选》及《碑传集》卷三二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略云：
乾隆辛巳之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七旬万寿，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赐游香山，制九老诗以宠之，时则资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岩范公与焉。盖公自丙寅蒙恩致仕，至是以庆典来朝，获厕耆英之会，朝论荣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闻，谕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木渎之阡。公讳璨，字电文，一字约轩，其曰松岩者，以上赐“松岩乐志”额，因以为号也。系出宋文正公长子监簿公纯佑之后，公登康熙癸巳乡荐，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巡抚湖北安徽。入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旋以两亲尚在浅土，特疏请，遂得蒙恩卜葬，并许归田。居平益以盛满为戒，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公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自卜居于吴兴之南浔。其卒之年距生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孙夫人。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皆先公卒。孙三人，墀、城、垲，皆国子监生。女二人，孙女二人，皆适士族。曾孙男女十四人。予于公为乡后学，墀又姻也（寅恪按，尔雅释亲云“婿之父为姻”，然则燿之女适墀之子也）。以公隧道之文来请，因叙其世次历官行谊，而系以铭。
李桓《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六《卿二类·三六》载清国史馆《范璨传》略云：
范璨浙江秀水人。雍正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年迁湖北巡抚。八年三月调安徽巡抚。九年六月召还京，九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五月迁工部左侍郎。十一年请假回籍，寻以年老休致。三十二年卒（寅恪按，璨实以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李桓《耆献类征》此卷出自清国史馆列传原本，盖官书所记，乃从赐祭葬之年耳），寻赐祭葬。
范来庚《南浔镇志》卷二《建置志居第门》载：
九老第（原注：在东栅大街，范司空璨致仕所居，钦赐“香山九老”，故名）。乐志第（原注：在东栅皇御河，少司空松岩公子贡生范菼所居，御书“松岩乐志”匾，故名。寅恪按，此语大可注意，似范璨卒后其子菼犹居此第也。可参下文论范菼先其父卒节）。
光绪七年修《乌程县志》卷二三《寓贤》略云：
范璨字电文，号约轩，晚号松岩。榜姓姚（寅恪按，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载：“二甲三十五名姚璨，浙江秀水县”）。世家吴江之麻源九曲里，秀水籍。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移家乌程之南浔，其居在东栅大街者，曰九老第，复构乐志堂于皇御河西，恭奉御书“松岩乐志”匾额。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七，赐祭葬。著有《乐志堂集》《露清篇》（《苏州府志》《南浔志》《切问斋集范公神道碑》）。
寅恪按，陈兆仑与范璨既同朝雅故，复同乡里，门户匹对。范氏为秀水人，与端生外祖汪上堉同县，其家又寓乌程之南浔镇，与端生妹长生夫家叶氏同居湖洲。据端生《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更忻夫婿是儒冠”之语，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适人，如上文所推论，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点一也。又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一案，范菼始获罪遣戍，时间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点二也。说者或谓陆燿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语，盖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端生自言“幸赖翁姑怜弱质”，则端生适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时端生尚在闺中，斯岂可通耶？若欲勉强认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则必须有两项假设。（一）陆燿“子二人，仪薰、菼，皆先公卒”之语，乃是讳改。考陆郎夫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见《碑传集》卷七三冯浩撰《陆君墓志铭》）。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堤务（见《耆献类征》卷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诗集》卷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若陆氏自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此碣文乃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耆献类征》卷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则碑文之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有墓志铭之后。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燿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见有墓志铭。岂范松岩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燿又于“三十五年八月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知府”（见《耆献类征》卷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及《紫竹山房集》附载《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条）。则燿亦与玉敦同时同官山东登州。但史文简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调济南耳。若燿果一莅登州者，则玉敦虽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忧，然端生实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辛卯旋南首夏天”）。则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者，或尚可与端生相见。燿本为吴江人，吴江乃范璨原籍，即上引燿撰碑文中所谓“予于公为乡后学”者。