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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禁止。
盐铁之归政府国营专卖，秦代虽已有，但要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定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
而铁为古代所无。人类文化的进步，先由石器而铜器，再由铜器而铁器，铁器是较迟出现的。
铁在中国，可能在春秋时代已有，但只是少量。用作耕器之用，《孟子》书中已有"铁耕"的记载。战国时之兵器如宝剑，已有用铁铸造者。
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冶铁之生产到战国才兴盛。此时不但有大盐商，也有大铁商出现。古代特别受人注意的商人是盐商和铁商，因盐铁是家家户户必用之物生意大而获利极丰。
酒在当时销路也很大，但不能独占，因人人可酿酒，所以无大酒商；又如竹器，因竹到处可栽种，亦是非可独占的事业。
如英国的纺织业，因为用机器代替手了，生产，生产量多，成本便宜，因而致富而有在纺织业中称王者。
《史记》中记载当时有大铁商名叫郭纵，其富有可与国王媲美，此为战同时已有大铁商之证明。根据《盐铁论》的记载，当时的豪强大户。取得管理出海之利，采铁矿用来鼓铸，有时一个豪强大家甚至聚徒众至1000余人，他们来内各地，因税重而来投靠豪强大家者。聚集在大山之中，开铁矿以冶铸铁器。
《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有一位祖先梁国人名叫宛孔氏，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孔氏搬迁到南阳，大肆鼓铸，成为巨富，游酬于诸侯之间，人人刮目相看。又如四川的卓姓、程姓等家族，都是冶铁致富。说明秦始皇灭六国时，仍是任由民间开矿冶铁，不加禁止。卓氏程氏在六同未灭时亦以冶铁为业。
西汉初，有鲁人曹邴者、可称为最大之冶铁业托拉斯（Trust）。而当时之吴王濞亦为兼营盐铁事业，拥有山海之利的一位侯王。故《盐铁论·禁耕篇》有云："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54，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之侄，当时封地有三郡53城。他招募天下亡命之徒，铸钱煮盐，使国用富饶。他搞七国之乱时，以文书告诸侯，凡斩捕大将者，赐金5000斤，封万户；斩捕列将者，赐金3000斤，封千户。吴王濞声明他的财富所在并不限于吴地的江苏，其封地连安徽、浙江也在内。因此他可制海盐，拥有安徽的铜矿可铸钱，称吴王钱，是吴王的私产。吴之政府经费乃用田租，由于盐、铜太多，吴王慷慨而废田租，其他各地流氓由他给养，担任劳役。遂使吴王夸口说："诸王即使日夜用钱也用不完。"可见他的富裕已到达了何等丰厚程度。
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卖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继井田制度后的第二个重要的经济制度。
在武帝以前，已有征收盐的实物，但尚不能算为正式的经济制度。
如果照《尚书》所载，则夏禹时代"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说明夏禹已征收盐的实物作租税了。但恐是极少数地区，并不普及，因当时食盐者少。春秋时代，如《管子》书上所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但”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有足入，右足断”55。但山海地区辽阔，人民有擅取者，不能禁绝，遂改收山泽税，渐成默许。
本来盐铁之利是取自山泽。在古代山泽之财富是属于天子所有。先有部分人民不理皇家禁令，纷纷上山伐木采铁，下海煮盐、捕鱼，据为己有，使王室不胜其烦，遂不得已在"盗贼"必经之地设立关卡，收取山泽税，凡是山上或海中取得财富者，须缴付商税，谓之征商。虞人从事此种不正当的商事，谓之奸利，属不正当，晁错之轻商，原闲在此。此种商业犯罪，征税是惩罚。
