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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之见，固所不免。什受姚兴所馈伎[37]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什本传语）贤笃修净业，戒律谨严，同为外国大师，未免相形见绌。又当时诸僧“往来宫阙，盛修[38]人事，惟贤守静，不与众同……四方乐靖[39]者，并闻风而至”（贤本传语）。似此众浊独清，理宜见嫉，什门老宿僧、道恒辈，乃借薄物细故，横相排摈，几兴大狱（其排贤口实不值征引，读者欲知，可看本传）。本传云：“大被谤黩，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当时事情之重大，可以想见。贤遭摈，恬不为意，率弟子智严、宝云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特遣弟子昙邕入关，为之和解。然贤竟不复北归，与远相依于庐山。其后乃于建康道场寺创译远弟子法领所得《华严》，今六十卷本是也。法显所得《僧祇律》，亦由贤传译。自余译述，尚十数种，华严宗风之阐播，实造端于是。然则贤之见摈南渡，抑大有造于我佛界矣。
要之，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而大小乘界线分明矣。自觉贤至而大乘中又分派焉。同时促助分化之力者，尚有昙无谶之译《涅槃》。盖《华严》之“事理无碍”，《涅槃》之“有常有我”，非直小乘家指为离经畔道，即大乘空宗派亦几掩耳却走矣。故什门高弟道生精析《涅槃》，倡“阐提成佛”之论，旋即为侪辈所摈，愤而南下[40]。吾侪将此事与觉贤事比而观之，足想见当什门上座，大有学阀专制气象，即同门有持异义者，亦不能相容。虽然，自兹以往，佛教界遂非复空宗嫡派之所能垄断，有力之新派，句出萌达矣。
[6]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澄门下之盛可以概见，今依梁《高僧传》制澄门传授表如下。
[11]梁启超原注：安所注经，其目于《出三藏记》者如下：
《光赞析中解》一卷《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折疑准》一卷《般若折疑略》二卷
《般若起尽解》一卷《道行集异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密迹金刚持心梵天二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藏中现在者仅此书。
《阴持入注》二卷《大道地经十法句义》廿八卷
《义指注》一卷《九十八结解》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本传云：“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凡二十二卷。”上所列者凡十六部十八卷，似尚未尽。又诸书有无后人伪托，尚待考证。要之，注经之业，自安始也。又《出三藏集记》载安所撰诸经序凡十二篇，皆极有价值之文。
[13]梁启超原注：前此经典，以二人对译为常。道安在苻秦时，与赵文业提携，于是所谓“译场组织”者渐可见。例如《增一阿含经》之传译，由文业发起，昙摩难提诵出，竺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安与法和考正其文，僧、僧茂助校漏失，此实大规模的译业之滥觞也，其由安主持译出之重要经典如下：《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十四卷本《鞞婆沙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尊婆须密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右诸书共二百余卷，《四阿含》得其二，“说一切有部”之重要论本，始输入焉。中国之有计划的翻译事业，此其发端也。
[26]梁启超原注：本传云：“沙门僧……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又据诸经序文所记述，则译《大品》时，集五百余人。译《法华》时集二千余人。译《思益》时亦集二千余人。译《维摩》时集千二百余人。而《唐僧传》卷三《波颇传》亦称“什门三千”，虽或稍涉铺张，然其门下之盛，盖可推见。今依《梁僧传》可考见者，制什门传授表，而以其印度学统所自出先焉。
[1] 原无“六”字。据《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诸宗之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之语补。
[2] 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云：“士行至于阗得《般若大品》梵本，遣弟子弗如檀赍还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众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若不禁，将乱大法。’士行乃求烧经为证……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中国人知有大小乘之争似自此始。【校者案：《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无改。】
[3] 梁启超原注：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五，有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一篇，略言：“刘宋元嘉中，有外国商人在南康生儿，后为昙摩耶舍弟子，名竺法度，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诵读。”中国人专效忠小乘以反抗时代思潮者，惟此一人而已。【校者案：《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未改。】
[4] 梁启超原注：慧导、昙乐、僧渊皆东晋刘宋间人，其疑经之事，并见竺法度《异仪记》，及姚秦僧睿之《喻疑篇》。（《出三藏记集》卷五引）
