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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一)肥後國細川山城守的上書中一節說：本朝自有大法，交易雲者，不外通信，此外則一切皆當謝絕。
(二)佐賀藩主錫島肥前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幕府之職，世號征夷大將軍，此征夷二字，實為萬世不易的眼目，當今太平日久，士氣偷惰，正宜乘時奮發，耀威國外，乃足以挽回末運，奠定國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凡諸外夷，對於皇國有敢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國武力，悉加誅罰，以光國威。
只此區區數節，也就可以揣測當時人的思想和知識了。在這樣一種空氣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國的歷史，蒙古滿洲躁躪中國的事實。一般有志氣的人，時時把這一種事實，來鼓舞全國國民團結抵抗的土氣。而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兩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國的武士的熱血，沸騰起來。一面以亡國的危險，警告國民，一面也學習不少的國際情形。所以中國在十九世紀初中葉所受外國的壓迫，也是日本維新的大興奮劑。梁川星巖詠鴉片戰史：
赤縣神州殆一空，
可憐無個半英雄。
台灣流鬼無人島，
切恐餘波及大東。
山內容堂詠英法聯軍陷北京詩云：
誰教丑虜入燕城，
八百八街膻氣腥。
開帙獨誦淡庵集，
失聲欲罵小朝廷。
這兩首詠中國的詩，不用說是處處都對著日本當時的國情說話，想要激動全國士氣的。幕府外受逼於外國的威力，內受逼於志士的責備，其非倒不可，實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實。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樁事情，正和中國排滿和排外，成為一個時代傾向，是完全一樣的。
大家以為明治初年的征韓論，是薩藩西鄉一派鼓吹出來的，其實不然。長藩裡面的人，主張征韓，並不在薩藩之後。木戶孝允、大木喬任甚至是最初頂熱心主張征韓的人。大木喬任有一篇文章，論日本國是，說世界各國，惟有俄國，是頂可怕的，是頂能夠妨害日本大陸發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陸發展，應該要和俄國同盟，中國的領土，就可以由日俄兩國平分。這個意見，木戶孝允極力贊成，以為是日本建國唯一的良策。他這主張，還在西鄉隆盛之前。不過是後來大家雖是理想一樣，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張征韓的，以為國裡面的封建制度廢了，不趕快向外面發展，那些沒有米吃的武士們，怕要鬧亂子。反對的人說，日本國裡面的政治，還沒有改良，力量還沒有充足，趕快要整理內政。相差的地方，不過如此，並不是根本上有什麼兩樣。
這兩個時代，還有一般受了歐洲民權思想感化的人，曉得世界潮流，不是繼續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圖國家發展。所以民權思想，就同開國進取的思想，同時並進。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據明治四年統計看來，東京一個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學塾，已經十有一所。合了蘭學通算起來，有十九所。就學的學生，有二千多名，可見明治初年時代，外國文化輸入的勢力了。
我們將日本從封建時代變成統一時代歷史看來，有什麼感想呢？簡單講來，就是日本的改革，並不是由大多數農民或者工商業者的思想行動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個階級發動出來的事業。開國進取的思想固不用說，就是民權主義，也是由武士這一個階級裡面鼓吹出來的，還有一個最要點，就是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後期，都是由外來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是由中國儒家思想給與一種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論；由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給與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這一個觀念，在武家時代漸漸被日本民族優越的統治思想壓伏了下去。連奉中國文化為正宗，認中國為中國的意義，都被中朝事實那一種日本正統的神權歷史學說壓伏。王道的政治理論，在亂時勝不過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現象。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時代，被歐美侵來的勢力，又壓迫出一個新體態來。民權思想和歐化主義，就是維新後的特產。這一種新的民權思想，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可以說是日本後期的世界人類同胞觀念。一個閉關的島國，他的思想的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