在《盐铁论》巾记载："泽梁以时入而元禁。”即人民可被允准按季节时令进入山泽采铁、煮盐、伐木、捕鱼。
在西周时期，已经征收实物的盐，犹如征收山林川泽的其他租税一样。
事实上，盐铁官实政策并非从汉武帝开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司马）昌为秦主铁宫，当始皇之时。”照此记载，司马迁的曾祖司马昌已在秦始皇时任铁官。很可能秦始皇时已有盐铁官卖的措施，但制度并不明确。
但在汉文帝时，民间仍可自由铸钱冶铁及煮盐。此点在《盐铁论·错币篇》中就有记载：“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由于汉初采取放任政策，因而使豪强大户专擅山泽之利，顿成巨富，而民间反受商贾剥削，其生活更为艰苦。《汉书·食货志》云："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武帝时仍沿袭秦制，也设铁官。汉代很多制度是学自秦代。但因秦为时短暂，仅十多年而亡，因此不成制度，到汉代才定型而确立。
较司马迁年长二三十岁之董仲舒曾说：“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意即田租、口赋与盐铁三个项目总和的税，比古代要重20倍。而其时田租与口赋并元增加，税重主要由于是盐铁一项、可见秦代已抽盐铁的重税了。
《管子》一书所述主要是战国末年的理想，是秦代所施行过的一些制度。亦可借以证明汉武帝时之盐铁政策秦时已有。因秦并不遏师商贾，汉高祖却抑制商贾，后来法制渐趋宽松，也是学秦代之法所致。
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盐铁专卖制度才正式实行。
武帝所以要推行盐铁政策，此制度乃由税收制度演变而来。因当时北伐匈奴，需钱孔急，遂行盐铁专卖，以增间家之税收。《盐铁论》中有云：”边（防）用度不足，故兴盐铁。”
武帝元狩三年时，山东有水灾，人民多道饥溺。于是中央派特使赴郡同尽取仓粮赈济之，仍是不足。又向豪强大户募款，亦不能相救。于是在元狩四年初将贫民70余万人迁往关西。由当地县官供给衣食。再使贫民有产业得以安居，弄得当地县官大穷士。当时亦有大商富贾，以钱财役使贫民治铁煮盐，成为万金巨富，但并无协助国家之急。于是政府借重大盐铁富商东郭、咸阳及孔仪等人出来担任大农术或盐铁丞的官，来主持盐铁国营的事业。咸阳是山东的大煮盐家，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家，都是下金巨富。
咸阳与孔仅向武帝上奏，从事盐铁业者由同家供给粮食费用及生产工具（如供应煮盐盆等），但得由政府主持出卖。民间不得再私铸铁器及煮盐，如违将施以"釱左趾"之刑，并没收其器物。另在产铁处设置铁官，其不出铁处则设小铁官，以主持铁器之制造及买卖。
于是孔仪、东郭、咸阳乘着官车到各地巡视盐铁的事务，并任命各地的大煮盐家及大冶铁家为盐官与铁官。此为武帝元狩五年之事。
以上是汉武帝盐铁专卖制度成立之经过。
武帝时盐官铁官设置之地，全国有28郡设盐官，有40郡设铁宫。此等盐铁官员，均由大农成统管。设置铁官地区，《通考》一书有记载：凡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辽宁、甘肃、安徽、湖南、江苏各省均设铁宫，可见当时冶铁事业的发达。
盐钦的国营专卖，可说是极重要之一项制度。它增加了国库收入、也抑制了豪强的攫取暴利。因此招致豪强富商的反对。武帝崩，昭帝于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召集了各地民众代表讨论盐铁政策。政府出席者是桑弘羊，民众代表是贤良文学士，后者主张开放经济。今有恒宽《盐铁冶》一书传世，双方以文化历史背景来讨论。两派曾有激烈争辩，辩论内容并不太精彩。但昭帝仍坚持盐铁专卖政策，直至章帝章和元年，才废盐铁官营而改为征税制。
不过向汉武帝死后，新经济政策并未严格执行下去。司马迁的理论却在风行于当时。但至今2000多年来，大体上说，盐业均由政府管制，制铁业则后来放松了管制。但也说明了汉武帝时已具有现代一般的进步意识，实行其同家杜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了。
九、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
