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田中大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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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義一早晚要組閣，這是我們在十年前就看見的。田中內閣的出現，就是長州藩閥的最後握權，這也是我們在十年前所看見的。而且在今天這一個時代，田中內閣出現，不單在日本政治上是個必然的結果，並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動傾向當中的必然事實。現在全世界的情況，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進行，同時在一方面就是反動政治的增長。英國勞動黨內閣倒了便生出保守黨內閣，德國在共產黨壓下去之後興登堡便做了總統，美國的政權又落在共和黨手裡，此外義大利是法西斯黨的木梭裡尼當權，西班牙是德維拉將軍執政，獨裁政治是文明進步國家的當中最經濟最有力的一個需要，這一個聲浪，傳遍了歐洲。從前議會政治論者所視為蛇蠍的迪克推多，在今天的政論家當做尋常茶飯。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日本當然也要應一應景的。

    並且我們看日本前內閣的確也是不能維持，不單前內閣不能維持，和前內閣取同樣的平和政策、調和政策的內閣，都不容易維持的。這個理論和事實，講起來話便很長。我可以簡單說，在國際狀態和國內產業狀態緊張到了極度的今天，一方面中國的局面大搖大動，沒有一點平靜。一方面日本現存政黨的基礎，根本動搖。從明年五月的大選舉，日本的選舉權，便要從三百萬擴張到一千二百萬。英國對中國，取壓伏革命的手段，大舉出兵。俄國既掌握蒙古的政權，還要想壟斷中國的革命。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以和平而獨立的外交政策為存在綱領的前內閣，無論是對內對外，都不能得人的滿意，這是必然的趨向。田中義一出來之後，他要怎樣幹呢？我們沒有確實的材料，不能隨意懸揣。但是我們很看見，田中是要干的，不單他自己要干，四圍的情形，也要求他幹，他的干法，從前已經有了成績，有了榜樣。他身邊的人，依舊是從前那一套。他雖然不在參謀本部，而參謀本部，依舊是在他的統率之下。不過是掛上一個政黨領袖頭銜，加了些搖旗吶喊的政客，而且從前一些北京關係的老人，板西西原，也都集到他的幕下，這樣一個情形，他總要唱一齣戲罷！

    日本有一些人｜｜於藩閥、財閥有關係的人，在前年去年，對於中國抱著一個假想，他們認定，中國的政治如何變化，和日本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從前所取操縱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失敗了。何以會失敗，便是中國事實上不能統一，以事實不能統一的國家，單想操縱一個京都的政治來支配全國，這是絕對辦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國人民的反感，實際上反而受打擊。從前的二十一條的中日協約，就是一個失敗的例證。即使沒有《二十一條》，日本在中國的地位，也不能小過今天，少過今天。而因為有了二十一條的名義，倒反而妨礙了實際利權的獲得。以後對於中國，爽性不取操縱中央的辦法，而另開門徑。但是有一個要點，就是如果革命運動成功，中國由革命而得統一，則必於日本不利。所以必須使中國革命勢力，不得統一。現在中國的各個勢力當中，張作霖的勢力，是日本勢力在中國的一個基礎。但是中國絕不會統一於張作霖，此外藉英美勢力而想作武力統一的吳佩孚，也必然失敗。在中國的勢力，目前最確實的，就是一廣東的國民政府，長江的孫傳芳，東北的張作霖，西北的馮玉祥。國民政府的勢力向北，馮玉祥的勢力向南，如果這兩個勢力把長江孫傳芳、吳佩孚的勢力打倒而得聯絡，則統一的國民政府成立，張作霖的勢力，始終是不能維持的。為應付這一個局面，日本應該要扶植孫傳芳，有統一長江的勢力，把孫傳芳造成日本的第二個張作霖，以阻隔南北兩個革命的地理上的連接。抱這一種見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長江有投資企業貿易關係的商人，主張更切。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武漢克復，國民政府將要北遷的時候，這一種論調，更加高起來了。同時我們還曉得中國國內，也有些沒志氣的人，頗想勾結日本，作一種運動。他們一是怕共產黨，二是想要得一個依附，於是往來於孫傳芳與日本人之間者，也就實繁有徒。及至革命軍向長江下游發展的時候，日本政府裡面就和此種論調相應，生出一種出兵論來，主張出兵論的，不用說是陸軍一派了。