燿于范墀为姻亲，虽不知始于何时，但陆范两家当早有交谊，而燿又与陈氏友好，岂端生与范菼之婚姻，即由陆氏所介绍耶？此乃大胆之妄测，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论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在六七十岁间生子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而端生如上所论，已二十三岁。以当日社会婚嫁年龄常情推之，菼当是继娶无疑。璨有孙三人，孙女二人，不知其中孰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其中获罪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论者。此案主犯陈七必有真实之名，当时谕旨及刑部奏疏仅称“陈七”者，盖承办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牵连，故遂隐去其真名，而径以排行之称谓着之公牍耳。陈七之名今既无可考，兹可不论。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谕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议发往乌鲁木齐为发往伊犁，则此二人当是与乌鲁木齐有关之旗人无疑。勒善以不能禁约恒泰、春泰二人革职，则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长。据此诸端推论，今于清代史料中，发现一勒福，颇合上列条件。然仍有疑义，尚待详考。兹姑引史料，略辨释之于下：
《耆献类征初篇》卷三二二《将帅类·六二》载清国史馆《勒福传》略云：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镶蓝旗人，吐鲁番驻防。由委前锋校于乾隆五十八年派赴叶尔羌戍守一次。十五年二次俸满，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由兵部带领引见，得旨：“勒善着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骁骑校。
寅恪按，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原名，今不能详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无可疑。其人既属吐鲁番驻防，又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似恒泰、春泰之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虽然，此勒福是否即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之勒善，尚难断定。因传言勒福于道光二十年，以年力就衰致仕。则此时其年龄必已老迈，可以决言。若上推至乾隆四十五年，其间距离已有六十年之久，故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之时，其人之年龄至多亦当为二十岁上下，其所生之二子，至多亦不过数岁。纵此二子俱为“小时了了”之神童，然顺天乡试非神童特科，如此幼小年龄绝不能入闱应试。由是言之，恒泰、春泰必非勒福之子可知。但此勒福之子，其名为祥泰。以“泰”字为名，明是与恒泰、春泰为兄弟排行，否则天下恐无如此巧合之事也。颇疑恒泰、春泰乃勒福之侄，而非其子。谕旨中所谓不能“禁约子弟”者，乃泛指家长而言，非谓恒泰、春泰即其子或弟也。陶云鹤今无可考，惟有陶淑者，据《清朝进士题名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二十九名为陶淑。其人乃江西南城县籍，虽名列等次颇高，然未入翰林馆选（参光绪修《江西通志》卷三二及卷三四《选举表》及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卷七之四《选举表》，并《南城县志》卷七之二），以州县外职终老。此陶淑之仕宦年代甚合陶云鹤父之条件，但今所见史料殊为简略，不易决定此陶淑果是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有关之人与否也。详检清代史传，陶姓淑名者，固不止一人。然时代相当，其他条件亦符合而又不为女性者，实止有江西南城陶淑一人。兹节录地方志之文，略辨释之于下。
《南城县志》卷八之二《宦业·陶淑传》（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卷八《人物宦业·下》，又可参《畿辅通志》卷一九二《宦绩·十》略云：
陶淑字作人，号秋山，南城人。乾隆癸酉中式北闱乡试，丁丑成进士。选授卢龙令，迁临榆，调衡水，升保安知州。以事诖误，补枣强令。内艰服阕，补陕西麟游令，前后服官四十余年。性耽吟咏，公暇与僚属相倡和，不以宦游偃蹇介意也。著有《秋山诗集》（参光绪修《江西通志》卷一一一《艺文略集部五别集》。又《南城县志》卷九之六《艺文》中载陶淑姑山吟七古一首）。
寅恪按，《陶淑传》中言其任保安州知州时“以事诖误”，而不明言其为何事。但据乾隆修《衡水县志》首载《陶淑序》（此序所署年时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季秋）云：
淑既受命衡水之五年，乃克纂辑县志，勒成一书。
道光修《保安州志》卷五《职官表知州》载：
陶淑（字秋山，江西南城，进士，重修州城，乾隆三十九年任）。
范清漋（监生，署）。
李能聪（广东四会县，贡生，乾隆四十五年任）。
嘉庆修《枣强县志》卷五《职官表·知县》乾隆四十九年任者凡四人：
范安仁（署任，四川成都人，拔贡）。
陶淑（江西南城人，丁丑进士）。
黄应隆（署任，湖南宁乡人，副榜）。
蒯祖炳（江苏吴江人，监生）。
可知陶淑任保安州知州“以事诖误”，当在乾隆四十五年。既在四十五年，则是陶云鹤之父，又可确定矣。总而言之，此科场案发往伊犁罪犯四人中，恒泰、春泰本是驻防乌鲁木齐之蒙古族，当不工于代古圣立言之八股文及颂今圣作结之试帖诗（如戚本《石头记》第十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林黛玉代倩作弊，为其情人贾宝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诗，其结语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李纹、李绮所联“即景联句”五言排律诗，其结语云“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等即是其例。又悼红轩主人极力摹写潇湘妃子，高逸迈俗，鄙视科举，而一时失检，使之赋此腐句，颂圣终篇。若取与燕北闲人《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中渴慕金花琼林宴及诰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观，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陶云鹤既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进士陶淑之子，若范菼之父又为乐志堂主人，则云鹤及菼二人俱属科举出身之家庭，代倩作弊，颇为可能。所可注意者，勒善、陶淑以恒泰、春泰、陶云鹤之故，牵连获罪，而范菼之父未闻累及，其人必已早死无疑。即使范菼虽已出继，而此时其继父当亦亡故。然则范菼为范璨之子，虽未得确据，但就菼父不被累及一端言之，亦可旁证此案中之范菼，即是乌程县南浔镇乐志堂之少主人也。
兹论陈端生生卒年月及其婿范某事迹之可考者已竟，请论端生撰《再生缘》之年月及地点如下。
《再生缘》第一卷第一回云：
闺帏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寅恪按，以上为端生自述其初撰《再生缘》之年月也。然未明言是何年，又止言“秋夜初寒”，亦不注明何月。据此书第九卷第三十三回云：