汉代的财政制度分为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乃是不懂将国库与王室之税收分开管理。故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不必有民主政府，早有一良好的制度了。
汉代的政府财政总管是大司农56，所管不限于农业，乃管理全同的财政。其属下有60多个署，包括太仓、均输（调剂物资流通）、籍田、斡官（管盐铁）、铁市、农监、都内、都水、平准等署。
汉代九卿之一的少府专管王室财政，谓之小财政部。此卿管王室的"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57。正如颜师古所说："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少府也即是皇帝的总管家，是小府。宰相则为大府58。少府属下也有多个署，专管皇帝的事务。如尚书署专管皇帝的文书，太医署专管皇帝的医药保健，太官署是御厨，汤官署做糕饼，乐官署有皇家乐队，考工署做器具，东织署与西织署织布制衣，东园署造棺材，黄门署管太监。但少府最重要的乃是掌管王室的财政收入。
中央政府在京城所有官吏的傣禄，由大司农负责支付，是政府的第一大开支。其他如祭祀、军费、土木建设、外交费用、救荒费以及各种行政费用均由政府支出。
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田租、算赋59及更赋，均归大司农掌管。故大司农亦是一个大银库60。
少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江海阪池所得，山泽所得，园税61，市井税62，口赋63 ，苑固池的蘌64。
少府负责支付王室的一切费用，包括支付王室的衣、食、住、行娱乐费、赏赐太监宫女等65。
何以田租与山泽要划分呢？此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由于古代封建井田制度时的土地属于贵族。如天子封了齐国的诸侯，再由此诸侯分赠土地给各贵族。但名山大泽并不封给诸侯66。自封建制变成郡县制后，田租由公家取用因此山泽成为天子的私人财富了。
汉代的财政既把国家与王室各自分开，前者由大司农主管，后者由少府料理，如此可省去不少麻烦，且王室耗费开支亦极巨大，即皇帝后宫妃妾一项，所费已是不赀，如汉高祖、文帝及景帝，尚能遵循古俗，开支极为节俭。宫女不过十余人。
汉文帝的皇后所穿服装尚不及当时待出卖女奴服装之美。
但到了汉武帝，于后宫妃妾，则多取好女，达数千人之多。此种宫中妃嫔，分为多种等级。汉初时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及小使等几个等级；但到汉武帝时又增加倢伃（婕妤）、娙娥、嫆华、充依等多种等级；至汉元帝又加昭仪，将妃嫔一共分为14个等级及19种职位，她们的等级及待遇（傣禄）如下：
以上14等妃嫔，其饮食由"太官"负责；被服衣着由"服官"负责；使用器具由"考工"负责；由”掖庭令丞”的官负责杂务。以上均属于少府属下的宫，一切支出皆属于王室宫延的私费，此后宫费用为一笔甚为庞大之支出。
当时2000石已是汉代最高的官俸了67，像丞相的万石乃是极少数的几位而已。即使第14级的妃嫔给100石，当时平常百姓的八口之家也只有100石收入，也是在政府衙门任职的最低一级公务员的年俸，但百姓另外要缴赋税，而妃嫔与衙门公职人员则可免缴赋税。
十、对汉武帝财政政策的评论
汉代政府官员，自成翔、太尉、御史大夫以下，属于为国家办事者，俸禄统由大司农支付，其费用当然比后宫妃旗为巨大。
凡内廷及外朝所需日常用品，例皆各自向郡国民间采购。诸宫各自为市，由于政府人员及王室人员在市场上大量抢购物资，使物价不断飞跃，为了平抑物价，控制商品的运销。因此在汉武帝时设立了均输制度。
1. 均输、平准两策
武帝实施均输法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试行；五年后，即元封元年由大司农桑弘羊奏请批准，正式在部同各地设置均输官实行。
古代各地要向政府贡上当地土特产。南北各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输送贡物。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比本身货物还贵；或因运输途中时日耽搁过久而中途腐败，因此实行均输法。