    從前日本參謀部在中國各地駐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動的。在民國五年以後，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動。而外務省所轄的領事官，除了管理僑民之外，對於本地方的政治上，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不大和軍政界幹部的人們來往，所以取得情報的能力，陸海軍人較之領事官為大。自從國民黨改組而後，國民黨的中央，對於日本取一個不理睬的態度。而各地的民眾，是絕對排日。兩三年當中，在南方各地的駐在武官，和當地的軍政領袖，幾乎失了關係。此時黨的組織，漸加嚴密，從前兩院的政客們，除了真是做革命黨的而外，也不能東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報而操縱的線索，因此更少了一個大部分。因此參謀本部對於中國問題，足以時時處處，勝過外務省的能力少起來了。這是前內閣的對華方針居然可以自己決定，而外務省居然可以不受參謀本部指揮的一個大原因。

    本來，日本人的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的對華方針，可以說無論什麼人，大體都差不多。維持在滿洲的特權，和在直魯及三特區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維持日本在中國的最優發言權支配權，尤其是經濟的支配權。這幾種根本政策，現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誰也沒有兩樣。當然外務省系的人和參謀本部系的人，決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為對於世界關係的認識兩樣，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來我們覺察到日本對華的態度，有一個轉換。從前屬於外交系的人，在國際關係上，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崇拜英國，事事聽英國的話。關於中國的方針，儘管遇事主張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權力，而遇事都仰英國的鼻息，尤其是加籐高明統率外部和總理內閣的時代，這一個趨向，是很真切而極端。本來加籐是替桂公爵辦事的一個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親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後，他領袖憲政黨十年，這十年的當中，他把桂太郎早認為已經任務終了的日英同盟，仍舊奉為天經地義。直到歐戰既終，日本以歐戰當中積極、消極對於英國那樣的幫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國的感謝。滿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間，還想要勉強運動保持，然而被英國半文不值的丟了。自此以後，外交系的人，對於英國，才漸漸不像從前那樣恭順。在一方面，這幾年來，中國極度的排日熱，一轉而為排英熱，同時不能有兩物生存於同一個空間，積極排英，當然便把日本問題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們很留意中國人心的趨向，看到這一個情形，很瞭解這是挽回中國民間排日風潮的機會，絕不願意再跟英國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國人負責。在陸海軍系的人，尤其是陸軍系的人，他們對於中國一切的方針，向來是抱定一個進取的國防計劃，所謂蠍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從這裡面打算出來。他們向來不問國際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樣奉英國若神明。而在近兩三年來陸軍參謀部內的日英協調論非常濃厚起來了。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運動發展，是絕不利於日本，而在南方中國，日本又沒有獨行其意的勢力基礎。為壓伏中國革命運動計，他們便想取一個北日南英中協調的政策，就是對於南部中國，英國獨立處理之。北部中國，日本獨立處理之。而對於中部，則日英兩國以協調的精神取協調的形式。在今年英國出兵上海的時候，陸軍方面極力主張出兵，前內閣則不願意如此。及南京問題發生，出兵論更盛，而外務省方面，還是取鄭重態度。後來內閣一交替，山東出兵的事便實現了。山東出兵的意義，在日本人方面，他們說是僅為保護日本僑民。而其實際是因為革命軍佔領了江蘇，更向北進展，他們所最愛的孫傳芳的勢力，差不多已經消滅乾淨，張宗昌又是絕無戰鬥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東西。倘若革命軍一氣呵成地北攻，山東的底定，是很不難的。於是以維持蠍形政策為目的的參陸兩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對付郭松齡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雖然很有限，但是意思是很深長的。戰鬥力消失乾淨殘餘北渡而逃的孫傳芳當時敗卒不及兩萬，而不到幾個月工夫，又有了七萬以上的軍隊，這一次再渡江的隊伍，已經有四萬左右，豈不是很奇怪嗎？當南京政變發生，孫軍從新反攻的時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說這是他們認為革命軍再不能北攻濟南的證據。所謂蠍形政策是一個什麼東西，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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