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的热情之一部分，而且是很薄弱的一部分而已。柏拉图解释哲学之爱智慧的意义最妙，他说神最完全，已经有智慧了，所以不必爱智慧；愚人不知道智慧，自然也不会去爱智慧，只有不是神又不是愚人的人，才不能不爱智慧（爱原是居间性的），这样的人就是哲学家，爱真理的人是只有得天独厚、获得天上的光明的人才配的。在这地方，美与善是合一了，去爱、去知、去行是没有分别了。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其中有多少值得吟味的所在！
理念如何解释自然世界呢？这是柏拉图的一个大难题。他只好提出了第二个原则：物质。他说理念既是绝对的善，善便一定产生善；神既是生命，生命便一定创造生命。理念既是唯一的实在，则理念之外，不会更有实在；原来另有“非实在”（non-being）。理念既是最高的实在，也便有最高的活动；因此，此“实在”之活动遂施向于“非实在”。于是理念对“非实在”言，遂成为一种创造者，一种原因，一种意志，一种范畴的原理。“非实在”乃是“实在”的材料，乃是理念可显示其存在时的条件。“非实在”即物质。物质本无形，乃以理念范畴之而有形。物质不是理念所造，因为“非实在”不能产生自实在。物质与理念同其悠久，理念之活动即须先假定有物质。这是柏拉图露了二元论的主张处。物质是被动的，理念是主动的；但被动并不等于毫不抵抗。物质的抵抗表现而为惰性（inertia）、重力、不谐和、丑、愚等，理念乃像一个艺术家之操纵用具然，而克服之。在理念尚未胜利之时，就是世界上一切缺陷、一切邪恶、一切变易不定、一切不能不朽的根源。
理念与物质，相反适相成。宇宙的造成由此而起。宇宙当然不能如创造的理念那样永恒，因此神便尽可能地使其永恒，这样便创造下无穷的“时间”。宇宙之“理性”（nous）或“心”，乃是一切机构中所显现之目的，也是最终因。柏拉图的观点是“目的论”的（the teleological point of view），他觉得天地之间，一切东西都有个所以然在。例如人的脑袋之圆，是因为理性所在（圆代表完全），而其所以在上，则是为了便于指挥全身；肠子很长，乃是为了消化慢些，免得人贪吃，不致因贪吃而忘了良知和爱智慧。人为万物之灵，女人却是男子的退化。一切施以理论化，这可以看出他理性要求之强；有点像中国汉朝人精神。
人的灵魂，由世界灵魂而来，性质亦如之。其中有速朽的成分，也有不朽的成分。不朽的成分是理性，速朽的成分是感觉。灵魂在身体存在以前就存在，所以在身体毁掉以后，也不会随着化为乌有。
在物质世界，柏拉图以为只能得到“或然”，而不能得到“必然”；物质世界的探求也终不能成为“科学”，只能落到信仰。人为自然之终极，理念为人之终极，理念之最高者则为善。
基本之德性曰“公道”（justice），公道表现于智慧为思想上之正确，表现于意志为勇敢，表现于感情为节制，人对神的关系之公道则为虔敬。所以公道为众德之母。
但是真正的公道，是最后实现于集体的人或“国家”上。公道实现于国家之中，即人人各安其分是。这颇相当于孔子所讲的“体”。一国家犹一个人，也分为三部，一是立法和执行法的哲人，这相当于头部，须有智慧；二是战士，这相当于心胸，须有勇敢；三是农商百工及凡诸奴隶，这相当于感官，须有服从性。理想组织之实现，须打破私有，取消家庭，儿童归于国家。在他的国家中，男女平等。他说假设男女之不同只如秃头的人和不秃头的人那样偶然不同的话，则殊无理由以为男子做的事而女子不能担负了。男女同有建国的责任。建国当由教育人手。国家之本质即是一个教育机关，其使命即在实现“至善”与“公道”于地球之上。柏拉图的教育计划是：儿童在三岁以前，所谓教育只是养护身体；三岁到六岁，则施道德教育，讲神话；七岁到十岁，体育训练；十一岁到十三岁，诵读与写作；十四岁到十六岁，讲文艺和音乐；十七岁到十八岁，学数学；十八岁到二十岁，习军事。现在应该有第一次的甄别，看这青年是宜于文官抑或武士。文官则尚须学各种科学，一直到二十岁。这时便有第二次的甄别，优异者始许其习辩证法（即哲学）若干年；最高的教育则是伦理学。将伦理学中“至善”的问题研究透彻了，始可以授以国政。这样受完全教育的执政者，大概已五十岁左右了。