[5] 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7] 梁启超原注：本传记安卒年，而未著其所得寿数，无从推其生年。惟传称其年十二出家，三年执勤无怨，数岁后，为师所敬异，遣之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安之谒澄，最初亦当十七八岁，故能与澄对语，得其嗟赏。澄入中国，在晋怀帝永嘉四年，下距道安卒时之太元十四年，凡七十九年。若安年十七八，而澄初至即往谒者，即安当生于惠帝元康三、四年间，寿盖九十六七矣。《传》中又述“安年四十五还冀部”，后乃继述石虎死（永和五）、冉闵乱（永和六）、慕容俊叛（永和八）等事，又言“安在樊沔十五载”，惜未列举年号对照，不能据以作道安法师年谱也。
[8] 梁启超原注：见《佛教与西域》章注。
[9]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既德为物宗，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则而从之。”安可谓佛教教会最初之立法家也。
[10]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案，安所著经录，今已佚，惟僧祐《出三藏集记》全依据之，此如刘歆《七略》，赖班书《艺文志》以传矣。
[12]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安寻比文句，……析疑甄解……”《魏书·释老志》云：“（道安）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原文改正。】此亦学界一佳话也。安对于翻译文，力主直译，翻译文体之成一问题自安始。余有《古代翻译文学之研究》一篇，专论此事（见《改造》第三年第十一号）。
[14]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故知安之学实受自澄也。
[15]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苻）坚取之。”后此坚遣吕光伐龟兹迎罗什，实采安议矣。
[16] 《饮冰室专集》本此处衍一“石”字，今删去。
[17]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避难，潜于护泽。”又云：“冉闵之乱，安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林山。”又云：“倾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又云：“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难立。’……乃令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安中年遭难流离情形略如是。晚为苻坚所礼敬，稍安适矣。然实目睹苻氏之亡。诸重要经典，多在围城中宣译，其所作《增一阿含经序》云：“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出三藏集记》卷九引）《僧伽罗刹经序》云：“正值慕容作难。”（同上卷十引）可见其不以世难废法事也。【校者案：注中引文及其出处略有误，今改正。】
[18] 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此种信仰为净土宗之前驱，当于净土篇详叙论之。
[19] 梁启超原注：日本凝然（距今六百四十年前人）《八宗纲要》述三论宗传授渊源，谓“龙树授提婆，提婆授罗睺罗，罗睺罗授莎车王子，王子授罗什三藏”。此王子即须耶利苏摩也。其根据所出尚待考，但以年代约算，则龙树四传至罗什，因属可信，至教义之一脉相承，则甚显著矣。
[20] 原误作“四”，今改正。
[21] 梁启超原注：什所译书，《出三藏集记》著录三十二部三百余卷（《高僧传》同）。《历代三宝记》著录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开元录》著录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22] 原误作“十一”，今改正。
[23] 昙无谶至凉之年有两说，一说是北凉玄始元年（412），一说是北凉玄始十年（421）。梁氏采前说。
[24] 梁启超原注：传称什年二十受戒后，其母知龟兹将亡，辞往天竺。什留龟兹二年而盘头达多至。次叙苻坚建元十三年，遣使往龟兹迎什。次叙十八年吕光灭龟兹。什受戒距建元十三凡几年，无从确考，但《传》又云：“吕光见什年齿尚少，乃戏妻以王女。”以是推之，时什年恐未逾三十也。合之在凉十八年，在长安十二年，寿约六十欤。
[25] 原作“妓”。
[27] 梁启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校者案：注中引文及出处皆略有误，今改正。】
[28] 原作“□□”，今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四《求那跋陀罗传》补。
[29] 梁启超原注：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
[30] 原误作“元帝”，今改正。
[31] 原误作“纂”，今改正。
[32] 梁启超原注：远此文见《弘明集》，藏中亦有单本。
[33] 梁启超原注：《出三藏记集》中之萨婆多部目录，列有“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驮跋陀”，即觉贤也。据此，似贤实为“有部”中人物，彼久居罽宾，渊源亦宜接近。然案其问答语及其所传禅法，则固不能纯指为“有部”系统也。要之，“有部”教义与龙树派之空宗的大乘极相远，而与世亲派之有宗的大乘反接近，此不可不知者。
[34] 梁启超原注：佛大先者，萨婆多部目录所称第五十二祖。《达磨多罗禅经》所称第四十九祖也。其人为“有部”大师，而于禅宗极有关系者。觉贤有功于佛教界，实在其传禅法，译经抑余事耳，当于禅宗章别论之。
[35] 此处原有“注三”二字，而无注文。
[36] 原误作“折”，今改正。
[37] 原误作“妓”，今改正。
[38] 原误作“备”，今改正。
[39] 原误作“静”，今改正。
[40] 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生著“《佛性当有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即《涅槃》）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投迹庐山，……众咸共敬服，后《涅槃》大本至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读此可见长安旧侣之若何专制，与夫创立新说之若何忤俗，又可见远公之在庐山，实为当时佛教徒保留一自由之天地也。【校者案：注中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