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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2]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汉录》[3]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僧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四部[4]，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别录》一部[5]。有萧齐王宗《经录》二卷[6]。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祐录》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7]。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8]。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实、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粤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9]。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10]。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11]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借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12]。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九[13]《佛图澄传》引[14]）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15]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者，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说也。
[1] 《高僧传》原文为：“汉地现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2] 《高僧传》原文为：“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3] 原误作“安录”，今改正。
[4] 原误作“四卷”，今改正。《众经录》四部即：《魏世经录目》一卷、《吴世经录目》一卷、《晋世杂录》一卷、《河西经录目》一卷。
[5] 原误作“一卷”，今改正。
[6] 原误作“一卷”，今改正。
[7] 梁启超原注：《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案皆今县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时，王莽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右所列国名，除黄支外，皆难确考其今地。大约皆在南洋群岛、锡兰及南印度境也。官书中记其行程，则交通已颇频繁，盖可想见。
[8] 梁启超原注：《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大秦国”条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即罗马皇帝Antony也。此皆中国海通最古之史迹。
[9] 梁启超原注：安世高传记，几纯属神话的性质，颇难悉认为史料。即其年代，非无可征信。通常之说，谓为汉桓帝时入中国，然有谓晋时犹生存者。又有谓彼前身死于广州，再世为安息王太子重来中国者。《高僧传》博采众说，言世高曾两到广州，曾往庐山度?亭庙神，曾在荆州城东南隅立白马寺，曾在丹阳立瓦官寺，最后卒于会稽。其史迹多诡诞，不可尽信。然以情理度之，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东登岸，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世高原籍安息（今波斯）。时中印海运业，皆在安息人手。世高遵海来，最近于事实。
[10] 梁启超原注：严佛调所襄译事，或云安世高，或云安玄。然吾颇疑并无安玄其人者，或即世高之异名耳。
[11] 原本用字常不统一，同一地名，如“犍陀罗”，时而用“健”，时而又用“犍”，今根据典籍之常用，统一用“犍”，后文改字不再注。
[12] 梁启超原注：汉明求法说虽不足信。但其所依附各事迹，自必属于初期传说。因此转可以证明佛教之自南而北。彼言明帝所梦为“金人”。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证，北印度佛像无涂金者。“金人”说殆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南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也。又言蔡愔赍来之佛像为“倚像”。倚像明属西印度系统。若北方犍陀罗所造，则皆立像也。又言“西雍门外之佛寺，千乘万骑，群象绕塔”。此明属西印度之图案也。以上区别，今世印度美术专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汉魏间佛教，皆欧人所谓南宗也。
[13] 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14] 《高僧传》引文为：“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15] 《历代三宝记》卷三“魏甘露五年”条下注文为：“颍川朱士行，最先出家，即汉地沙门之始也。”
附录三
《牟子理惑论》辨伪
《理惑论》三十七章，全文见梁僧祐《弘明集》卷一，题汉牟融撰，附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二卷，注云：“后汉太尉牟融撰”，殆即是书。融，字子优，不字子博，《后汉书》有传。其为太尉，在明帝永平十二年，史不称其有著书。本书称“孝明皇帝云云”，其决非太尉融所撰，更不俟辩。即谓汉末有同姓名者，然书中自序，称“灵帝崩后……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谒请署吏”，则苍梧平民，非太守也。故仅就原书标题论，已支离不可究诘。序中又言笮融事，而文义不相属。窃疑此书为东晋刘宋间人伪作。初托诸笮融，或以笮字形近转讹为牟，或因笮融不得其死，传此书者欲别依托一有令誉之人，偶见后汉名融者有一牟太尉，又事热心求法之明帝，与佛有缘，遂展转嫁名于彼。此所推测，虽不敢必当，要之，后汉初之牟融，决未尝著《理惑论》，而后汉末并无牟融其人者，则可断言也。
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汉贤决无此手笔。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其中更有数点最足证明伪迹者。
（一）原文云：“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1]相见。”考《后汉书·西域传》：“于阗自王敬矫命造乱被戕，桓帝不能讨，自此与中国绝。”灵献之交，中国人安得游于阗？此必在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后，于阗交通盛开，作伪者乃有此言耳。
（二）原文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耽[2]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据此文所述僧徒风纪已极败坏，必在石赵姚秦极力提倡举世风靡之后，始有此现象耳。
（三）原书凡三十七章，自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故法之焉。”[3]佛经皆译“章”为“品”。作伪者乃窃取斯义，考“三十七品”之名，始见于《维摩诘经》之佛国品，乃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之总名，亦名三十七法，非篇章之谓也。作伪者耳食误用，殊为可笑，即可证其书出支谦罗什所译《维摩》盛行之后矣。
（四）原文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4]后汉人著述，亡佚虽多，其传于今者亦不少，至如单篇零札，裒而录之，可逾千篇，除襄楷奏议外，吾未见有一语及佛法者。王充《论衡》，专以批判为业，亦未齿及。此实汉代士大夫不知有佛学之明证。既无闻见，安有毁誉？此作伪者，道晋宋间情状耳。
此书龂龂辨夷狄之教非不可用，此盖在顾欢《夷夏论》出世前后，其他辨毁容，辨无后，皆东晋间三教辩争之主要问题。而作此书之人，颇以调和三教为职志，亦正属彼时一部分之时代精神。故断为晋后伪书，当无大过。但理既肤浅，文复靡弱，其价值又出《四十二章经》下矣。
惟有一事足资旁证者，著书之地，托诸交趾。原序云：“时交趾[5]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此或为汉末交趾佛教颇盛之一种暗示，盖当时中印交通实以日南为孔道也。
[1] 原误作“道士”，今改正。
[2] 原误作“既”，今改正。
[3] 《弘明集》卷一原文为：“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
[4] 《弘明集》卷一原文为：“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云。”
[5] 《大正藏》本《弘明集》卷一《理惑论》原序为“交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