照柏拉图的意思，倘要政治好，必须是哲学家执政，否则亦须执政者习哲学，在这里有专家政治的意味。这和孟子拿必须玉工才能雕琢玉的比方，以喻政治亦须信任专家之意很相似。执政的人又须是不热衷于政治的人，否则不免失其为政治家而流入政客，执政者须有出世的智慧，却又须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热肠 84 ，否则必不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倘若有人以这样的政治能不能实现来问柏拉图，柏拉图答复得妙，他说我们完全是在“想象”中尽量使其完全，像画家要画一个美人一样，难道因为世界上没有那样的美人就不许他画了，不是理想国，又何不可以理想 [85] ？
柏拉图是亘古未有的文学天才，但大概因为己之所长，遂不加以重视了罢，所以他在《理想国》里最得意的设计，乃是驱逐诗人出境。不过他像他一切其余的话一样，很富有保留的口气，他说假若有人证明某种诗人的确对人生有益的时候，却也不妨请回来。
柏拉图可说是古今来最伟大的哲人了，康德有许多思想不过是柏拉图的思想之重演。往最小处说，柏拉图的哲学也是希腊哲学的顶点。它包有了爱奥尼亚派关于物质界的悬想，多利亚派对于数理的探索，再加上雅典人的“人本主义”的精神！柏拉图似孟子；我爱孟子，我亦爱柏拉图！
三 希腊哲学之极峰（下）————亚里斯多德
希腊的天才毕竟是不可思议的，产生了柏拉图以后，却又产生了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从前者可见出希腊哲学之精深，从后者可见出希腊哲学之博大。假如说柏拉图是哲学史上罕有的一位幻想驰骋的诗人，则亚里斯多德乃哲学史上罕有的一位具组织天才与分析头脑的科学家。
亚里斯多德生于公元前三八四年（中国周安王十八年），卒于公元前三二二年（周显王四十七年）。他比孟子出世的年代略晚，却先孟子而死，他生的地方是马其顿的斯塔齐拉 [86] （Stagira），在雅典之北约二百里。他家里有好几代是医生，他父亲就是马其顿王阿敏达斯 [87] （King Amyntas）的御医，阿敏达斯是腓力王（Philip）之父，而亚历山大王（Alexander）即腓力王之子。亚里斯多德以十八岁来雅典，于柏拉图的学园中受学，居十七年，其师柏拉图死，遂漫游各地。在他四十一岁时，从腓力王之请，教其幼子亚历山大，这时亚历山大才十三岁，他教了他四年。亚历山大后来曾说“生我者吾父，教我为人者吾师也”。因为他有这样一个高贵的学生，对他研究学问遂很多方便，据说亚历山大主政以后，曾一次送他先生八百“泰伦”（每一泰伦————talent————合美金一一四六元），给他先生一干人，帮助他作动物学的调查 [88] 。到了他四十九岁时，回雅典讲学，讲学之所名莱西亚姆 [89] （Lyceum），后人因此称他这一派为莱西亚姆学派，或者形容了说，叫他们“逍遥学派”（Peripatetics），说他们常在莱西亚姆的夹道中逍遥呢。他经营莱西亚姆学府凡十二年，因为雅典人抵抗马其顿，他以曾为亚历山大之师之故，遂被迫蛰居于优比亚 [90] （Euboea）岛，这时他六十一岁了，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即死于这一年（公元前三二三年），到次年他便也逝世。
正如他的学生亚历山大用武力来统一世界的政治一样，他用了超绝的组织力要来统一当时的思想。他的著作真是博大浩瀚，无所不包。现在保存的论文只有四十种，但在公元前二三〇年时却还有其他书目一百四十六种，现在是不见了。照了他自己的分类是，有理论科学（theoretical sciences），即以真理为对象者，如数学、物理、神学；有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s），即以实用为对象者，如伦理、政治等；有艺术科学（poetical sciences），即以美感为对象者，如诗学。他那关于逻辑的好些论文，使他成为逻辑学上的一个真正建立者。我们所最常用的三段论法，即依然遵的是他的衣钵。那些被人放在他论物理学之后的一些讨论第一原理的论文，便成了后来形上学的专名，西文的形上学（metaphysics），实即置诸物理学之后之意，这也是哲学史上一段可纪念的佳话。总之，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不啻为公元前四世纪中的一部人类知识的百科全书。