五月之中一卷收，因多他事便迟留。停毫一月工夫废，又值随亲作远游。家父近将司马任，束装迢递下登州。
是从端生父玉敦赴山东登州府同知任期，逆数至前一年，即《再生缘》开始写作之年也。据端生祖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附陈玉绳所撰《句山先生年谱》云：
三十四年八月，先生次子玉敦以中书改官山东登州府同知。
然则乾隆三十四年前一年即三十三年，乃《再生缘》开始写作之年也。
开始写作之年既定，开始写作之月为何月乎？据《再生缘》第二卷第五回首节略云：
仲冬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是第二卷开始写于乾隆三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但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云：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所谓“岁暮”者，实指冬季或即孟冬十月，否则第二卷明言开始写作于仲冬十一月，“昼短”即包含冬至之月，其前一卷绝无写于“岁暮”十二月之理也。故“岁暮”二字，不可拘泥误会。既是孟冬十月写成第一卷，则第一卷首节所谓“秋夜初寒”者，殆指季秋九月而言。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条下略云：
先生以先世兆域未卜，九月命长子（玉万）随侍周夫人率眷属南还。次子（玉敦）官中书，六年俸满，奉旨记名外用，留京供职。
可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间，端生之祖母周氏及伯父或伯父之妾林氏等（玉万有妾林氏，即安生春生桂生之母。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妇吴氏行略》及卷一八《先府君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皆已回杭州。京寓中人少事简，而端生以长孙女之资格，平日所应担负之家务亦因之稍减，可以从事著作。其自谓“闺帏无事”乃是实情，故可推定《再生缘》开始写作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也。
开始写作年月既定，开始写作地点为何处乎？复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条下略云：
正月二十二日出京。
又“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条下略云：
五月假满赴阙，时长子（玉万）亦谒选，随侍入京。是月（八月）长子（玉万）选授山东济阳县知县。先生初至京，借寓汪芍坡给谏（新）宅。九月杪移归外廊营旧宅。
可知陈兆仑全家本居北京外廊营旧宅。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端生伯父随侍端生祖母率眷属先回杭州。三十四年正月，端生祖父又返原籍。同年秋间，端生父玉敦一房赴任登州。至三十五年五月兆仑率玉万等返京之后，不径回外廊营旧宅，而借寓汪芍坡（新）宅者，当由此时汪氏以户科给事中充江南乡试副考官，故兆仑等得于是年夏秋时间借寓汪宅。至于陈汪两家之关系，则汪芍坡与兆仑同是杭州人，其夫人方芷斋（芳佩）之父涤山（宜照）又为兆仑丱角旧友，观《紫竹山房诗集》卷一〇方涤山为婿汪编修（新）迎至邸寓七律，可以推见也。然则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九月迁回外廊营旧宅，其子玉万、玉敦两房皆已往山东（寅恪以为玉万、玉敦本为同胞兄弟，虽据《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仲弟眉山行略》，玉敦曾出继其胞叔兆嵋，仍是同祖兄弟。但此次兄弟二人，同官山东，据《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条，后又同官江南，其所以不回避同省者，盖由同知及知县之官秩皆在道府以下，与前引杨芳灿事例不同也），不复寓外廊营矣。但外廊营旧宅实是《再生缘》发祥之所，故为最有价值之地，盖端生撰《再生缘》自第一卷至第八卷即自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五月皆在北京外廊营旧宅。此宅是否即王兰泉《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中所指之宅，今虽不能确知，但序文中“入其家，衡门两版，凝尘满席”之语，恐能适用于兆仑在京所居之诸宅（兆仑在京所居之宅今可考知者，尚有粉房琉璃街、贾家胡同、铁老鹳庙巷、棉花胡同、虎坊桥等地。可参光绪修《顺天府志京师志》卷一四《坊巷·下》），其皆非宏丽，可以推知也。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追忆闺中幼稚年”及“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虽似指登州同知官舍而言，然“红杏高槐”乃北方所常见，本非限于一地，若视作描绘外廊营旧宅之语，则于久客长安，习知城南坊宅情况之人，更觉端生此言，亲切有味，亦不必过泥至认为止可适用于牟子旧邦（《再生缘》第十四卷第五十六回末节云：“锦绮装成牟子国”）景物之描写也。《再生缘》第九卷至第十六卷，写端生自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中秋起至三十五年三月春暮止，在登州同知官舍内所写。此八卷约经七月之久写成，虽端生自云“前几本，虽然笔墨功夫久，这一番，越发芸缃日月遥”（见《再生缘》第十六卷第六十四回末节），其实依端生撰写第八卷以前之平均速度计之，并非迟缓。此不过词人才女感慨伪谦之语，读者不宜拘执也。或者端生此时早已见及其母汪氏之病渐已增剧，又己身不久亦将于归，人事无常，俗累益重，所以日夜写作，犹恐迟缓，其于《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所谓“由来蚤觉禅机悟”者，殆亦暗示此意耶？此一段时期为端生一生最愉快之岁月。《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所言“地邻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蓬山”盖兼指登州府蓬莱县。古典今事合为一词，端生才华于此可见一斑也），即端生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续写《再生缘》时，追忆此时期生活之语也。兹不详述此时期每卷写作之年月，仅移录其第九卷开始写作时及第十六卷完成时之记载，略加诠释于下。
《再生缘》第九卷第三十三回首节略云：
家父近将司马任，束装迢递下登州。行船人杂仍无续，起岸匆匆出德州。陆道艰难身转乏，官程跋涉笔何搜。连朝耽搁出东省，到任之时已仲秋。今日清闲官舍住，新词九集再重修。这正是，光阴如骏马加鞭，人事似落花流水。
转眼中秋月已残，金风争似朔风寒。欲着幽情无着处，从容还续《再生缘》。
又同书第十六卷第六十四回末节略云：
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良可叹，实堪夸（寅恪按，“夸”疑当作“嘲”）。流水光阴暮复朝。别绪闲情收拾去，我且得（寅恪按，坊间铅印本“得”作“待”，似更佳），词登十七润新毫。
寅恪按，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十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戚本《石头记》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之末节）。不过悼红仅间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寅恪近有看花送春之作，亦关涉牡丹红杏者，故附录于此。诗之词句重复钩连，固是摹拟绘影阁体。然意浅语拙，自知必为才女之鬼所鄙笑也。
