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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离开了这条特定的途径，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家队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是从两者统一的要求来阐明问题的。他提出的文艺家与工农兵的结合，正是同时牵动革命文艺赖以产生的两方面条件的一条总纲，是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它一方面关联着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关联着文艺创作源泉的获得。由于这两方面是在同一过程中紧紧地结合着的，因此，思想感情的变化既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获得也因饱和着作者感情而富于生命。可以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文学找到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学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产生为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也才有了保证。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从而既总结、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存在着的某些糊涂观念。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贡献”。但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注：引自托洛茨基1924年5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发言。译文可参阅鲁迅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见《鲁迅译文集》第6卷)、无产阶级文艺“决不会存在”(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引言》。该书中译本作为“未名丛刊”之十三，出版于1928年2月)等荒谬主张，按照这种主张，文艺实际上只能与无产阶级政治背道而驰，它曾对中国进步文艺界一些人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基础服务的，但由于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要为基础服务往往需要经过政治做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4页)，“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泽东同志又特意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也应该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因此，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确的语言，强调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真实性的完全一致，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因为，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同志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艺术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渗透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同样还在于它的内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政治内容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还要求艺术家从生活中熔炼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倾向、美学理想的艺术内容。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艺术的特殊规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内容真正融化、渗透、改铸为艺术内容，而且这个过程又必须十分自然，来不得半点强制和做作。许多伟大作品都有着尖锐的深刻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政治内容又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来表现的，而不是机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给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正是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个深刻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可以说，重视文艺特征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各个部分。例如，他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应该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他认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他还认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并且提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如此等等。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想是异常丰富而全面的。这些思想对于哺育我国革命文艺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讲话》还阐释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着重论述了两个批准的问题。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根据文艺史上出现过的无数事实，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些文艺家，出于种种原因，也曾标榜“艺术至上”或“艺术第一”，而实际上，也他们衡量艺术作品也还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标准放在首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绝不意味着可以轻视艺术标准。把“政治标准第一”当做“政治标准唯一”，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从事文艺批评，当然应该兼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把艺术标准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政治内容和艺术成就参着不一的各类作品，文艺批评必须细致地区分各种情况，联系社会效果，谨慎从事，防止简单粗暴。政治和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表现在一个作品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割裂，又不能互相代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不仅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文艺批评指出了着眼点和归宿点。文艺批评只有既注意政治标准又注意艺术标准，把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从政治和艺术统一的观点上去评价作品，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
《讲话》还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原则上正确地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
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这个团结自然是最广泛的。但是，仅仅抗日，还没有包括政治问题的全部。随着抗日而来的，广大人民迫切希望扩大民主，这就要求文艺界进一步“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这样一个以革命力量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统一战线中，这一层范围内有团结，另一层范围内又会有批评或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界统一战线既服从政治、又区分苦干层次，既坚持团结、又不放弃斗争的基本政策原则。过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不懂得这个原则，有时离开了团结抗日这个政治前提而硬要对方服从自己的某个口号，以致产生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有时又为了照顾团结而忘记坚持必要的原则和斗争，以致产生某种右的偏差。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他又说：“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这是对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所作的十分明确、十分完整的阐述，对于革命文艺工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讲话》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在文艺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方面，在文艺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方面，在革命文艺的基本任务方面，在作家主观动机和作品客观效果的关系方面，也都有透辟精到的论述。这些创造性的论述同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讲话》是我党思想和理论建设的光辉文献，是自有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造成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讲话》中提出并切实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它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