亚里斯多德认哲学为求通则之学（the science of universals） 91 。所有特殊的科学，都可说是“部分的哲学”（partial philosophies），对此而更加以综合与组织者则为“一般的哲学”（the general philosophy）。亚里斯多德称后一种哲学为“第一哲学”，称前一种哲学为“第二哲学”。
数理的科学所论的是万物的数量、性质和关系，第一哲学的对象却是万物的本质（Substance）。数量、性质和关系诸范畴都以本质一范畴为基，而建于其上。第一哲学所问的是，撇开一切时空的关联之“存在”（being as such）的本相，换言之，即只问绝对物、必然物、万象之永恒的不变之点（essence），而不问其相对性、或然性及偶然性。
亚里斯多德对于柏拉图颇有批评，他说：“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他同意柏拉图所认为第一哲学乃实在之物之学（the science of real being），而有别于论万物之表面及暂时关系者；但是柏拉图又以为作为实在之物之“理念”乃与表现理念之个体相离，他就反对了。他说这不但不能解决形上问题，而且如治丝益棼，凭空在实有的世界之外又添出一个无用的名目。他觉得若照柏拉图的意思，万物与理念之关系实不可解。那种以理念为模式、万物参加其中的说法，不过是说空话，或者在作诗。至于一般的理念果是个体之物之本质，或万物之常德（essence）的话，那么，它又如何和它那作为其本质和常德的个体分离呢？所以亚里斯多德以为那普遍性之物是不应当在个体之外而与之并列的。理念应当生于事物之中（inherent in the thing），或存于事物之内（immanent in the thing）；理念应为事物之形式，除了我们做抽象的思索时，它不应离事物而存在。“一”在“多”旁（one along with the many），应当由“一”在“多”中（one among many）取而代之。亚里斯多德之善于批评哲学，甚似中国荀子。
他在另一方面，对唯物论亦所不取。只有物质而无理念之为抽象，是与只有理念而无实现理念之个体之为抽象同。物质与理念（或形式）均为实在之组合成分，尤要者则为理念。亚里斯多德以理念与常德或灵魂同视，物质不过是理念之助手，但为不可或缺之助手而已。
万物是如何生成的呢？亚里斯多德以为无论天然之物或人造之物都有四因：一是质料因（a material cause），二是形式因（a formal cause），三是效能或动力因（an efficient or moving cause），四是终极因（a final cause）。例如一张床，必须先有做床的木料，这就是“质料因”；其次要有按照了去做的一种结构或样子，亦即一理念，这是存在于木匠心中的，这就是“形式因”；再次要有促成实现这张床的手、臂及器具等力量，这就是“动力因”；最后要有将这些力量由潜能（potentiality）变而为实际（actuality）的目的或动机，这就是终极因。有生之物亦然，例如人，亦有四因：一是必有所始，即构成胚胎之质料；二是胚胎所依照了去发展之理念（或种属之典型）；三是生殖行为；四是这种行为之目的（此目的或不为人所意识），即生一新人。是万物之生成，无论自然的或人为的，皆靠此四因：质料、理念、动力与目的。这四种因皆在个体之物中，每一自然之物皆有其所从出之同一种属的个体；即伦理或艺术上之行为亦皆有一具体的原因在。有效之原因每为具体之物，由潜能而至实际者必经一具体之物为其实现之工具。
在哲学思考上，虽有四因可分，但其中之三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实常合而为一。例如人：“人”就是以生殖而实现的理念，而此事是必须一个“人”去实现的，而他之实现此理念之目的乃是为了生“人”，可见“理念”同时为形式因、为动力因、为终极因。所以万物的原理只有二者，即使之生成而因以为其目的之“理念”或“形式”，与用以制造之之“质料”而已。前者为首要，为真正因（the cause proper），后者为次要，为一条件（condition）。