《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
回首燕都掌故花，花开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改宋人词语）。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
复次，端生于乾隆三十四年秋，随父玉敦由北京赴山东登州同知任所，其初一段行程为舟行，盖取道运河也。其自言“行船人杂仍无续”，则于第十七卷首节所言“归棹夷犹翻断简”者，情形殆不同矣。端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夏间返杭，自是舟行，大约亦由德州乘船，其登州德州一段路程，仍是乘车陆行，与前此自北京赴登州时，由德州登岸乘车者不异。所谓“陆道艰难身转乏”者，则昔时深闺弱质（《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有“幸赖翁姑怜弱质”之句），骡车陆行之苦况，有非今日交通便利之时代所能了解者矣。又《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云“自从憔悴堂萱后，遂使芸缃彩笔捐”及“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南旋首夏天”，则端生之母汪氏自乾隆三十五年暮春以后即病剧，端生因此不能从事写作，至是年七月其母汪氏病逝，更不能继续撰著。直至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仲春方始续写第十七卷，此端生所谓“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者，即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后一年壬辰算起，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止，实为十二年。端生所以从壬辰年算起者，因在辛卯年自登州返杭州途中，于《再生缘》十六卷稿本，犹略有所修改。《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谓“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待重编。由来蚤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即指此而言。盖端生以母病剧辍写，返杭州途中稍加修改，及到杭州后，即为俗事牵累搁置此稿，直至经过十二年之久，方始续写也。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此十二年后所续写者，即今《再生缘》第十七卷，卷中首节及末节端生自述其撰著年月及续写经过颇详，上文已移录之矣。
《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及第六十八回末节云“八十张完成一卷，慢慢地，冰弦重拨待来春”，则端生自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至十二月，将近一年之时间，仅成此一卷，与前此写作此书之速度不大相侔，斯盖其心身及环境之变迁所致。否则以端生之才华，绝不至如《平山冷燕》第六回中宋山人之被才女冷绛雪笑为“一枝斑管千斤重，半幅花笺百丈长”者也。《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八回末节云“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者（此句法与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之“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正同，而意境则大异也），端生自谓前此写成十六卷，起于乾隆三十三年秋晚，讫于三十五年春暮，首尾三年，昼夜不辍。今则“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其绸缪恩纪、感伤身世之意溢于言表，此岂今日通常读《再生缘》之人所能尽喻者哉？今观第十七卷之文字，其风趣不减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凉感慨，反似过之。则非“江淹才尽”，乃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抑又可知也（庾信《哀江南赋》云：“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盖子山谓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当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云：“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又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写《再生缘》。”自《再生缘》十六卷写完，至第十七卷续写，其间已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宜然。此端生之所以于第十七卷之首，开宗明义即云：“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古典今情合为一语，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会，即此可见。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至其所以未续完此书者，今日不易确言。据陈文述《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影阁咏家□□》诗序云：“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陈氏所言此书之不完成，在端生自身之不愿意，其说亦似有理。因端生于第十七卷首节述其续写此书，由于亲友之嘱劝，必使完成“射柳姻缘”。其结语云：“造物不须相忌我，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则其悲恨之情可以想见，殆有婿不归，不忍续，亦不能强续之势也。若不然者，此书不续成之故，在端生之早死，或未死前久已病困，遂不能写成，抑或第十七卷后，虽有续写之稿，但已散佚不全，今日皆不能考知。依上文所论，端生之卒年，当在戴佩荃之死（即在乾隆四十三年秋季），与陈桂生请王昶作《紫竹山房集》序（即在嘉庆元年），前后两时限之间。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端生续完《再生缘》第十七卷时已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冬季，至此庆典时，止有五六年之久，假使端生无续写第十八卷之事，或由于病困，亦未可知。若范某援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恩赦获归，则自乾隆四十九年至此庆典时，已有十一年之久，时间颇长，更无一卷之再续，当非由于病困，可以推知也。倘使端生实已写第十七卷以下之稿，而后来散佚不传者，则其散佚当在云南（假定上文论端生曾随父往云南之说不误），但乾隆四十三年端生必已随父由云南归浙江。今知第十七卷之稿既能流传于浙江，第十七卷以下诸卷之稿转又散佚，似亦不近情理。综合诸点推论，陈文述婿不归，不愿续成之说，似甚有根据，不可因此叟平日好作狡狯，遂谓其说亦出虚构也。兹论陈端生写作《再生缘》之经过既竟，请略论《再生缘》之思想、结构、文词三点于下：
