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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夸特二十五先令涨到每夸特五十先令。但当谷价涨至每夸特五十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就要比以前高出一倍,或者说可以支配两倍的劳动量或更大数量的其他商品,但在这些波动中,劳动货币价格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仍保持不变。

    由此可见,劳动才是唯一衡量价值的普遍和精确尺度。换言之,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来比较不同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劳动。我们不能用白银的数量去衡量不同商品在不同时代的真实价值,也不能用谷物的数量去衡量其不同年份的真实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用劳动量非常精准地衡量不同商品在不同世纪或不同地区的真实价值。就不同时代而言,谷物是比白银更合适的衡量尺度,因为等量的谷物比等量的白银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然而,就不同年份而言,由于等量的白银比等量的谷物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所以白银是比谷物更好的衡量尺度。

    区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对确定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可能有用,但对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通的买卖,却没有任何用处。

    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有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成比例。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出售任何商品得到货币越多,它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就越大;反之,得到的货币越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就越小。所以,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货币乃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精确尺度。但只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它才是这样。

    在相距很远的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比例,而从一地往另一地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花的白银与出售商品换回的白银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半盎司白银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比伦敦的一盎司白银可支配的还要大。因此,对在两地出售同一种商品的人来说,在广州售价为半盎司的商品,也许比在伦敦售价为一盎司的商品更有价值。不过,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司的白银购买的某种商品,在伦敦以一盎司的价格出售,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好像伦敦和广州的银价完全相同一样。至于广州的半盎司白银比伦敦一盎司白银能够支配更大劳动量或更大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这个商人来说并不重要。在伦敦,一盎司的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数量,总是半盎司的白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数量的两倍,这正是他想要的。

    由于一切买卖行为是否适当,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交易都受其支配,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其名义价格而不是真实价格,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在这本书中,有时比较不同时间与地点的某种特定商品的不同真实价值,或它在不同场合赋予它的所有人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是有益的。此时,我们所要比较的,不是出售某种特定商品所得不同数量的白银,而是这些白银能够购买的不同劳动量。但是,要确切了解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劳动时价,是很难的,因为很少有地方经常记录谷物的时价。但对于谷物的时价,人们一般都比较清楚地知道,历史学家和作家们也常注意到。所以,一般来说,谷物的时价虽然并不总是与劳动的时价保持相同比例的涨落,但因为二者总是以最近似的比例涨落,所以我们应该对此感到心满意足。我在下面要做几个这种比较。

    在产业进步的过程中,各商业国发现了将几种金属铸成货币所带来的便利:大额付款用金币;一般数额的买卖用银币;数额更小的买卖用铜币或其他金属铸币。在这三种金属中,人们往往选定其中的一种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而这种金属,往往也是最早作为商业媒介的金属。如果没有其他金属货币可用,他们就会将这种金属当作主要流通货币,即使后来需求已经改变,但是人们往往仍旧使用。

    据说,罗马人在第一次普尼克战争前的五年里才开始铸造银币,在此之前只使用铜币。所以,铜似乎一直是罗马帝国所采用的价值尺度。在罗马,全部账簿的记录和不动产价值的计算,似乎都是用阿斯(AS)或塞斯特蒂(Sestertii)计算。阿斯是一种铜币的名称,而塞斯特蒂表示两个半阿斯。所以,尽管塞斯特蒂阿斯最初是一种银币,但它的价值却是用铜来衡量的。在罗马,对于负债很多的人,人们都说他借了别人很多铜。

    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北方民族,自他们定居起,就开始使用银币,且在之后多年也没有金币和铜币。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时,英格兰只有银币;直到爱德华三世时代,才有了少许金币。在詹姆士一世之后,才有铜币。所以,在英格兰————我相信,在近代欧洲各国————但在大不列颠,直到爱德华三世的时代才有少许金币,在詹姆士一世以后才有铜币。所以,我相信,人们出于相同的理由,在英格兰以及所有其他现代各国采用白银记录账簿,计算所有货物以及所有财产的价值。当想要表示一个人的财产数量时,我们很少提及金几尼的数量,而只是提及多少磅纯银。

    我认为,各国最初采用的法定支付货币只能用被特别看成价值标准或尺度的那种金属铸成的。在英格兰,黄金铸成金币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看成法定货币。金币与银币价值的比例不是由法律或公告规定,而是由市场决定。假如债务人主动提出用金币偿债,债权人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按照他和他的债务人同意的金价计算方式偿债。铜现在不是法定货币,只用来兑换小额银币。在这种情况下,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已不仅是名义上的区别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们逐渐更加熟悉多种金属铸币的使用,因此更加了解它们之间的价值比例。我相信,大多数国家,这才发现确定不同币种之间的兑换比例的便利,并用法律予以确定,比如,怎样重量和纯度的几尼应该兑换二十一先令,或用作偿还同等数额债务的法定货币。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一法定比例持续有效期间,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只是名义上的了。

