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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春秋五十年左右，卫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患。
到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等专家起来大修水利，使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可以安居乐业。
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时在汉武帝元光气年，距周定王五年，已有440年。此次黄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汉代贾让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飞赵、魏各国竞相筑堤，使河水游荡无定，水去时固然成为肥美的耕田，大水时至则漂没而竞筑堤防以自救。
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如赵肃侯决黄河之水以灌齐、魏的军队；梁惠成王时，楚国决黄河水以灌长垣；赵惠文王决黄河之水伐魏，造成水潦；秦时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使城倾颓。
此时亦有壅塞水源以害邻国者。《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秦始皇主张"决通川防"。
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了，黄河河道被破坏了，遂造成了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要到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成功，从此黄河平息水患，达900年之久。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
又加上五代时黄河两岸梁、唐对峙，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在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及唐同光二年，曾多次决河，到宋代时，黄河水患遂急剧发生，造成了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多次的迁徙。辽亡金兴以后，黄河仍常有溃决。元代黄河大决，河水遂自准水流入海，造成此下之不利。
自春秋到清末，黄河水道有六次重大的变迁。
第一次发生于周定王五年，黄河在宿胥口决水，向东流丹漯川，到长寿津时又与漯川分别而行，与东北的漳水合流，经河北省的盐山县人海。《水经》上称之曰"大河故渎"。
第二次发生于王莽始建国三年，此时距周定王五年已有672年。当时黄河主流迁徙至魏郡，经清河、平原、济南到千乘。到后汉永平十三年时，此时距王莽始建国三年已有59年，由王景修治黄河，成为黄河主流。《水经》上称为"河水”。
第三次发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由于商胡决河，使黄河自永平十二年以来，平静了凡977年的河道又发生了突变。河水溃决造成新的河床，从而分成东飞北两支。原来的是北流合永济渠至河北青县而入海；东流则合马颊河经无棣县而入海。是新流。有时北流开而东流闭。有时则东流开而北流闭。宋代人主张河水东流，可作防敌的国防线，北流则流经契丹，认为对宋不利。
第四次是阳武故堤溃决，时为金章宗明自五年，时距庆历八年已有146年。此时黄河大半之水经由泗水而进入淮河，此时北流仍通。
第五次是距上次95年之后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此时会通河成，河水往南，北流己微，到明代宏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至是黄河之水全由淮河所承受，北流遂绝。明人防黄河北流，如防大盗，强制黄河向东南流，遂使黄河水患无法消弭。
第六次在清咸丰三年时，此时距至元二十六年已有566年。当时黄河在近河南省兰封县西北地区的铜瓦厢溃决，黄河再改道北徙，从济水入海。今日津浦路经过的黄河铁桥即铜瓦厢溃决后的黄河流道，此后即无大水灾发生，证明黄河应向北流才对。
大致来说，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
考宋以后黄河水患所以不绝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黄河的正道因各种不相干的原因而被牺牲。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
到元明两代，为利用黄河之水济运河，更不愿、黄河北流。元末黄河之道向北迁徙，而明人惧运河干涸，遂以人力阻塞北流。一直到清朝，均以人力控制黄河之流向。黄河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遂经常有溃决发生。考证史实，明代时大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如从夏商周三代算起，黄河北流比南流时间为长。前者凡3600多年，南流仅500多年。直到咸丰时，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河道才再北流。常有因兵战而使黄河改道者。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目的为阻金兵；又如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清顺治初，黄河之河南荆隆口被决。因兵争而河道常被毁坏，黄河安得不屡遭水患。
其次是周定王之后，沟洫不修，遂造成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
至于开浚运河，目的在为漕运。但对于北方原来水利，却有损无益。隋炀帝开汴渠，沟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促进南北水运连贯之利。但正如宋代丁谓所分析，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
自元明以来，筑堤建坝，国库耗资巨大，但仍不胜其淤塞溃决，虽然用尽人力财力，但水患仍烈。而且为了顾全运河的水量，强逼黄河南流，使与准水合流，不但河患频仍，准水亦酿成大害。
由于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2. 南方的水利农业发展
向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水利农业开始发展，最显著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
唐中叶以后，江南西道，即江西省的鄱阳湖流域，物产富饶，比江南东道为佳。
五代十国时，北方五代，南方十国。当时南方经济情况好于北方，十国中之吴越建国，有专务治水的专宫，称都水营田使。募集七八千人，称为撩兵，专职治理太湖，并常为田事治河筑堤。旱时运水种田，涝时引水出田。又开东府鉴湖（南湖），派撩兵1000人，专为钱塘湖芟草浚泉。农田水利搞得十分理想。当时南朝军驻荆州（汉水流域）及徐州（淮水流域），军粮不需依赖太湖流域所产。
宋代建都汴京（开封），当时北方米粮仰给于南方，经济重心转到太湖流域。
宋伫宗时，江南有大规模的好田及河塘。每一好田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人造河渠，外有门闸。旱时开闸，有引入江水之利；潦时闭闸，可拒绝江水之害，旱涝都不会发生。曾在江南任官的范仲淹特别欣赏，吴越国有营团军，专兴水利而不打仗。江南水利借着政治椎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以供人民利用。
仁宗时又有著名的至和塘的计划和修筑。根据《沈氏笔谈》记载，至和塘从江苏昆山县到达委门，共长70里的水路，并无陆路，两旁有湖。欲筑长堤，苦无泥土。于是在水中筑墙，每隔二尺，再插入席筋。离墙六丈又筑一墙，再插入席筋，将六丈地面之泥土装入墙中，等干时将六丈洼地中之水车干。使两边有泥墙，中间成一渠，两旁有岸，每兰四里造成一桥以通南北之水。堤岸造成后才有陆路。可以想象当时的江苏是一水国。
南宋建都杭州，特别重视江苏的水利。曾有昆山人郑重详论苏州水利。他说古人治水之方，纵的有浦，横的有塘。此种塘浦，全由人工造成，塘浦阔者30余丈，狭者不下20余丈，深二三丈或一丈。苏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并无水源，因此多筑塘浦，计常熟有24浦，常熟之北昆山之东12浦，共开36浦。宋人筑阔而深之塘浦，目的在引江海之水，遍溉于堈阜之地，大早时可以塘浦之水灌溉之，大水时不只水可排泄至江海，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因此农地常获丰熟。
讲到太湖水利，吴越国时，江浙地区七八十年中只有一次水患，宋室自南渡后150年中只一二次水患，明代的江浙水利亦很好。但今日无锡，每隔十年便有一次水患。据研究所得，谓太湖每遇黄梅天涨水入长江，太湖无水时则长江倒灌之。向苏州至元锡的一段铁路，便有水洞300多个，由于洞的阔度不足，大水时流量受到限制，如果下大雨一星期，火车路两旁便成泽国。故应每隔二三年把渠道挖通一次，使排水畅顺，以免除水患。
综上所述，宋以前1000余年中国经济文化之营养线是北方；宋以来1000余年之经济文化之重要营养线则是三吴水利。最重要的要靠人力经营，开塘浦、挖沟洫，需要人力以赴。孔子也曾说过："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可见兴修水利，不可稍懈，是古今相同的。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
处理水利有两种方法，便是"蓄"与"泄"。"蓄"是将水储藏之，"泄"是将水排放之。能做好水利，"蓄""泄"得宜，便可减少水患。
整治水流之道，即对每一流域之水利兴修工作，应有统筹全局的计划，不可各自为政，当有政府领导，集中人力物力，才可兴众建业，把水利农事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