这情况在《盐铁论·本议篇》已提到说：“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
所谓均输法，即将民间进贡给各地方政府的土产，有用不完者，中央政府规定不必再运送京师，可送到中央政府派驻各地的"均输官"那里暂时储存，随时听候京师命令。数量过多的某些项目，便可在贡地附近卖出。譬如广东的土产可在江西地区州售，将款项上缴中央。又如山东省的织丝，每年王室需用若干，如有剩余的便可在附近地区售出，得款归中央。
武帝所以要实行均输法，归纳其原因有三点。
首先，由于征伐匈奴需巨大战费，富商巨贾又不愿踊跃捐输，不得不开源，故除了盐铁专卖以外，另订均输法。
第二点是为了进一步重农抑商。
第三点，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视商人为奸利。
上述情况相结合，政府亦需增加税收，因此除了盐铁国营以外，更实行了均输法。
均输法者，照政府的解释，是各郡设"输官"后，人民只需将所贡土产送到郡的"输官"处，而郡的输官由京师委派，因此不必劳师动众的由民间直接运输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了。此政策的原意是可以平均劳逸，便利百姓。然而民间意见却不以为然，因为随均输法而来的，还有一个平准法。
《盐铁论》曰："开委府于京，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即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日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使百姓。"
所谓平准法，即向天子收集储存天下百货，价贵时出售、价廉时买入，商贾之力自无法与天子匹敌，因此商人无法获利，物价自然无法抬高。商贾亦无法再囤积居奇。
但事实上是政府以各地方所贡物作为资本，用来高价时出售，成为赚钱之事。
政府对均输、平准的解释是为方便人民，但民间则有不同意见。这两种政策看起来似对人民有利，但实际上是政府在做生意了。正如《盐铁论》所说："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意即均输官强迫百姓缴纳本身所无的土产，百姓便只得将自己所拥有的货物贱价忍痛卖出，再向商贾高价购入政府所指定的货物，如此一卖一买，人民不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了。
同时平准制度施行稍久，便生弊端，有奸商与官吏勾结作弊。”收贱以取贵"，即将货物贱价买人，贵价卖出，此乃由于均输官拒绝接纳本地所普产之货物，反而要求本地所龙之物资，致为奸吏豪贾所操纵，使人民生计益因。
但实行均输、平准之法，却使国家富庶了。历史记载，当时天子到极北的边疆，向东封泰山，并巡游海上，所到之处，无不大加赏赐，大洒金钱，计共用去帛100余万匹，金钱数以万计，此等货财皆取向大司农。
大约一年之中，因均输而获得帛500万匹，人民虽不加赋税，但国家富饶异常。
这是桑弘羊担任大司农时所推行的制度，弄得民怨沸腾。故某年发生小旱，天子下令求雨，卜式愤然道：“这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灾祸，居然令官吏在街市中贩卖货物以图利，只要把桑弘羊拿来烹宰了，天就会下雨的。"
司马迁对此政策亦极端反对，他在《平准书》中狠狠地批评了当时担任财政大臣（大司农）的桑弘羊，文中还引用了"烹弘羊，天乃雨"的民谣。
如有人说中国罔的传统思想是重农抑商的，此种评语也非全对，司马迁之极端反对桑弘羊的政策，便是一例。
2. 祭宗庙”酎金"与"榷酤”酒税
汉代还有一种与均输制度有关的政策，就是各地诸侯每年须向中央上献"酎金”68）。每年八月献酎以祭宗庙，命各地诸侯献金以助祭。
汉文帝时所订酎金之法，是每年正月酿酒，八月成酒，名曰酎酒。此酒乃各诸侯助祭所贡之金造成。凡诸侯列侯，其辖下之民有1000人者，须进献黄金四两，其不满1000人而有500口者，亦须献金四两。
又凡官至大鸿胪而其食邑在南方边区的交趾、日南两郡者69，可以长九寸以上犀牛角或玳瑁甲献上以代黄金。
凡食邑在今广西省之郁林郡者，可以用长三尺以上象牙或翡翠二十以代黄金献上。
此种酎金亦为同家所定之律令，必须上献者，由少府收受之，以供王室祭宗庙之用。
每一诸侯王每岁必须献黄金给汉王室之宗庙，由皇帝亲自接受献金。所献黄金如成色不足，或斤两不足者，如系王，则削其所封之县，如系候，则免其所封之国，所订之律不可谓不严。