    然而,由于这种法定比例的变化,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变得或至少似乎变得不仅是名义上的了。例如,如果一几尼的法定价值降至二十一先令或升至二十二先令,一切用银币表示的账目和几乎所有债务,大部分可以像以前那样用等量的银币偿还,但所需的金币数量就有很大的差异,在一几尼低于二十先令时,所需的金币数要大些;当一几尼高于二十二先令时,所需的金币数要小些。在这种情况下,与金价比较,银价似乎更不易于变化。黄金的价值好像取决于它所交换的白银数量,而白银的价值好像并不取决于它所换取的黄金的数量。但这种差异完全是因为人们习惯用银币而不是金币去记账以及表示不同大小数额的习惯。例如,德拉蒙先生的一张面额为二十五几尼或五十几尼的期票,在其法定比例发生变化之后,仍可像以前那样以相同的方式用二十五几尼或五十几尼的银币支付。在这种变化发生之后,会像以前那样用相同数量的金币但完全不同数量的银币支付。就这张期票的支付而言,黄金的价值似乎比银币变化得更少。这时,就好像白银的价值是用黄金来衡量,而白银不能用来衡量黄金的价值。假如用这种方式记账以及表示期票和其他债务的习惯应该变得普遍的话,那么黄金而不是白银会被看成价值的标准或尺度的特定金属。

    事实上,在不同金属铸币的各自价值的法定比例持续不变期间,最珍贵金属的价值便支配整个铸币的价值。十二枚铜便士以常衡(十六盎司为一磅)计,含半磅的铜,但由于不是品质最好的铜,所以在未被铸成铜币之前,几乎不值七便士的银币。可是,由于法律规定十二枚这样的便士可兑换一先令,于是它在市场上被看成价值一先令,并可随时兑换成一先令。甚至在大不列颠最近的金币改革之前,金币————至少是在伦敦及其附近流通的那部分金币,与大部分的银币相比,其金的含量和纯度很少下跌至标准重量之下。可是,磨损的二十一先令的银币仍被视为等同无大损耗的一几尼金币。最近,由于法律规定,英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使金币也像别国通用铸币那样接近标准重量,官署要依据重量计算,否则不得收受金币。在这个法令有效期间,金币的重量会与标准非常接近。但是银币仍然处于磨损剥蚀严重的状态,不过到了市场上,磨损的银币二十一先令,仍然被认为值优良的一几尼金币。

    很显然,金币改革抬高了能与金币兑换的银币的价值。

    金条和银条的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是由像所有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波动相同的原因造成的。这些金属因各种海路和陆路事故的经常损失,因滑动和金属镀层,细带和修饰,铸币磨损的不断损耗,在没有自己的金银矿的所有国家,需要持续的进口以弥补这种损失和损耗。我认为,进口商们像其他所有商人一样,会竭尽全力让其偶然的进口符合他们所判断的可能是眼前的需求。然而,虽然他们很注意,但仍然有进口量过多或过少的情况。当进口的金条或银条超出需要时,他们有时愿意低于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出售一部分,而不是冒着承受风险的麻烦。另一方面,当进口的金条或银条低于需要时,他们就高于这个价格出售。但在所有波动情况下,金条或银条的市场价格在数年里保持稳定与持续的状态,或者是或多或少低于这一价格: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稳定与持续的高于或低于这一价格,受到铸币状态时某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当时使得更高或更低价值的铸币的数量超出了它应包含金条或银条的精确数量。这种影响之所以稳定与持续是与造成这种稳定与持续的原因成比例的。

    在任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任一特定国家的货币,是否或多或少是价值的准确尺度,要看通用的铸币是否准确符合它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看铸币所包含的纯金量或纯银量,是否准确符合它应当包含的纯金量或纯银量。例如,在英格兰,如果四十四个半几尼恰好包含一英镑重的标准金,即十一盎司纯金和一盎司合金,那么,英格兰的金币在任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都可成为货物实际价值的精准尺度。然而,假若磨损与消耗使得四十四个半几尼的标准金含量低于一英镑,而且磨损的程度又参差不齐,则这种价值尺度就会像其他度量衡一样,难免有些不准确。由于恰好符合其标准的度量衡并不多见,所以商人们尽可能用这种方式去调整自己货物的价格:不是按照度量衡应有的标准,而是凭自己的一般经验所发现的实际的那种度量衡标准去调整。由于在铸币过程中出现了相似的混乱,货物价格也同样不是按铸币应当包含的纯金量或纯银量,而是按商人一般以经验所发现的实际含量来作调整。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的商品货币价格,我所理解的总是指这些商品出售所得的纯金量或纯银量,不考虑铸币的名称。例如,我把爱德华一世时的六先令八便士视为当今一英镑的货币价格;因为根据我们的判断,它包含相同数量的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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