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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皆遍矣），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自序》称“吾闻诸董生曰”云云，盖史公于董子，必有渊源矣。《公羊传》屡引“子司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东派、北西派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代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刘中垒粹然醇儒，然为当时阴阳五行说所困，不能自拔。《说苑》陈义至浅，殆无足云。扬子云新莽大夫，曲学阿世，著《太玄》以拟《易》，著《法言》以拟《论语》，是足以代表当时学者乏创作力，而惟存模拟性也。王仲任颇思为穷理察变之学，然学识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遗其大。吾友余杭章炳麟，以比希腊之烦琐哲学，斯为近矣。节信（王符）、公理（仲长统）虽文辞斐然，然止于政论，指摘当时末流之弊而已，于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两汉之以著述鸣者，惟江都、龙门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观于此而益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于说经著书之外，足以觇当时文明之迹者，则词赋为最优。而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闳之历数，张仲景之医方（著《伤寒论》），张衡之技巧（制地动仪），亦有足多者焉。
第四节 其结果
儒学统一之运，既至两汉而极盛，其结果则何如？试举荦荦大者论之。
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儒学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砺廉隅，崇尚名节，以是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艺，师儒虽盛，而斯义未昌，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以“经明行修”四字为进退士类之标准。故东汉二百年间，而孔子之所谓“儒行”者，渐渍社会，浸成风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让爵让产，史不绝书，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难，或连轸以犯时主之威。论者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
莫尚于东京，非过言也。夫当时所谓“名节”者，其果人人出于真心与否？吾不敢言。虽然，孟德斯鸠不云乎，“立君之国，以名誉心为元气。”孔子之政治思想（专就其小康之统言），则正孟德斯鸠所谓立君政体也，故其所以维持之者，莫急于尚名。沿至东京，而儒效极矣。《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顾亭林亦云：“名之所在，
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
废锢于学。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又曰：“虽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犹使之以名为利。”名节者，实东汉儒教一最良之结果也。虽其始或为“以名为利”之一念所驱，而非其本相乎；至其浸成风俗，
则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夺，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学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孔子之论政，虽有所谓大同之世，太平之治，
其所雅言者，总不出上天下泽，君臣大防。故东汉承其学风，斯旨最畅。范蔚宗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辟，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后汉书·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颠，抑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同《左雄传论》）诚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结果使然也。自兹以往，二千余年，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范围。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赐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骤几，则与其乱臣贼子，继踵方轨，以暴易暴，诚不如戢其戾气，进之恭顺，而国本可以不屡摇，生民可以不涂炭。两汉以后所以弑逆之祸稍杀于春秋，而权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标之功，不可诬也。
此其结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则亦有焉。
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论，有反对极端之两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实执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与民为强制之关系；惟放任也，故君与民为合意之关系（即近于契约之关系）。惟强制关系也，故重等差；惟合意关系也，故贵平等。惟等差也，故压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两者虽皆非政治之正轨，要之首尾相应，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则不然。其施政手段，则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极轨也）；其君臣名分，则强制也（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社会秩序，则等差也（《中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
则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夫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岂非仁人君子之极则耶？而无如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为君说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
汝宜顺民之所好恶也，汝宜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于此，
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顺民之所好恶，不采民之舆论，则当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问题也。夫有权之人之好滥用其权也，
犹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谆谆说法，而劝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谓余不信，则试观二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几何人也？然则其道当若何？曰：不可不钳制之以民权。当其暴威之未行也，则有权以监督之；当其暴威之方行也，则有权以屏除之；当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权以永绝之。如是然后当权者有所惮有所缚，而仁政之实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乱为大戒，犹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为大不敬矣，犹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议政，亦为无道矣（儒教亦多非常异义，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象，视民草芥、视君寇仇之义，闻诛一夫、未闻斌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门也。虽然，争权而必出于革命，
惨矣，伤矣。且革命之后，复无所以限其君权者，前虎退而后狼进，是革之无已时，而国将何以立也！故徒杀一虎杀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绝虎狼之迹者；
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说，则共和政体是也；由后之说，则立宪君主政体是也。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顾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虽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泽也）。是何异语人曰：吾已诫虎狼勿噬汝，