（一）思想。今人所以不喜读此书之原因颇多，其最主要者，则以此书思想陈腐，如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然此类情事之描写，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其可厌自不待言，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亦由此故也。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夫当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为宰相，社会上最高地位为状元，此两事通常皆由科举之途径得之，而科举则为男性所专占之权利。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即应试中第，做官当国之可能。此固为具有才学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而在端生个人，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当清代乾隆之时，特崇奖文学，以笼络汉族，粉饰太平，乾隆初年博学鸿词科之考试，即是一例（此科之发起虽在雍正时，而高宗即位后，继续于乾隆元年二月谕，给发先期到京应试者膏火银两。又于临试之期，以天气渐寒，着在保和殿内考试。此皆足表示特重是科之意，其借文词科试，以笼络汉人之用心，亦可窥见矣）。此科试题较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特难，其得中式者，不过十五人。当时以文章知名之士，如袁简斋之流，虽预试，而未获选，其难可以推见也。端生之祖句山，即由此华选，望重当世。端生在幼年之时，本已敏慧，工于吟咏，自不能不特受家庭社会之熏习及反应。其父玉敦、伯父玉万辈之才学似非卓越（寅恪未能多见玉敦作品，自不敢确言。然丁申丁丙《杭郡诗辑三辑》卷一〇载有玉敦《挽天都汪复斋先生》五古一首。观其诗，仍是紫竹山房之派，与绘影、绘声姊妹之作才华绵丽者，固区以别矣）。至于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当时年尚幼稚（《耆献类征》卷一九七《疆臣》四九《陈桂生传》止载桂生卒于道光二十年，而不言其寿至何岁。但据《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妇吴氏行略》所述，玉万纳妾林氏即桂生母事，推计之，则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初撰《再生缘》时，桂生之年龄至多不过十岁上下耳），亦未有所表见，故当日端生心目中，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职此之故，端生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此观念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尝不自觉，然固不屑顾及者也。如《再生缘》第三卷第九回云：
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芸窗纸笔知多贵，秘室词章得久遗。不愿付刊经俗眼，惟怜（寅恪按，坊间铅印本“怜”作“将”，似更佳）存稿见闺仪（此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下册第七章第四节已论及）。
可见端生当戏写《再生缘》时，他人已有不安女子本分之议论，故端生著此一节，以示其不屑顾及之意。“因随母性学痴愚”之语，殆亦暗示不满其母汪氏未能脱除流俗之见也。
《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
观《再生缘》第十卷第三十九回《述皇甫少华迎娶刘燕玉》一节云：
皇甫家忠孝王的府第造于外廊营内，阮京兆大人的私衙却在烂面胡同。这边迎亲的花轿转来，正从米市胡同孟家龙图相国的衙门前经过。
及同书第十一卷第四十一回中，述刘燕玉至孟丽君之父母孟士元韩氏家，拜认为孟韩之继女时，士元送燕玉至厅院前，其言曰：
！人夫们，轿子抬稳呵！
连日晴明雪水流，泥泞一路是车沟。小心仔细休轻忽，外廊营，进口艰难我却愁。
然则皇甫少华家在外廊营，即是孟丽君终身归宿之夫家在外廊营。据上引《陈句山年谱》“乾隆三十五年”条，知陈兆仑亦寓外廊营。端生乾隆三十三年秋间初写《再生缘》时，即在外廊营宅也。端生无意中漏出此点，其以孟丽君自比，更可确定证明矣。至端生所以不将孟丽君之家，而将皇甫少华之家置于外廊营者，非仅表示其终身归宿之微旨，亦故作狡狯，为此颠倒阴阳之戏笔耳。又观第十七卷第六十七回中孟丽君违抗皇帝御旨，不肯代为脱袍；第十四卷第五十四回中孟丽君在皇帝之前，面斥孟士元及韩氏，以致其父母招受责辱；第十五卷第五十七回中孟丽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丽君前屈膝请行，又亲为丽君挽轿；第八卷第三十回中皇甫敬撩衣向丽君跪拜；第六卷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及第十五卷第五十八回中皇甫少华（即孟丽君之夫）向丽君跪拜诸，（寅恪按，端生之祖兆仑于雍正十三年乙卯考取内阁中书一等一名，又于乾隆元年丙辰考取博学鸿词科。至乾隆十七年壬申，副兵部侍郎观保典顺天武乡试。此科解元顾麟即于是年中式会元状元，为武三元。可参《紫竹山房文集》卷八《顺天武乡试录后序》、卷一九《顺天武乡试策问》，及《陈句山先生年谱》有关诸年等条。《再生缘》中述孟丽君中文状元，任兵部尚书，考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岂端生平日习闻其祖门下武三元之美谈，遂不觉取此材料，入所撰书，以相影射欤），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故续《再生缘》之梁德绳于第二十卷第八十回中，假皇甫敬之口斥孟丽君，谓其“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作笔生花之邱心如于其书第一卷第一回中，论孟丽君之失，谓其“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可为例证也。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至于神灵怪诞之说，地理历史之误，本为吾国小说通病，《再生缘》一书，亦不能免。然自通识者观之，此等瑕疵，或为文人狡狯之寓言，固不可泥执；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更不必以此苛责闺中髫龄戏笔之小女子也。
（二）结构。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其中固有例外之作，如刘彦和之《文心雕龙》，其书或受佛教论藏之影响，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置论。又如白乐天之《新乐府》，则拙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中言之已详，亦不赘论。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视小说，亦由于是（桐城派名家吴挚甫序严译《天演论》，谓文有三害，小说乃其一。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侯朝宗之文，谓其同于小说）。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今观《再生缘》为续《玉钏缘》之书，而《玉钏缘》之文冗长支蔓殊无系统结构，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者，实有天渊之别。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总之，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故特标出之如此。韩退之云：“发潜德之幽光。”寅恪之草此文，犹退之之意也。
