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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古即注重音乐。由音乐的变化，可看出文化的变化；由音乐的盛衰，可看出文化的盛衰。古代祭祀时有乐舞，外交酬酢时有赋诗，王公卿大夫的宫中都有瞽师组织的乐队，士族子弟大多能歌善舞，平民的婚姻也以田野中的唱和歌舞为背景。孔子以下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之治，的确是对于前代传统的一种崇拜，并非无根的理想。但正如孔子所希望恢复的封建制度，当孔子在世时已发展到没落的阶段，孔子所推崇的音乐同时也已不甚时髦。孔子死后不久，封建全消，古乐也成为少数儒家一种抱残守缺的古董。对于一般的社会，古乐已不存在，连儒家所保守的音乐是否真正的或完备的古乐，也很成问题。一种音乐，不专是技术问题；整个的文化背景若已变化，旧的技术即或尚未失传，往往也无力继续维持一种旧的历史现象。在艺术史方面，此理尤为显著。以上一段变化，今日已无从详知，但大体的过程尚可探寻。
音乐当初并无新旧之分。但春秋晚期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于是旧乐从此就称“雅乐”，新兴的称为“新声”，又称“郑声”或“郑卫之音”或“濮上之音”，反对的人甚至称之为“淫声”或“亡国之音”或“靡靡之音”。新声发祥于郑、卫两国，在卫国的桑间濮上之地甚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濮水今已枯涸，故道在今河南延津县与滑县境内，属卫，近郑。《诗·鄘风》中有“桑中”之篇，乃男女相悦之诗，来源甚古，并非春秋末之新声。由“国风”中可知与“桑中”篇相类的情诗各国皆有，并不限于郑、卫，并且都是古代传下，而非春秋末年的产品。音乐史上的桑间濮上之音是另一回事，与郑、卫关系虽密，但不见得只是男女相悦之音，《汉书》中的解释不免有误会与附会之嫌。新声虽出于郑、卫，但要人中最悦新声的是孔子幼年时在位的晋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平公的乐师师旷，是春秋末期有名的大雅乐家，仍拥护古乐，据《国语·晋语八》的记载，他对平公的嗜好新声曾下断语：“公室其将卑乎！”后世关于平公与新乐，流传了一段美丽的故事，虽非实情，却含至理。据《韩非子·十过篇》，卫灵公朝晋，路过濮水，夜间奇声，出自水中，遂命师涓代为写谱。师涓连听两夜，将声谱完全写下。到晋后，两君相会，灵公命师涓献新声，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
平公曰：“此道奚出？”
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
师涓鼓动究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
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
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师旷曰：“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
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
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
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
师旷曰：“不如清角。”
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
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面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螣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
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这一段生动的故事，当然不能作为历史看，但也不是好事者的妄言。很可能春秋末战国初新声中一个主题，就是前代的许多神话故事。这可代表封建文化将消末时的一种最后的怀想与追念，其中因怀古不可复得而生的悲哀怨诉的声调特别凄惨动人。即或不然，这段故事最少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种艺术化的绝好描写。由故事中可见新声靡靡悦耳，感人的魔力非常之深，性质近乎西洋所谓浪漫的音乐。末流所趋，此种音乐甚至可发展到与今日的爵士音乐相类的地步。（今日西乐中的“爵士”一词，几乎可说是中国古代“靡靡”一词的译名！）传统的雅乐，比较深沉醇厚，近乎西洋所谓古典的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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