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佛教之中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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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答法汰难》二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但非注本耳。

    按道安所注书目：盖于般若诸部暨禅经最为注重。虽翻译小乘经论，亦称尽力，其序文尝自道之；然道安极崇超俗脱尘之风规，自甘淡泊，离弃拘束，以玩味般若诸部之说；尝退居一室，安心瞑坐，离一切情欲妄念、而忘吾我，静参禅悦。大小十二门、安般守意、阴持入、大道地之类，皆属之。《安般注》序文所云，信可谓道安得意之言也，其文曰：“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无欲也；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无形而不因，故能开物：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安般经》说禅之进境，设有四禅六行之阶级。今所谓阶差级别云者，即指此而言）。

    道安所处时代，混乱已极。当是时，适承西晋末流，犹沿崇尚老、庄余习；学者以无为无欲为理想，以恬淡生活为高尚。佛教为中国人所喜，亦因其学说，与老、庄有类似之处。是以初期译经时代，研究国人心理，以期推广佛教，惟近乎无为无欲恬淡诸说者为宜；而空禅诸经，遂特别受国人之欢迎，盖有故焉，考道安素习道教，后归佛教；其趋向若此，其注解亦可想见矣。道安之在长安也，居恒与罽宾三藏（指小乘之持律坚固者）相接。尝就安世高所译诸书，加以注解；如《大十二门》、《小十二门》、《人本欲生》、《安般守意》、《阴持入》诸书，皆可信为安世高所译者。道安尝云：“若得面禀安世高，无异见圣。”其崇信之笃若此，殆喜其长于禅乎？《安般注·序》曰：“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小十二门·序》曰：“安世高善开禅数”；其论若此，信崇之故，可以明矣。然为此论者，非独道安一人。《僧伽跋澄传》亦云：“苻坚之末，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此实当时风气使然。盖道安在佛教初期时代，解释经典，代表中国人，奉迎佛教，信可谓能揣测国人之习尚者也。

    出道安之门，擅青出于蓝之誉者，慧远也。道安系统，以超俗脱尘恬淡无为为旨；严持戒律，坚离六情六尘之迷，力保精神安静；非如西晋老、庄学者之放浪不检也。其所主张，与罗什异，而与罽宾诸师同。道安《增一阿含经·序》曰：“而今以后，幸共护之，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斯谆谆之诲，幸无藐藐听也。”又曰：“此二经，有力道士，乃能见当以着心焉。如其轻忽不以为意者，幸我同志鸣鼓攻之可也。”慧远既受此感化，其持律严肃，实无足异。传闻慧远病笃，弟子等劝进豉酒。谓违律不饮；又请进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进者，亦恐违律，乃命检寻律文得饮与否？卷未半而逝。其遗诫云：“死后露骸松林下，视同土木”；观此可以知其风格矣。故庐山之教，以超俗严肃为骨髓；与长安罗什习尚相反；此南北二地二大中心对立之状态也。

    兹述南地佛教缘起：我国佛教，自通西域，始来长安，决无可疑。印度人直接由海道来中国南部者，为时较后。《高僧传》载印度佛教僧来中国南部……所谓南部者，当指船泊广州或交州而言，但此乘船而来者，至刘宋后始盛；刘宋以前，航路交通，可称绝无。虽相传佛陀跋陀罗航海而来，法显三藏遵海而回；然二人之船，乃泊山东半岛、非抵南部也。

    相传安世高圆寂于南方，近于附会。阅七十载，康僧会南来，建寺于建业，名建初寺，是为南地寺院之始。其前四五十年，有牟子者，居交州；著《理惑论》，颇为佛教辩护；似南方此时已有佛教。但牟子名称。近于假托；《理惑论》亦属伪书。南方佛教，传自何人？真际难明。相传建业佛教，传自康僧会；但康僧会之前，有支谦居士者，在古代翻译家中。当首屈一指；所译经典，今日尚有存者（支谦所译经典，《出三藏记》载三十六部，或三十七部。《高僧传》载四十九部。《历代三宝记》载百二十九部。《开元录》载八十八部）。支谦之往吴也，其南方佛教之始乎？考维只难（以译法句经知名者）、竺律炎之往武昌，尚在支谦之前；其事迹不详，其影响及佛教亦不大。稽诸史册，吴主孙权即位时，维只难、竺律炎初赴武昌，但未入吴都建业耳。其在建业弘佛教者，居士则始自支谦，出家人则始自康僧会；盖支谦广译经典，弘宣佛教，而康僧会则为君民所归向者也。故推究南方佛教之原始者，往往以康僧会，与其建初寺，相提并论也。