（三）文词。《紫竹山房文集》卷七《才女说略》云：
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奚啻千万亿，而知名者，代不过数人，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又况才福亦常不相妨。娴文事，而享富贵以没世者，亦复不少，何谓不可以才名也。诚能于妇职余闲，浏览坟素，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以视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乞儿说谎，为之啼笑者，譬如一龙一猪，岂可以同日语哉？又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由此思之，则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
寅恪按，句山此文殊可注意，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不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妹，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悲夫！句山虽主以诗教女子，然深鄙弹词之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暗中偷撰《再生缘》弹词。逮句山反京时，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此老不久病没，遂终身不获见此奇书矣。即使此老三数年后，犹复健在，孙女辈日侍其侧者，而端生亦必不敢使其祖得知其有撰著村姑野媪所惑溺之弹词之事也。不意人事终变，“天道能还”（《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问天天道可能还”），《紫竹山房诗文集》若存若亡，仅束置图书馆之高阁，博雅之目录学者，或略知其名，而《再生缘》一书，百余年来吟诵于闺帏绣闼之间，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近岁以来虽稍衰歇，不如前此之流行，然若一取较其祖之诗文，显著隐晦，实有天渊之别，斯岂句山当日作才女说痛斥弹词之时所能料及者哉！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为然耶？抑不以为然耶？《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关于天竺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与吾国文学比较之问题，以非本文范围，兹不置论。仅略论吾国诗中之排律，以供读《再生缘》者之参考。
《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
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
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余往昔见蒙叟笺，于其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颇多谬说，故详为全释之。
同书五言卷六“杜子美下注”略云：
杜公长律有千门万户开阖阴阳之意。元微之论李杜优劣，专主此体。见虽少偏，然不为无识。自来学杜公者，他体犹能近似，长律则愈邈矣。遗山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有长律如此，而目为珷玞，此成何论耶？杜公长律旁见侧出，无所不包，而首尾一线，寻其脉络，转得清明。他人指成褊隘，而意绪或反不逮其整晰。
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然观吾国佛经翻译，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职是之故，白香山于作《秦中吟》外，更别作《新乐府》。《秦中吟》之体乃五言古诗，而《新乐府》则改用七言，且间以三言，蕲求适应于当时民间歌咏，其用心可以推见也（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故微之惜抱论少陵五言排律者，亦可以取之以论弹词之文。又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亦可适用微之惜抱之说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
抑更有可论者，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卷一三）为第一。此文篇幅虽不甚长，但内容包含事理既多，而文气仍极通贯。又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但当日女真入汴，既悉数俘虏赵姓君主后妃宗室北去，舍此仅遗之废后外，别无他人，可借以发言，建立继统之君，维系人心，抵御外侮。情事如此，措词极难，而彦章文中“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两句即足以尽情达旨。至于“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古典今事比拟适切，固是佳句。然亦以语意较显，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职是之故，此文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观陈端生《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自序之文（上文已引），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端生《再生缘》之文如此，则平日之诗文亦非凡俗，可以推见。惜其所著《绘影阁集》，无一字遗传。袁简斋在乾隆时，为最喜标榜闺阁诗词之人，而其所编著之《随园诗话》《随园女弟子诗》及《同人集》等书，虽载陈句山、陈长生之诗，而绝不及端生一字，岂出于长生之不愿，抑或简斋之不敢，今不能确言。颇疑《再生缘》中，其对句之佳者，如第十七卷首节中“隔墙红杏飞睛雪，映榻高槐覆晚烟”“午绣倦来还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之类，即取《绘影阁集》中早年诗句足成。若此推论不误，则是《绘影阁集》尚存一二于天壤间，亦可谓不幸中之幸也。至于绘影阁之取名，自与“绘影绘声”之成语有关，而长生之集名绘声阁，即从其姊之集名而来，固不待论。然“绘影”一词，或与其撰著弹词小说，描写人物，“惟妙惟肖”之意有关。又或端生自身亦工绘画，观其于《再生缘》第三卷第十回中，描写孟丽君自画其像一节，生动详尽，乃所以反映己身者耶（可参《再生缘》第十六卷第六十三回太后命孟丽君画送子观音一节）？前引长生寄外诗云“年来心事托冰纨”，又有织素图及桂馨图（可参吴昌绶《松邻遗集》卷六《题桂馨图后》及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五《陈长生诗选附诗话》）等之记载流传，则长生之工画，由于叶绍楏之渐染，或受其姊之影响，俱不可知，姑记于此，更俟详考。论陈端生事迹之可考见者及其撰著《再生缘》本末，并略论其思想结构文词既竟，兹请论《再生缘》绩撰者梁德绳之事迹及其所撰之续本于下：