汉武帝元鼎五年时，有160位列侯因犯了献黄金酣祭宗庙不合上述条例者、均被剥夺爵位。这一次武帝之所以如此严厉处罚这么多位列侯甚至夺去其所封之国，乃因列侯们不肯协助讨伐南越有以致之，于是借口酎金不合标准而重罚之。亦由此可见汉代帝王极为重视宗庙之法，甚罕。可以借此取消列侯之封国70。
汉代尚有一种"榷酤"的税收政策。”榷”是独木桥之意，”酤”是指做酒，”榷酌”者，意即卖酒之唯一可通行之途径是要由政府公卖，政府在各地设立酒的公卖局。
当时之"均输"法，不必由政府规定之处所卖出，但酒之出售则非经政府官卖局不可。由此说明当时之经济制度已很进步，可见当时中国之行政措施甚为高明。
3. “鬻爵"制度供买爵免役减罪
汉代尚有一种"鬻爵"制度。
"鬻爵"制度乃秦孝公时商鞅所订立。商鞅把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改变成20种等级的封爵，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汉代而未变。当时规定，较低的封爵不能参政，但可得到多种优待。
汉高祖五年下诏，凡是有"七大夫爵第七"等以上的爵位者皆有食邑；凡非"七大夫"的封爵者，其本人及其全户可免徭赋。说明了第七级封爵以下者为低等爵仿，亦可免除一家人之徭役。
高祖又声明第八等爵位71以上，均为高等封爵。可得所赐田宅及官府要给予封爵者所提出的要求。
汉代常有赐爵之举，得爵者可免徭役及豁免一部分田租。每逢新帝登位、或立皇太子、或朝代改元、或皇太子及冠之年、或封皇子为王及郊祀时，多为赐爵之时；民间得爵者，等于获得政府在经济上的一种优待券。
平民赐爵，亦可减罪，汉惠帝元年，民有死罪者，买爵30级可免死。一级值钱2000。买30级之爵位，需付出6万钱72即可免死刑。总之，朝廷准人民以钱买爵，可见爵位有其经济价值。
但汉时买爵的价钱是时有增减的。文帝时爵价稍贵，爵一级为2万钱；汉武帝时如买爵30级，便得付出50万钱。司马迁为李陵事，得罪武帝，吏议判死刑，无钱买爵赎死刑，因此不得已接受宫刑代死。
按照晁错上书汉文帝所言，当时可用粟代金钱买得爵作，得以免罪。能以粟买爵者，其人必有余财，既有余财以供上用，则朝廷因卖爵而增收入，贫民赋税便可相应减轻、则此政策亦有利于人民。
汉代粟价已不能详细考证，但按照文帝时爵价之记录，则约略可推算出一个大概价格。
汉代粟价最高时，一石不过100钱。600石粟可买第二等爵，约为6万钱，相当6斤金；以后每高一级，增价5万钱，买第9级爵，则钱40万。
文献说明买第18级爵得出120万钱，则自第9级起，每一级爵增约10万钱。文帝时买爵之价可算高价。
同样，汉代政府为适应人民的购买能力，爵位卖出价并不同定，也可调整。
景帝时，因上郡以西地区73旱灾，因此修改卖爵令，将爵价降低，使人民能买得起。
武帝元朔六年，因北伐匈奴，当时命卫青统率十余万军出击。赏赐俘虏及斩下敌人首级的将士用去黄金达20多万斤。汉军战士战马死亡10余万。武器装备及水陆运输费用不计其数，支出浩大。
大司农上奏国库旧存之钱已尽，新赋税亦用竭，为弥补战费需要，乃增设卖武功爵。汉代原设武功爵定为11个等级，但政府只卖爵至第8级为止74。第8级武功爵价为17万钱，大约每一级价为2万钱左右。即15万钱可买到第7级爵，13万钱可买第6级爵，依此类推。
文帝时出钱6万可买到第2级爵，照推算，武帝时第2级武功爵价约5万钱，则爵价较文帝时廉宜，而待遇则较文帝时为优。因武功爵第7级"千夫"之待遇相当于文帝时20等爵之第9级的"五大夫"了。
人民爵位亦可卖出，如人民逢旱年无力存活，政府亦无法恤灾民，便允许人民卖爵，以示体恤百姓。汉惠帝六年夏，因旱灾，朝廷准人民卖爵以自救。
汉时朝廷卖爵，其性质有如近代国家之发行公债。持国家公债券者，得向国家取其券价应得之本息。
汉时民户买爵，主要目的在免徭役；而朝廷卖爵，则为济国家之急，却丧失了多数徭役，此犹如发公债必偿其息。
4. 厉行告缗出于惩罚心理
在汉武帝的多项财政税收计划中，如从利害得失方面而言，则算缗钱与告缗钱这项措施，最为困扰人民了。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中等以上家庭都因算缗告缩而遭受破产。人民即使有钱剩余，也不再积蓄，从此大家吃美食，穿好衣，人人如此心理，其为害之烈，可以想见。
