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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立腳在理論和歷史兩個重要的問題上面的人，我們一切的批評，只有事事根據事實，事事根據理論，我們不曉得有恩怨，不曉得有私交，不曉得有客氣。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輩，或者可以說，我之社會生活，在日本還多過在中國罷。但是我們到得立腳在評論國事的時候，我們不能管那些，我們只有說明事實，闡發主義。
田中大將也要算是一個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當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評他們之先，我想附帶講一句話，就是希望他們看見了這一篇文字之後，要深刻地反省，要曉得我的敘述和批評，是顧不得世俗之所謂客氣的。
民國二年的春天，總理中山先生特地訪問日本，那時我隨從總理做秘書，在日本六十天的時間中，一切演講、宴會、訪問、交涉，事事參與，那時一切經過，我至今還是很詳細記憶著。因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譯，每一件事都有聽兩次說兩次的機會。以後關於日本的交涉，總理常常命我去辦，卻是每一件事只有聽一回說一回的機會，記憶反而減少了。
那一年在東京四十天的當中，最值得我們記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會見。桂太郎這一個人，大家都曉得，他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最有能力而當權最久的一個人。日本自有內閣制度以來，沒有他做總理那樣久的。伊籐博文組閣三次，總共不過六年十個月，他也組閣三次，卻有了七年十個月之久。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這幾年當權的當中，他所幹的兩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從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曉得英國是標榜榮譽孤立的，在百年以來，英國沒有和任何國家締結過同盟。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榮譽孤立拋棄了。和日本聯盟，這自然是他認為有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關係，才肯出此的。至於日本，以一個東方新興的國家，才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面，解放了不過十年，便和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帝國結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戰敗世界第一大陸國家的歷史，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奮鬥成功。不特此也，這一件大事，可以說把全世界都整個推動了。由日本戰勝的結果，打破了東方民族不能戰勝西方民族的催眠術。全東方的民族，都活潑地動作起來，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從此開始。因為俄國戰敗的結果，才造成英法協商和三國協商，繼續五年死亡二千萬的世界大戰，以及俄、德、奧、土四大帝國的倒塌，都由此而起。無論是非如何，桂太郎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個月當中的成績，的確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偉觀了。
桂太郎的事跡，世間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曉得他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計劃，更屬可驚。他的高識遠見和通權達變，的確不是日本現在一切政治當局所能望其項背的。在中國排滿革命成功之後，他特意派人對中山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三次組閣的時候，他特意約中山先生密談兩次。這兩次密談的當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盡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後，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極點。兩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極度。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歎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恨。由這兩個人的感情上，大家總可以瞭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氣魄了。何以一個帝國的大軍閥領袖，一個民國開國的革命領袖；一個軍國主義的權化，一個三民主義的宗師，會如此互相諒解呢？他們兩人的互諒和互信，不是在學術思想上，不是在國家思想上，而是在以東方民族復興為根據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談，前後約計十五六小時，桂太郎的話的要點，我可以記出來：
在清政府的時代，東方的危險，固然到了極點，同時失望也到了極點。那樣腐敗的朝廷和政府，哪裡還可以有存立發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軍國主義大陸國的俄國，以最強的武力從北方壓迫下來，海上霸王的英國，以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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