梁德绳为梁诗正之孙女，梁敦书之女，许宗彦之室。其生平事迹详见阮元所著《梁恭人传》（见《古春轩诗钞》卷首及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五九《烈女》卷一）其所著《古春轩诗钞》上下两卷及卷后所附词亦皆流传（参徐乃昌《小檀乐室汇刻闺秀词》第一集第七种梁德绳《古春轩词》，又潘衍桐《两浙輏轩续录》卷五三并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八六所选梁德绳诗）。今此文关于德绳之事迹及著述均不多所旁涉，止专论其续撰《再生缘》一事。但德绳之性格及其家庭环境、夫妇关系等与端生颇异，此文遂亦不得不于此三事略加讨论，以其有关《再生缘》原本及续本之特点故也。
今《再生缘》共二十卷，其第十八卷至第二十卷为续前十七卷之作，此续者于第十八卷首即已自言之矣。但续者为何人及何时所续，则有考论之必要。陈文述《西泠闺咏》卷一五（前文已引，但因论辨之便利，节录之于此）略云：
□□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完璧焉。
据陈氏所言，《再生缘》中郦明堂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乃端生所以寄其“别凤离鸾之感”者。殊不知端生撰成《再生缘》第十六卷时，尚未适范氏。今观此卷所述孟丽君、皇甫少华亦已“同朝而不合并”，则端生必无预知其夫婿有戍边之事，何从在十年之前即寄其后日“别凤离鸾之感”耶？此大不可通者也。又据续《再生缘》者，于第二十卷末节（前文已详引，兹节录之）略云：
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有感《再生缘》作者，半途而废了生前。偶然涉笔闲消遣，巧续人间未了缘。
则是续者明言在其夫已死之后，有感于陈端生“别凤离鸾”之遭遇，而续《再生缘》也。文述既言续《再生缘》者，为许周生与梁楚生夫妇二人，则楚生何得于周生未死之前，预有此感？周生岂亦于其未死之前，早为其妻作寄感之预备，而相与共续此书耶？此又大不可通者也。然则文述之言全不可信乎？是又不然。盖文述之言，乃依据其媳汪端传述而来，端为楚生姊之女，又少养于楚生家（《古春轩诗钞》上有五古一篇，题为“小韫甥女于归吴门，以其爱诗，为吟五百八十字送之，即书明湖饮饯图后”，可以参证。此诗疑是嘉庆十七年楚生寓杭州时所作），所传必非虚妄，不过文述自身实未尝详察《再生缘》全书内容，故有上述两种错误，即：（一）误以为端生作书之缘起，实由于其婿范某之遣戍；（二）周生、楚生夫妇共续此书。至于此书之原作者为端生，续之者为楚生，则殊不误。不但不误，吾人今日得知《再生缘》之原作者及续作者姓名，舍文述一人之著述外，尚未见其他记载一及斯事。观于此点，文述实有大功，不可湮没者也。
楚生续《再生缘》之年代，及此书之初刻在何年，两点颇成问题。兹略论之于下。
今刻本《再生缘》首载有序文略云：
《再生缘》传钞数十载，尚无镌本。因惜作者苦思，删繁撮要。
道光元年季秋上浣日书。
香叶阁主人稿。
寅恪按，香叶阁主人乃侯芝之别号（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第七章第五节），其事迹及著述兹不详考，惟此序实有两点可疑。（一）依序所言，则今刻本已经侯芝所删节。但今所见《再生缘》之刻本，其中脱误颠倒之处颇多，当是由于抄写不慎所致。若侯香叶果有删削之事，恐不至前后文句不相连贯一至于此，然则依据今本实不能确证此书曾经删削一过也。（二）此序中所言之《再生缘》，虽未明言为十七卷，抑或二十卷，但依其文气言之，则似为二十卷本之全书。否则序中必论及此点，斯可以默证推知者。若果为二十卷本之全书，则序文所署之年月为不可通。据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一〇《许君（宗彦）墓志铭》略云：
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卒。其生以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子时，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内阁大学士讳诗正谥文庄公孙女、工部侍郎讳敦书女。
梁德绳《古春轩诗钞》卷首载阮元撰《梁恭人传》（参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九）略云：
恭人姓梁氏，名德绳，号楚生，兵部车驾司主事德清周生许君宗彦配也。驾部年十九，与予同举丙午科乡试。己未科会试，驾部甫成进士。既分部视事，甫三月，以亲老乞归，不复仕。家事悉弗问，皆恭人主之。以故驾部益得覃研经史疑义，兼精于天文算法。杜门却扫，优游林泉者，凡二十载。岁戊寅（嘉庆二十三年）驾部又不禄。延縠旋寓书于予，乞为传。恭人生于乾隆辛卯年（三十六年）十月初五日卯时，卒于道光丁未年（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子时，年七十有七，距驾部下世已三十载矣。女三，长殇，次适海阳孙氏，三即余五（寅恪按，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首载阮元撰《浙儒许君积卿传》云：“女子子三，延锦适元之子福。”则“五”字疑是“之”字之误）子妇。
然则嘉庆二十三年周生死时，其年为五十一，而此年楚生为四十八岁也。
据《再生缘》第二十卷第七十七回首节中，楚生自述其续此书之动机云：
嗟我年近将花甲，二十年来未抱孙。借此解颐图吉兆，虚文纸上亦欢欣。
是楚生续此书时，其年将近六十岁，以如是年老妇人望孙之俗见，而续《再生缘》，宜其所续者，不能比美于端生之原书也。若道光元年香叶阁主人作序时，则楚生仅五十一岁，断不可言“年近将花甲”。故香叶阁主人序中“道光元年”之“元”字如非“九”字之讹，则必是书贾伪托。今未见《再生缘》最初最佳之本，不敢确言。陈文述《西泠闺咏》自序题“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此年楚生五十七，“年近将花甲”之语似尚可通。至于楚生于《再生缘》第二十卷第八十回末节，感伤陈端生之遭遇，因自述其与周生之关系云：
我亦缘悭甘茹苦，悠悠卅载悟前缘。
盖谓己身与周生有三十年夫妇姻缘之分。据上引《玉钏缘》第三十一卷末载“谢玉辉在大元年间，又干一番事业，与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爱夫妻，才归仙位”，楚生殆有感于“三十年”夫妻之语，深惜端生无“三十年”之缘，己身虽有“三十年”之缘，而周生又未能如谢玉辉之“干了一番事业”，所以表示其感伤之意也。至阮伯元作《楚生传》，谓楚生之卒距其夫之卒为三十年，即寡居三十年之意，与楚生“悠悠卅载悟前缘”之语无涉。否则楚生续《再生缘》时，其年必已七十余岁，而文述不得在道光七年，即楚生五十七岁时，预知楚生之续《再生缘》也。“卅载悟前缘”之语，易滋误解，因并附辨之如此。
楚生尝于《再生缘》第二十卷第八十回内，借皇甫敬之言斥孟丽君之骄傲，即所以暗示不以陈端生为然之意，前文已论之矣。今再节录此回中皇甫敬批评苏映雪及刘燕玉之语，以见楚生之性格及其理想如下。
皇甫敬评苏映雪云：
太王爷（指皇甫敬）又云梁氏东宫媳，他是天真烂漫人。毫无半点来装饰，贤良温厚性和平。
此盖楚生心中以苏映雪自比，楚生为人谅亦“贤良温厚性和平”，与端生之性格骄傲激烈者，适成对比也。此点恐非尽由于天生之性质所致，当亦因所处家庭环境不同使然。德清梁氏为当时浙江最有名之家族，《儒林外史》所言之娄公子家，或即指梁氏。楚生家及周生家，与端生家，虽皆以文学科第显著，但梁许两家经济状况，则与陈句山家之清贫者不同。观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八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中：
入其家，衡门两版，凝尘满席，不知为列卿之尊，与京兆之雄骏也。
