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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年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绝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买卖，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以外的货币，绝不能弃无所用。由于利害关系货币所有者绝不愿自己的货币放着不用。国内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着，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繁荣时代从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在这逆境中可支持他们一段时间。但在这种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来说，这种输出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增加了，当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流通。因此，有一部分增加的生产物，必定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增加的金银。但在这种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购买金银的条件，到处都是一样的。从矿山掘出，再运到市场上来，总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事业而劳动和投资的人，总需要衣食住的供给与收入。这一定数量的供给与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银是这样，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不管怎样，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才是社会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在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工业上，如果所做计划不谨慎，不成功，那么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会减损。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适当，所以，他们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会有多大影响。另一部分人的俭朴慎重，总够补偿这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
说到奢侈，一个人由于有享乐之欲望，所以才会浪费。说到节俭，一个人所以会节俭，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增加财产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储蓄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浪费的欲望，并且，有一种人，是无时不有这种欲望，但一般平均来说，在我们人类生命的过程中，节俭的心理不仅常占优势，而且大占优势。
再讲妄为，无论哪里，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大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破产的失意者，但在无数的经营商业的人中，失败的总是全数中的极小部分。破产这种灾祸，对于一个清白的人，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当然，不知道避免它的人，像不知道避绞台的人一样，也并非没有。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非生产者。比如：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不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生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应拿人民一部分剩余收入来维持的非生产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部分，使得这么多人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
然而，就经验所得，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二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有增加那些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使每个工人一直专做一种工作，比由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定需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觉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如果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该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那里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所增加于资本的数额，一定是多于另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额。只要国泰民安，即使政府不是节俭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要正确判定这种进步，不应比较两个距离太近的时代。进步是逐渐的，时代太近了，是很难看出它的改良的。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的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与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是多得多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即有几本写得很好的动听的书或小册子，说英格兰的国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而且，这类书籍，不见得全是党派的宣传品，全是欺诈和见利忘义的产物。我晓得，它们里面有许多是极诚实极聪明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人所叙述的，没有不是他们自己相信的。
再者，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查理二世复辟时代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必定多得多了。和三百年前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末期比较，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年产物，必又多得多了。再推上去，约克与兰克斯特时代，当然胜于诺尔曼征服的时代；诺尔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在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英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与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大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个时期中，私人有很多浪费，政府也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许多次费用浩大的不必要的战争，原本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有许多被用来维持非生产者。有时，在混乱激烈的时候，浪费的浩大，资本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积蓄（实际上确是如此），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之末陷于更为贫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境况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那时又有多少紊乱与不幸事件发生呢？如果我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担心英格兰的前途，说它不仅要陷于贫困，怕还会全然破灭吧。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继以大疫，又加英荷两次战后的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耗费巨大的大战，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乱。不说别的，单就四次英法大战的结果来说，英国欠下来的债务，就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加上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恐怕总共不下两亿镑吧。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就常有这样大的部分，用来维持非常多的非生产者。假使当时没有战争，那么当时当作那样费用的资本，其中定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途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并提供利润，那么，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而知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造起来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广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又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以想象。
政府的浪费，虽无疑曾阻碍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使它停止发展。与复辟时代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是多得多了；与革命时代比较，也是多得多了。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比过去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另一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积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所以，居民亦没有节俭的特性。由此可见，英格兰王公大臣不自己反省，反而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又哪里谈得上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所以，花费等于收入的人，不积蓄资本，亦不蚕食资本，不增加资本，亦不减少资本。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比其他更可促进国富的增长。
个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来日。有的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可以积蓄起来的物品，今日购买了，就可以减少明日的费用，或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地花。有些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却修饰庄园，整饬别墅，频兴建筑，广置有用的或专作为装饰的家具、书籍图画等。有些，却明珰璎珞，灼烁满前。还有些，则有如前数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衣服满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郎，财产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到后来，甲的境况，必能日渐改进，今日的费用，多少可以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乙的境况，绝不会比原先更好。到底，甲必较富于乙。甲尚有若干货物，虽其价值不如当时所花费，但总有多少价值。乙的费用，就连痕迹也没留下来，十年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真是一无余物。
对个人财富较有益的消费方法，对国民财富亦较有益。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转瞬就可变成对中、下等人民有用的东西。在上等阶级厌倦的时候，中、下阶级的人民就可以把它们买来使用。所以，在富人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富裕已久的国家，下等人民虽不能自己出资建造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不能自己定制上等家具，但往往使用上等家具。往日西穆尔的邸宅，现今已经成为巴斯道上的客寓；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妆，作为邻国通婚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敦弗林的酒店。在有些无进步也无退步或已稍稍没落的古城，我们有时可发现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眼前占有人所盖得起的。如果你进里面去，还可见到许多尚能适用的非常讲究但已是老式的家具。这些家具绝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钱定制的。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种珍奇物品，常常又是装饰又是光荣，不但对其所在的本地方如此，对其所属国家亦如此。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减落了，创造名胜古迹的大天才（也许因为没有用处）虽然似乎是湮没了，但那里的名胜古迹仍然博得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有利于积蓄，而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假使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翻然改计，而不致为社会人士所讥评。如果原来是婢仆成群，骤然撤减，如果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减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就不免为邻人共见，而且好像是意味着自己承认往昔行为的错误。所以，像这样大花大用的人，不是迫于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反之，如果他原来喜欢用钱添置房屋、家具、书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就可以翻然改习，人亦不疑。因为此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须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似乎不是财力不济，而是意兴阑珊。
何况，费财于耐久物品，所养常多；费财于款待宾客，所养较少。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倾于粪堆，所耗不可谓不大。设以宴会所费，用以雇用泥木工、技匠等，则所费粮食的价值虽相等，所养的人数必增多。工人们将一便士一便士地，一镑一镑地购买这些粮食，一镑也不会消耗毁弃。一则用以维持生产者，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二则用以维持非生产者，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读者不要以为，费财于耐久物品，即为善行，费财于款待宾客，全为恶行。一个富人把他收入主要用于款待宾客时，即以收入的大部分分济友伴。如果他用以购买耐久物品，利益则仅及于一身，非有代价，即不许他人分享。因此，后一种的花费，特别是花于购珠宝、衣饰等这些琐细东西，常常不仅表示一种轻浮性向，而且表示卑下的自私自利性向。综上所述，费财于耐久物品，由于助长有价商品的积蓄，所以可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由于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非生产者，所以较有利于国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