柏拉图所谓的“非实在”（non-being）或绝对的缺乏（absolute privation），与这里所说的质料（real matter）是两回事。质料毋宁为潜存的实在（potential being），亦即实在之可能性或能量（the possibility or capacity of being），乃变化之胚芽与起始（the germ and the beginning of becoming）。具体的个体之物，就是代表这胚芽的发展的，亦即可能性之实现，由潜而至显者。质料是形式的胚芽，是一种潜在的形式；而构成个体之形式乃系一种具体化了的质料。木头可以说是潜存的床，床也可以说是具体化了的木头。鸟卵是潜存的鸟，鸟便是具体化了的鸟卵。质料是万物之始，理念（形式）是质料所欲至之地；质料是雏形，形式是完成。质料之欲得形式，就像雌性之欲得雄性。二者有此必有彼，互为鱼与水。二者的连锁是动态或演化。亚里斯多德由此，遂逃脱了柏拉图式的二元论的束缚。
质料与形式之关系，既如储能（capacity）之与能力（energy），既如胚芽之与发育完成的生物，那么，二者的对立就不是绝对的了。于是一切东西遂都是同时是潜能和实现，同时是质料和形式。青年对婴儿言是形式，对老人言就是没有形式的质料了。
但是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最高的实在”（the supreme being），这也就是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神。“最高的实在”乃是纯粹形式（pure form）而没有质料的。原来亚里斯多德所谓质料都有作为发展的起点之意，而“最高的实在”应为一绝对完全之物，因而不会再发展，所以是“非物质的”。
质料与形式二者，是何者在万物之先且在万物之上呢？这却不是储能而是能力，不是潜性而是显性，不是缺陷而是完全，不是质料而是形式。那永恒的显现的“实在”，是既为万物之动力因或生成因，并为万物最后之鹄的。它是第一个主动者（the first mover），但是它自己却不动。第一个主动者之存在，是可以这样推知的：因为，每一运动包括那被动之物和一主动的原理，而后者则以受一更高之主动力之故而更有所动作，但是既决不会有无限的一长串动因，那么，我们便只有逢到一个“第一个主动者”而止了。
不动之物如何能主动呢？这就必须假定“神”之行为乃如美好之物然：艺术中一杰作、自然中一美景可以动人，可以引人入胜，但是它自己却是静止的。同样，那为我们所努力以求其实现的“理念”，也是只使我们动作而它自己却没有动作的。所以，质料乃以永恒的理念而动作，但是那“绝对的实在”却一点动作也没有。这种说法精彩极了，可知大哲学家又非有大艺术天才不可。
“最高的实在”既为非物质的，所以也没有感觉、感情，如欲望。因为这些事都是依物质而有，这都是依存于被动的或女性的原理，为形式之接受者的。神乃是纯粹理智（pure intelligence）。神无欲望与悔恨，所以神是无上快乐的。只有少数得天独厚的人可以如神所享受，但这也是短期间的，那就是当他在对理智上的真理做纯粹观照（pure contemplation）的时候而已。
“神”既为宇宙之终极因，又为至善，神乃是在万物之中，为万物之内在的常德（immanent essence）；又在万物之上，离开世界而为超越的（transcendent）。正如纪律是在军队之中，却又在军队之外而操之于将帅之手然。神为法律，亦为立法者；神为秩序，亦为使万物归于秩序者。万物为神所统一。由神之为统一，故宇宙亦必单一而永久者。反之，由万物之统一性，亦可证神之统一性。这是原则中的原则，大体和自然都维系于此————以上是“第一哲学”的内容。
讲天体和自然的哲学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又叫“第二哲学”。亚里斯多德以为“天”（Sky）是一个完全的圆体，其中心就是地球。这圆体中的万物是“自然”，自然自“第一主动者”流出以后，便有“运动”。物理学即研究运动之学，有机世界全是真正为最后因所管束之世界。大自然只有在这里才表现了她那艺术家的无穷天才，她永远在用最经济而又最美妙的手腕以达到其目的。自然与真正艺术家之分别只在：艺术家所要达到的目的乃是在他心目中一个很清楚地意识到的观念（idea） [92] ，而自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种本能而已。艺术之活动自外而来，自然之活动自内而出。鸟之生长，有一要成为鸟的目的，正如木匠之造床有一要成为床的目的。为了实现计，后者便需要木匠之手，而前者却只需要自身。不过，“前后因”在二者是同样重要。
自然界为什么也有畸形的东西呢？这是因为大自然的创作也和艺术家一样，有失败作品。她想做好，可是没有成功。但这只能怪质料，却不能怪那活动者的理念。自然之活动是有目的的，正与艺术无殊。目的或终极即是使其活动之唯一原则，而此目的或终极乃前存于为其所造之有机界具有之原则内。