但是当时政府厉行告缗法，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因汉代财政，政府与王室已公私划分，各不相干。汉武帝为了县官短缺政费，常自内廷把王室私人财富取出济急，武帝自己节省膳费以及不坐四匹马拉的马车。并将王室珍藏捐出，甚至将盐铁出卖所得拨归大司农，即将是项收入让国家支用。
当时孔仅、东郭等提到说："山海天地之宝藏物资、本来都是属于少府的，但皇上却不据为私有，拿出来交给大司农以协助国家之不足。"
武帝能将其私己之奉养，捐出作为政府开支，实是慷帝王个人之慨。但相对来说，当时民间豪富纷纷藏匿财富，不肯捐输助国与王室相比，就显得格外向私了。
当时只有一位卜式，肯分财以助县官之急需。虽经武帝百般奖励劝勉，仍然少有人肯慷慨解囊，才纵民间告缗，成为朝廷凭借权势以强夺民间财富之现象。但在武帝而言，帝王之家尚愿捐财助国，诸王侯以及百姓，竟坐视不愿拔一毫而助官府，乃订出告缗钱之措施，全国雷厉风行。
武帝及当时主计之人推行时毫无忌惮，亦不顾惜民间困情，其所以有此种心态，乃由于当时政制所然。因当时政制，帝王好像一巨室，别有其私产。王室县宫，别为二体。今帝王尚愿捐输助国，而诸王侯以下至人民等。只顾私室，不肯分财以佐官家，遂使武帝愤而出此。亦犹如上献酎金而不照法定，褫夺了100多位列侯之封爵的心理相同。
5. 武帝币制乱而返正
武帝之财经政策中，尚有铸钱币一项，也是十分扰民的。
文帝时，取消盗铸钱令，任由民间向由铸钱，贾谊曾上书力谏。其大意是：由于可以自由铸币。因此上山采铜矿者日多，大家放弃了农事，丢掉了耕耘田地的工具，争着去烧炭火镕铜铸币。以致奸钱日多，使生产五谷者日少。连善人都去从事这一类奸邪之事，弄得盗铸者如云。以后即使用死刑威胁，也无法再阻遏了。
钱币之兴起，为时不久，由战同末期至汉初，仅100年左右历史。凭当时人之智慧，实难解决当时之矛盾。如放任民间铸币，则币制杂乱，为害极大；如严禁私人盗铸，则禁不胜禁，且判死罪者必众。
当时贾谊提出建议，收铜归国有，使民间不能铸币，但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时重新颁布盗铸律令。
至武帝，更改了多次钱币制度。建元元年时、改行使三铢钱，四年后又取消三铢钱，改行半两钱。由于屡改钱币，钱益轻薄而物价日益昂贵。商贾遂囤积货物而逐利，且民间盗铸之风大盛。依法盗铸钱币者死，但盗铸者多而不能尽诛，五年之间，因盗铸而受死刑者已达数十万人。赦罪者亦有100余万人，数量可谓惊人。
武帝同时井下令禁地方政府亦不得铸钱，遂废销天下诸钱而专令上林三官75才可铸钱。至此民间盗铸者遂减少，汉之币制，于是上了轨道，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历史的演变，往往在一件新兴事物的兴起，历经苦痛之后，始得善策。则武帝一朝以钱币之纷乱，而社会生命经济遭受了大劫难，良可慨叹。但由于人类智慧之所限，经过困顿而后思变，实亦不宜深责政府有关之财经大臣。
6. 盐铁均输两策非全不可取
汉武帝一朝理财大计最多，最为扰民者厥为告缗与铸钱，争执最大者则为盐铁专卖。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诏请各同贤良文学士询问民间疾苦。召开了一个有60多人参加的盐铁会议。朝廷官员有丞相车下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等；地方代表有贤良文学士谷唐生、鲁万生、朱子柏、刘子雍等。在会议上，贤良文学士首先提出请废盐铁专卖。理由是县官所铸造的铁器多为大器物，供民用者多为粗制滥造。其钝无比，刀连草都割不断，于是农夫工作加重，收获却减少。而且盐铁卖价贵，百姓负担加重，只得用木器耕耘，少用盐而淡食。此可能当时实情，想未必全都如此。
但当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力主盐铁专卖不可废除。其理由是：如任由民间采铁铸器煮盐，则易生兼并而成奸伪之业，却苦了贫民百姓。盐铁如由官营，则兼并之路塞，便不再聚党徒，作奸非，游侠亦无从再生。以政策言，亦并不错。武帝以后，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使人民不再现觊觎，亦可说对国家有利。而贤良文学士力主废盐铁，仍主张任民间铸币，可谓不明本末，不知利害。
均输法亦在武帝桑弘羊时代所建立。史称行均输法后，人民不加税而同家足用，虽语带讥刺，却亦属实惰。
依照汉制，天子私有产业如此庞大，士官服官饮膳舆马等费支出亦如此巨大。政府之公用开支更不必论矣。于是设均输官以总其汇，亦不失为经济之道。使郡国地方政府各自贡献其土产，由官方向负输送之责，亦未至虐民之举。
