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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的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卷六十四下）
原来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叫他们专作这种文学的玩意儿，“以此娱悦耳目”。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风气既成了之后，那班清客学士们一摇笔便是陈言烂调子，赶也赶不开；譬如八股先生作了一世的八股时文，你请他写张卖驴券，或写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摇头，哼他的仁在堂调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为近世最风行的时文大家。）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汉文帝遗诏（前157）：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临是到场举哀），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汉书》卷四）
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诏：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汉书》卷七）
又元凤二年（前79）诏：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豆粟）当赋。
（同上）
这竟是说话了。
用浮华的辞藻来作应用的散文，这似乎是起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 与 《封禅遗札》。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作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封禅札》说的更是荒诞无根的妖言，若写作朴实的散文，便不成话了；所以不能不用一种假古董的文体来掩饰那浅薄昏乱的内容。《封禅札》中的：
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迩陿游原，迥阔泳末，首恶郁没，暗昧昭晰，昆虫闿怿，回首面内。
便成了两千年来做“虚辞滥说”的绝好模范，绝好法门。
后来王莽一派人有意“托古改制”，想借古人的招牌来做一点社会政治的改革，所以处处模仿古代，连应用的文字也变成假古董了。如始建国元年（西历纪元9年）王莽策群司诏云：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
荧惑司悊（zhé） ，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
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
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
又地皇元年（西20）下书曰：
乃壬午晡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又同年下书曰：
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
这种假古董的恶劣散文也在后代发生了不小的恶影响。应用的散文从汉初的朴素说话变到这种恶劣的假古董，可谓遭一大劫。
到了一世纪下半，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充（生于西27，死年约在西100）。他不但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也该占一个地位。他恨一班俗人趋附权势，忘恩负义，故作了《讥俗节义》十二篇。他又哀怜人君不懂政治的原理，故作了一部《政务》。他又恨当时的“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虚妄之言胜真美”，故作了一部《论衡》。不幸他的《讥俗节义》与《政务》都失传了，只剩下一部《论衡》。《论衡》的末篇是他自己的传记，叫做《自纪篇》。从这《自纪篇》里我们知道他的《讥俗节义》是用白话作的。他说：
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集以俗言”大概就是“杂以俗言”，不全是白话，不过夹杂着一些俗话罢了。《讥俗》之书虽不可见了，但我们可以推想那部书和《论衡》的文体大致相同。何以见得呢？因为王充曾说当时有人批评他道：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这可见《讥俗》与《论衡》文体相同，又可见《论衡》在当时是一种近于通俗语言的浅文。
王充是主张通俗文学的第一人。他自己说：
《论衡》者，论之平也。
“论衡”只是一种公平评判的论文，他又说：
《论衡》之造也，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对作篇》）
他著书的目的只是：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同上）
他因为深恨那“华伪之文”，故他采用那朴实通俗的语言。他主张一切著述议论的文字都应该看作实用的文字，都应该用明显的语言来作。他说：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作手中，其实一也。
（同上）
他主张这种著述都应该以明白显露为主。他说：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
（《自纪》，下同）
又说：
夫文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口字或是曰字之误）。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鸿，大也）。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文字与语言同类，说话要人懂得，为什么作文章要人不懂呢？推原其故，都是为了一种盲目的仿古心理。却不知道古人的经传所以难懂，只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并不是当初便有意作难懂的文章叫后人去猜谜呵！故古人的文字难懂只可叫做“语异”，今人的文字有意叫人不懂，只可叫做“不巧”，不巧便是笨蠢了。所以王充痛快地说：
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
王充真是一个有意主张白话的人，因为只有白话的文章可以不“须师乃学”。
王充论文章的结论是两种极有价值的公式：
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王充的主张真是救文弊的妙药。他的影响似乎也不小。东汉三国的时代出了不少的议论文章，如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之类。虽不能全依王充的主张，却也都是明白晓畅的文章。直到后来骈偶的文章和浮华空泛的词藻完全占据了一切庙堂文字与碑版文字，方才有骈偶的议论文章出来。重要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刘知几的《史通》，皆免不了浮华的文学的恶影响。我们总看中古时期的散文的文学，不能不对于王充表示特别的敬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