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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神明，求福应也。此食举之有乐也。《隋书·乐志》曰：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汉有《殿中御饭食举》七曲，《太乐食举》十三曲。魏有雅乐四曲，皆取周诗《鹿鸣》，晋荀勖以《鹿鸣》燕嘉宾，无取于朝，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十二篇。司律陈颀以为三元肇发，群后奉璧，趋步拜起，莫非行礼，岂容别设一乐，谓之行礼?荀讥《鹿鸣》之失，似悟昔缪，还制四篇，复袭前轨，亦未为得也。终宋齐以来，相承用之。梁陈三朝乐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后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备列宫县正乐；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之。隋炀帝初，诏秘书省学士定殿前乐，工歌十四曲，终大业之世，每举用焉。其后又因高祖七部乐，乃定以为九部。唐武德初，宴享承隋旧制，用九部乐。贞观中，张文收造宴乐，于是分为十部。后更分宴乐为立坐二部。天宝以后，宴乐西凉龟兹部著录者二百馀曲，而清乐天竺诸部不在焉。
鼓吹曲辞
《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刘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周礼·大司乐》曰：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宋书·乐志》曰：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歌》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曲》而还，此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方谓之《鼓吹》矣。按《西京杂记》，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则不独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也。汉《远如期》曲辞，有雅乐陈及增寿万年等语，无马上奏乐之意，则《远如期》又非《骑吹曲》也。《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七郡，皆假《鼓吹》。《东观汉记》曰：建初中，班超拜长史，假《鼓吹》麾幢。则《短箫铙歌》，汉时已名《鼓吹》，不自魏晋始也。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汉有《朱鹭》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谓之《铙歌》。及魏受命，使缪袭改其十二曲，而《君马黄》、《雉子班》、《圣人出》、《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十曲并仍旧名。是时吴亦使韦昭改制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吴歌辞存者唯十二曲，馀皆不传。晋武帝受禅，命傅玄制二十二曲，而《玄云》、《钓竿》之名不改旧汉。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时也。北齐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黄爵》、《钓竿》略而不用。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并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战阵之事。隋制，列鼓吹为四部，唐则又增为五部，部各有曲，唯《羽葆》诸曲，备叙功业，如前代之制，齐武帝时，寿昌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曲，以为宴乐。陈后主常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此又施于燕私矣。
横吹曲辞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按《周礼》云：以鼖鼓鼓军事。旧说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始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于是减为半鸣，尤更悲矣。《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鹄》等十曲，其辞后亡。又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也。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又《古今乐录》有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总六十六曲，未详时用何篇也。自隋以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一曰㭎鼓部，二曰铙鼓部，三曰大横吹部，四曰小横吹部。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而分五部：一曰鼓吹部，二曰羽葆部，三曰铙吹部，四曰大横吹部，五曰小横吹部。
相和歌辞
《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魏晋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凡诸调歌辞，并以一章为一解。《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犹《诗·君子阳阳》两解、《南山有台》五解之类也。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沈约并列于《瑟调》，又别叙《大曲》于其后，唯《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其曲调先后，亦准《技录》为次云。
清商曲辞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苻坚灭凉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自是已后，南朝文物，号为最盛，民俗国谣，亦世有新声，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所以追馀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者矣。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遭陈梁亡乱，存者盖寡。及隋平陈得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谓之《清乐》。开皇初，始置七部乐，《清商伎》其一也。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等为九部，而《清乐》歌曲有《杨伴》，舞曲有《明君》、《并契》，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唐又增吹叶而无埙。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时，犹有六十三曲，其后四十四曲存焉。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寖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杨伴》、《晓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乐章讹失，与吴音转远。开元中，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学于江都人俞才生，时声调已失，唯《雅歌》曲辞，辞典而音雅。后郎子亡去，《清乐》之歌遂阙。自周隋已来，管弦雅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雅声独存。
舞曲歌辞
《通典》曰：乐之在耳者曰声，在目者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观，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选和，而后大乐备矣。《诗序》曰：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觉手之自运，欢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舞亦谓之万。《礼记外传》曰：武王以万人同灭商，故谓舞为万。《商颂》曰：万舞有弈，则殷已谓之万矣。《鲁颂》曰：万舞洋洋；《卫诗》曰：公庭万舞；然则万亦舞之名也。《春秋》鲁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因问羽数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而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杜预以为六六三十六人。而沈约非之，曰：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馀四人，岂复成乐?服虔谓：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于义为允也。周有六舞：一曰舞，二曰羽舞，三曰皇舞，四曰旄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舞者，析五彩缯，若汉灵星舞子所持是也。羽舞者，析羽也。皇舞者，杂五彩羽如凤凰色，持以舞也。旄舞者，氂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持盾而舞也。人舞者，无所执，以手袖为威仪也。《周官》：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乐师亦掌教国子小舞。自汉以后，乐舞寖盛，故有雅舞，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晋傅玄又有十馀小曲，名为舞曲。