    尔后，三国为晋所并。晋末，五胡乱华，南地变为东晋。实西域中国交通便利时代。传佛教者，亦乘机源源而来．即前所述苻秦、姚秦相继据有长安时也。当是时，大法流布之势，寝盛于南方。于是昔日号称法缘薄弱之南地，比于北地，得先沾佛陀德泽矣。慧远本北人，其师道安被苻坚载之北去，慧远即别师来庐山。当时高僧之来庐山依慧远者，概来自北方者也。

    北人质直，南人洒脱。南北风气各殊，自古已然。东晋沿西晋崇尚老、庄余习，故庐山一派，所示高逸之风，颇合时宜。况自北方来者，多厌离乱，而欲安静乐道于山水间者乎？庐山派之兴盛，非偶然也。

    庐山虽不假政治力之保护，但闻慧远之风，自西自东，慕其学而来者，络绎不绝。慧远凭其力之所及，黾勉从事。既迎来学者；复遗求法者，往西域求取梵本；更传译《经论》，其事业可谓盛矣。道安《比丘尼大戒·序》曰：“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其言之意味，虽极平淡；但当时严肃佛徒，想象其真际，兼三者而修之，视为活语。慧远尤奉行惟谨，持律极严；传译禅经，苦心独具；信可谓当代杰出之学者矣。《十诵律》本弗若多罗与罗什共译。弗若多罗，半途圆寂。其后昙摩流支来长安，携有《十诵梵》本，远乃致书敦请，令在关中续译之。卒能完成弗若多罗未竟之业者，远之力也。佛陀跋陀罗在长安被逼而去。发使至关中迎入庐山者。亦远之意也。佛陀跋陀罗素以禅著称，慧远罗而致之，俾得一意传禅；所译《达摩多罗禅经》，乃其得意之作也。慧远弟子法净、法领俱受师命，远赴西域，多携梵本而回。僧伽提婆，亦自罽宾来庐山，所译经典颇多。故相传有“所以《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之语。佛陀跋陀罗所译《华严经》梵本，亦法领自于阗携还者。故相传有“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远大存教本，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越沙雪，旷岁方还”之语（但译《华严经》之处。乃在建业道场寺，不在庐山）。由此观之，南地佛教，风行一时者，慧远一人之功也。故相传有“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之语。斯言也，可称实录。

    后慧远复在庐山结念佛社，即历史上有名之白莲社也。所谓白莲社者，在庐山般若台精舍，适谢灵运凿池东林寺前，植白莲其中，遂因以为号焉。入社者凡百二十三人：有僧，有俗，有道安弟子，有罗什门徒，皆避世遗荣、慕庐山之风而来集者；其中尤贤者十八人，世称“庐山十八贤”：是为中国兴行念佛之始。谢灵运为慧远弟子，未经入社。陶渊明亦与慧远善；常往来庐山，缔世外之交；亦莲社中人也。

    庐山至今尚有慧远遗风，惟近来所传念佛宗，其旨乃合念佛与禅二者而一之。在慧远当时，则未尝倡禅净一致之理论。盖戒、定、慧三者，为佛徒所必修；而念佛则视为一种禅观而修之；故念佛亦有种种修法。慧远所谓定心别时念佛，殆分昼夜六时（昼三度，夜三度）。使按时念佛耳。定心者，即凝观念，即指所谓禅观而言之也。故庐山念佛，不过于阿弥陀佛像前，口唱佛名，心观佛相佛德；可由此想到未来往生西方之位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