之语，即可推知端生未嫁时家庭之清贫。即适范某之后，假定范某即范璨之子范菼，则据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云，“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见上引陆燿《切问斋集》卷一〇），似其夫家经济当亦不宽裕。否则其夫不致以图利嫌疑之故，坐科场代倩作弊获罪也。又楚生父之昆弟辈如同书，己身昆弟辈如玉绳，皆以学问艺术知名当世。周生亦年十九已中式乡试，且为贵公子（周生父祖京仕至广东布政使，见《鉴止水斋集》卷首所附蔡之定撰《许君周生家传》），而兼名士。其亲家复是清代第一达官而兼名儒之阮芸台。故端生、楚生两人，虽俱出自浙江名门，又有通家之谊（可参《紫竹山房诗文集》卷首所附《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下，梁侍讲同书来朝庆节”条及《诗集》卷一二《述梦纪事诗》“埋石得周梁，自志求其书”句下自注云“少司马周煌，侍讲梁同书”，又梁玉绳《清白士集》卷二六《送陈句山太仆还朝及挽陈太仆诗》等），而家庭环境颇不相同。两人性格之骄激谦和，实受环境影响，无可致疑也。
皇甫敬评刘燕玉云：
回头连唤西宫媳，莫须忧虑不怀姙。你为人，玲珑幸喜多忠厚，略有三分徒（寅恪按，“徒”疑当作“妒”）忌心。这点小疵磨琢去，何愁日后少收成。
可知楚生心中以为不妒忌，始能生子，此亦所以自比并兼以属望于其子妇者也。据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一〇《许君（宗彦）墓志铭》略云：
夫人梁氏，生子延敬、延縠。簉吴氏，先卒，生子兆奎、延宷、延泽。陈氏，生子延凯。女三，梁夫人出者二。长适原任监察御史孙球子承勋，次适现任两广总督阮元子福。簉崔氏生女一，字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胡敬子琮。
是周生至少有三妾，且均生子女，楚生亦生子女数人也。周生之妾既有多人，似足证楚生之不妒。楚生己身又生数子，此事在楚生心中，乃其不妒之善果，遂借续《再生缘》之书，以寓其责望子妇之意，并一发其“二十年来未抱孙”之牢骚也。虽然，今观《古春轩词》苍梧谣序云：
周生意有所惑，作此戏之。
则楚生于此犹未能忘怀。不妒之古训，固为习闻诗礼之教如楚生者，深所服膺，平日以此自负，且以教人。但临事触发，不觉流露，可见其为勉强抑制，非出自然，又何必以此责难于刘燕玉比之子妇耶？
夫为男子者，可畜多妾，而妇人则不应妒忌，此男尊女卑，吾国传统夫为妻纲之教条也。楚生乃此教条下之信徒，既行之于身，复出之于口，更笔之于书矣。至若端生，其作《再生缘》时，虽尚未适人，但关于夫为妻纲之说，既力加排斥，上文已略论及，兹不复赘。所可笑者，楚生以苏映雪性情柔顺，为最合理想之妇女。孟丽君适与相反，固所不取。殊不知在端生书中，孟丽君初期本为苏映雪即梁素华之夫，盖取梁鸿、孟光夫妇之姓，反转互易，而梁素华及皇甫少华两人名中“素”“少”二字音又相近。此虽为才女颠倒阴阳之戏笔，然可见其不服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古训，楚生乃啧啧称赏苏映雪不置，恐端生地下有灵，亦当不觉失笑也。又观楚生与周生往来酬唱之作，诚可以比美梁孟矣。但一检周生《鉴止水斋集》卷二所载答内诗，后附楚生寄外诗，楚生之诗，文句烦多，情感深挚，而周生答以寥寥五十四字之短篇云：
远离且莫悲，远归亦勿喜。暂离复见偶然尔，世事纷纷那免此。劝君勿堕迷云里，不见天关与织女。隔以银河一万八千里，脉脉相看不得语。
又同书同卷所载《望夫冈》七古结语云：
谁能无事轻离别，倦倚孤篷亦懒看。
则周生与楚生之情感，已可推见。然于服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说者，固亦无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矣。
至于端生之婿范某，假定即是范璨之子，虽为贵公子，然家境清寒，亦等于一穷书生，与许周生不同，当无广畜姬妾之能力，端生一生中谅亦无楚生此种环境及不快之情感。假使范某而为周生所为者，则端生亦将表现其本来面目，如孟丽君也。观《再生缘》第十五卷第五十八回云：
忠孝王（指皇甫少华）背靠床栏笑几声。
咳！果然如此，也是孟府的家风了。
岳母大人手段凶，自然他，所生之女亦相同。丽君若是同其母，少华也，只好低头效岳翁。惧内名儿逃不去，能得个，重偕伉俪靠天公。
可为例证。然则端生之意，不仅欲己身如孟丽君，亦欲其母汪氏如韩氏。竟使陈句山之家风，复如孟府之以惧内著闻。此为端生大胆之笔，而楚生掩耳所不敢闻者。合两种性格绝殊之女作家，完成一书，取相比较，既可观，抑可笑矣。
依据甚不完全之材料，考证陈端生之事迹及著作，并略论梁德绳之有关于《再生缘》诸点既竟，请述寅恪读此书之别感如下。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谶”一语。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变起，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园，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云：
故国遥山入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沈乙厂先生《海日楼集·陶然亭》诗云：“江亭不关江，偏感江关客”）。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鸾隔世听。
钟阜徒闻蒋骨青（蒋子文“骨青”事出干宝《搜神记》。今通行本干书“青”字多误写，不足据也），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诗成数年后，果有卢沟桥之变。流转西南，致丧两目，此数年间，亦颇作诗，以志一时之感触。
兹录三首于下：
蒙自南湖作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寅恪按，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岂是蚤为今日谶”耶？噫）。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昆明翠湖书所见
照影桥边驻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短围貂褶称腰细，密卷螺云映额斜。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
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求医英伦时作二诗，录之于下：
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
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丙戌春以治目疾无效，将离伦敦返国暂居江宁，感赋。
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赋两诗，附于篇末，后之览者倘亦有感于斯欤？
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唐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中“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之语，及陈文述《西泠闺咏》第十五卷《绘影阁咏家□□》诗“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句，感赋二律。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上清自昔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再生缘》间叙争战事）。论诗我亦弹词体（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怅望千秋泪湿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