有生物与无生物之别，即在前者为一内在的原理所驱使，借种种器官以实现其目的，而后者不然。有生物中植物界本身却无目的，乃以供动物界食用为目的，其灵魂只有吸取及生殖二作用而已。动物界之灵魂则更有感觉。至于人，则此外更加之以获得知识之能力或理性。因此，人是大自然最完成的作品，亦即大自然在动物界中最终之目的。在生物世界之内，乃是一串上升的阶梯，有一种战胜物质的演化在。但这个目的并非一下就成功的，大自然又是像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一样了，如需经过千百次的失败，以不懈的努力，而卒底于成。
身体与灵魂的关系，犹如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灵魂而没有身体，只可潜势地存在，而不能实际地存在。灵魂之于身体，又像砍劈一事之于斧头，没有斧头，就不能砍劈，没有身体，灵魂的作用也就不能施行。这很像中国齐梁时（公元后五世纪）范缜“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也”的说法 [93] 。
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人有一半近于神；但人也有感觉和情欲，所以人便也有一半近于动物。完全理性的“神”当然不需要道德，至于只有感觉和情欲的“动物”也不会知道需要道德，所以道德现象为“人类”所独有。倘若万物的目的是在各皆圆满其天性的话，那么人类的目的也便不在只发挥“兽性”，或降伏兽性而只剩“神性”了，却在使二者同时达到圆满而和谐的扩展，平衡所在，就是所谓德性。理智与欲望的和谐，即所谓伦理的德性善并非与恶对立；善并非居极端，善乃是“中道”。例如勇敢是善，因为勇敢是怯懦与莽撞之间的中道；慷慨是善，因为慷慨是贪婪与挥霍之间的中道。亚里斯多德之人性二元论，以为神性与兽性并存，又要同时使其做和谐的发展，这是西洋特有的一种传统精神。好处是人间的，是健康的，但是坏处就在仍不掩二者对立的痛苦，这是西洋人精神生活上一种内在的不安定成分之根源。亚里斯多德所谓“中道”，国内很有人直以为是中国的“中庸”，实则二者极有出入，简言之，中国的“中庸”是质的，观点是整个人性的；亚里斯多德的“中道”是量的，观点是各个德性的。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是以为国家先于个人，个人为国家所造成，个人不能随意创造或改变国家。这也是西洋政治观点上一种传统，和他的伦理学一样，同为中国古人所隔膜的。在政体上亚里斯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乐观，他也不去作理想的设计，他只以为政体需要因时制宜，好坏都不绝对。亚里斯多德是有科学家气质的实事求是的哲学家，所以便和诗人气息的柏拉图两样了。
最后我们不能不谈到亚里斯多德的艺术论。他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是关于论悲剧的效能，他说悲剧有使人在兼有同情与战栗的悲感下而得到的一种伦理上的“纯化作用”（catharsis）。这个学说影响很大，到现在其中也还有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亚里斯多德之为科学而爱科学的精神、之多才多艺的各方面的才能、之对于现实与理想之和谐的宣扬，都的确代表了希腊精神的顶点。但是像人类别方面的命运一样，假如太完全了，却就一时没得发展，只有先堕落些时，让人类的精神先休息休息；正因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造诣太高深博大了，所以有一千多年的中世纪，让人在精神上睡一睡！也许孔子比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体系更完美吧，所以孔子以后，中国人睡得更久些 [94] ！————可是睡足了以后，也就准有精神百倍的更大更精彩的贡献的，这在西洋是已有五百年历史的“近代”，在中国则正是将临的中国“文艺复兴”吧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