平情而论，盐铁均输等政策虽为时人非议及遭后世舆论所反对，其实施之手续，亦难免有流弊产生，但其立法本意，亦非全无可取之处。
7.武帝轻取民财滥用钱财
汉代经济制度中，卖爵一事，影响及于吏治，其流弊亦相当多。其他关系较少，用不着再讨论。
综合言之，武帝一朝财政，从其立法定义言之，并非完全不对。武帝可议之处是随意使用国家财富，不知爱惜。
汉代国家财政，主要靠田租、算赋及更赋三大收入。而国家的重要支出有六项：包括京师官员的俸禄、天地山川宗庙的祭祀、宫殿园陵及官用营造物的建筑、京师驻军的薪饷、军用车马兵器的费用及京师各机关的事务费。
其中以百官俸禄及军费为最大，自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以来，向有节俭之风，使国库富裕。
但国家一旦有事，因田租、算赋、更赋三项皆有定额，不能骤增，因而造成财政拮据。而山海渔盐矿藏皆属天子之"私奉养“。
武帝时工商业发展日盛，超越农耕，天子的收入亦相应激增，由此而导致奢侈之风，如工商资产阶级造成兼并之风；诸侯王自有封邑，各有其私奉养，亦各自营其矿山海盐之业，美其名为不加田租或减收豁免田租，实则干其商人般兼并的勾当。因此除天子、列侯王及工商巨贾富庶外，余均贫穷困顿，造成社会经济不均。
因此武帝的大兴礼乐，以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其实亦即步列侯诸王骄奢相纵的后尘，而且更为变木加厉。所以武帝之管盐铁，设均输，亦犹如诸侯王之开矿煮盐，做其兼并工作。这便导致武帝滥用钱财而不惜，轻取民财而不惭，更以为回租算赋以外，均属帝室私产可以挥霍无度。
总之，当时的工商兼并、列侯诸王之骄奢以及武帝之挥霍，实乃当时时势所造成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特殊变相。故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其在平民社会中造成一种骄奢纵怒、资产阶级风气，其功罪颇难定评。
此时亦有发行三铢钱、四铢钱及八铢钱。
有人谓50个钱一石米，此说可能不确。
石米二十文，农人便吃亏，不愿再耕种；石米九十文，商人就吃亏，不愿做生意，钱财就不会流通于社会。
今日粤语中一元称一文，”文”读如”蚊”，“文”与”蚊”二音之转，可见粤语中保留了很多古音古字，仍使用至今，此义为一例。
“十金"即十斤金。
醇驷是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
见《子路篇》。
《商君》此书非商鞅亲撰。
偏诸乃织丝为之之意。
三老是掌教化的乡官。秦设乡三老，两汉设县三老，东汉后设郡三老。
轺车为古代之小车。
挽即挽回意。
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汉书·董仲舒传》。
猗顿无姓，顿是名，猗是地方名。在今山西解县附近。
朐邴即曹邴氏。
见《管子·地数篇》。
汉初九卿之一的大农令是承袭秦代的治粟内史而来，不但主管粮食，还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财政部，至武帝时改称为大司农。
即将山海之收入，如捉鱼、煮盐、伐木打猎、采矿、铸钱等收入为皇帝私人收入，以为供养。
地方政府亦有少府，管地方长官之财政。
即人口税，16岁以上之人口税由政府收取。
地方行政费则由地方政府各自负担。
田中不种稻麦而种漆树橘树等植物者。
指房租及商业税。
指小童之人口税归王室。
此指皇家花园，广数百方里。其内可畜牧、狞猎、栽果树、开矿及植林等，谓之上林。
王室之兴建则由政府负担。
小山在受封之内。
按：汉代的三公，丞相与太尉各年俸万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亦仅二千石而已。
颜师古解释"酎"字，即散重酿醇酒之意。即第二次酿酒用的是酒而不是水。第三次酿酒时用的亦非水，而是用第二次用酒酿成的酒。用此酒祭宗庙，以示对祖先尊敬。
即今越南一带附近地区。
据《汉书旧仪注》记载，谓此乃汉代定制，钱穆师疑此并非定制亦有可能。
“七大夫公乘"为第八爵。
一说亦可用30匹缣代金。
今陕西省西北。
即第9级以上之武功爵不卖。
三官即中央政府的水衡都尉属下的"均输”、”钟官”与”辨铜”三位令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