故《南齐书》载其辞云：获罪于天，北徙朔方，坟墓谁扫，超若流光。疑非宴乐之辞，未详其所用也。前世乐饮，酒酣必自起舞，《诗》云屡舞僊僊是也。故知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以后，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世饮酒以杯相属也。灌夫起舞以属田蚡，晋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琴曲歌辞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唐书·乐志》曰：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琴，神农所造。《广雅》曰：伏羲造琴，长七尺二寸而有五弦。扬雄《琴清英》曰：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广六寸，象六合也。其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尊卑象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古今乐录》曰：今称二弦为文武弦是也。应劭《风俗通》曰：七弦，法七星也。《三礼图》曰：琴第一弦为宫，次弦为商，次为角，次为羽，次为徵，次为少宫，次为少商。桓谭《新论》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为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黄帝之琴也。鸣鹿、循况、滥胁、号钟、自鸣、空中，皆齐桓公琴也。绕梁，楚庄王琴也。绿绮，司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凤凰，赵飞燕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后，有瓠巴、师文、师襄、成连、伯牙、方子春、钟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畅、有操、有引、有弄。《琴论》曰：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其后西汉时有庆安世者，为成帝侍郎，善为《双凤离鸾》之曲，齐人刘道疆能作《单凫寡鹤》之弄，赵飞燕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皆妙绝当时，见称后世。若夫心意感发，声调谐应，大弦宽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乱，攫之深，之愉，斯为尽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贞女引》，四曰《思归引》，五曰《霹雳引》，六曰《走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将归操》，二曰《猗兰操》，三曰《龟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飞操》，九曰《别鹤操》，十曰《残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以后，作者相继，而其义与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复备论。《乐府解题》曰：《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存之者，以广异闻也。
杂曲歌辞
《宋书·乐志》曰：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于声。于是有采诗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职。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馀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节之缓急，文辞之多少，则系乎作者才思之浅深，与其风俗之薄厚。当是时，如司马相如、曹植之徒，所为文章，深厚尔雅，犹有古之遗风焉。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寖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昔晋平公说新声，而师旷知公室之将卑；李延年善为新声变曲，而闻者莫不感动；其后元帝自度曲被声歌，而汉业遂衰；曹妙达等改易新声，而隋文不能救。呜呼，新声之感人如此，是以为世所贵。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衰，此又新声之弊也。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载，故总谓之杂曲。自秦汉以来，数千百岁，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后，丧乱之馀，亡失既多，声辞不具，故有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则若《伤歌行》、《生别离》、《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是也。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则若《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秦女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齐讴》、《吴趋》、《会吟》、《悲哉》之类是也。又如汉阮瑀之《驾出北郭门》，曹植之《惟汉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车已驾》、《桂之树》等行，《盘石》、《驱车》、《浮萍》、《种葛》、《吁嗟》、《 》等篇，傅玄之《云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鸿雁生塞北行》、《昔思君》、《飞尘》、《车遥遥》篇，陆机之《置酒》，谢惠连之《晨风》，鲍照之《鸿雁》，如此之类，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其辞具在，故不复备论。
近代曲辞
荀子曰：久则论略，近则论详。言世近而易知也。两汉声诗著于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而已。班固以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馀皆弗论。由是汉之杂曲，所见者少，而《相和铙歌》，或至不可晓解，非无传也，久故也。魏晋以后，讫于梁陈，虽略可考，犹不若隋唐之为详，非独传者加多也，近故也。近代曲者，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隋自开皇初，文帝置七部乐：一曰西凉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至大业中，炀帝乃立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于是大备。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宴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声辞繁杂，不可胜纪。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肃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乱，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见矣。
杂歌谣辞
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连如贯珠，此歌之善也。《宋书·乐志》曰：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去，馀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赠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处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鲁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谓之谣。《广雅》曰：声比于琴瑟曰歌。《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梁元帝《纂要》曰：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淫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阳陵》、《白露》、《朝日》、《鱼丽》、《白水》、《白雪》、《江南》、《阳春》、《淮南》、《驾辩》、《渌水》、《阳阿》、《采菱》、《下里》、《巴人》，又有《长歌》、《短歌》、《雅歌》、《缓歌》、《浩歌》、《放歌》、《怨歌》、《劳歌》等行。汉世有《相和歌》，本出于街陌讴谣，而吴歌杂曲，始亦徒歌。复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后不复传，遂绝。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宁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于发乎其情则一也。历世以来，歌谣杂出，今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
新乐府辞
乐府之名，起于汉魏，自孝惠帝时夏侯宽为乐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则采歌谣被声乐，其来盖亦远矣。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因刘猛李馀赋乐府诗，咸有新意，乃作《出门》等行十馀篇。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请先蝼蚁，如此之类，皆名乐府。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