汝但恭顺俯伏于其侧，虽犯汝而不可校也。虽曰小康时代，民智民力未充实， 或有不能遽语于此者乎？虽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
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优于法家者仅一间耳。法家以为君也者，有权利无义务，民也者有义务无权利；儒家（专指小康），以为君也者，有权利有义务，民也者有义务无权利。其言君之有义务也，是其所以为优也。虽然，义务必期于实行。不然，则与无义务等耳。夫其所以能实行者何也？必赖对待者之权利以监督之。今民之权利，既怵于学说而不敢自有；
则君之义务，其何附焉：此中国数千年政体，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实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东京末叶，鸿都学生、郡国党锢诸君子，膏斧钺实牢槛而不悔，往车虽折，而来轸益遒。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气，苟其加以权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恶，而争政之实为本权，即中国议会之治，虽兴于彼时可也。徒以一间未达，仅以补衮阙为责任，
以清君侧为旗帜，曾不能乘此实力，为百世开治平，以视希腊、罗马之先民， 其又安能无愧也！呜呼！吾不敢议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进化沉滞也。进化与竞争相倚，此义近人多能言之矣。盖宇宙之事理，至繁赜也。必使各因其才，尽其优胜劣败之作用，然后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独占势力，不循天则以强压其他者，则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论，使一政党独握国权，而他政党不许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
则国政未有能进者也。若是者谓之政治之专制。学说亦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
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国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亚洲诸国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则自四百年来，异论蜂起，举前此之缚轭而廓清之，于是乎有哲学与宗教之战，有科学与宗教之战。至于今日，而护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粪土。要之，欧洲今日学术之昌明，
为护耶教者之功耶？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论之，两者皆与有力焉。而赫胥黎、斯宾塞之徒，尤倜乎远矣。而泰东诸国，则至今犹生息于一尊之下，
此一切群法，所以瞠乎后也。吾之为此言，读者勿以为吾欲攻孔子以为耶氏先驱也。耶氏专制之毒，视中国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专制天下也：
末流失真，大势趋于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则诚以专制排外为独一法门矣。故罗马教会最全盛之时，正泰西历史最黑暗之日。吾岂其于今日，乃欲摭他人吐弃之唾余而引而亲之？但实有见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按之实迹而已然，证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说也！吾更为读者赘一言：吾之此论，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若夫孔子，则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恶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为大所以为圣，而吾所顶礼赞叹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结果不良之一端焉。盖当人智未盛之时，祸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顾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妇孺无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于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释家入之，驯至袁了凡派所谓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纷纷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虚隙而进也。虽然，以祸福迷信之说牖民，虽非无利，而利或不胜其敝。吾中国国教之无此物，君子盖以此自喜焉。
第四章 老学时代
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也。申而论之，则三国、六朝者，怀疑主义之时代也，厌世主义之时代也，破坏主义之时代也，隐诡主义之时代也，而亦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也。
东汉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数十年，至魏、晋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推原其故，盖有五端。
一由训诂学之反动力也。汉季学者守师说，争门户，所谓“碎义逃难，
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不能通”。（见《汉书·艺文志》）学问之汩没性灵，至是已极。物极必反，矫枉过直。故降及魏、晋，人心厌倦，有提倡虚无者起，则群率而趋之，举一切思想投入怀疑破坏之涡中，殆物理恒情，无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恶俗也。晋泰始元年，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
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守节。”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语意皆同），于是风俗大坏，人心一变。顾亭林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诚哉其知言也！
儒术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杀戮过甚人心皇惑也。汉世外戚、宦官之祸，连踵继轨。两汉后妃之家，著闻者四十余氏，大者夷灭，小者放窜，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权，杀人如草，一朝为董、袁所袭，亦无孑遗。人人渐觉骨肉之间皆有刀俎。若乃党锢之祸，俊、顾、厨、及，一网以尽；其学节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阙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见权势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学问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适。故一遁而入于虚无荒诞之域，刍狗万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乱，民苦有生也。汉末自张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绍、孙坚、刘备以来，四海鼎沸，原野厌肉，溪谷盈血；继以晋代八王、五胡之乱，中原喋血，一岁数见，学者既无所用，亦困于乱离，无复有余裕以研究纯正切实之学，但觉我生靡乐，天地不仁。厌世之观，自然发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两汉帝王、儒者崇尚谶纬，迷信休咎，所谓阴阳五行之谬说，久入人心。而权势、道德，既两无可凭，民志皇皇，以为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炼养焉、服食焉，或庶可免，于是相率而归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当时学术堕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国、六朝间，老子之教遍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别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旷达，举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后遂为清谈之俗者二三百年。开其宗者，实为何晏、王弼。《晋书·王衍传》称“晏、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盖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应于时势，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后如阮籍、嵇康、刘伶、王衍、王戎、乐广、卫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谈玄有大名于时；乃至父兄之劝戒，师友之讲求，莫不以推究老、庄为第一事业（《潘京传》云：“京与乐广谈，广深叹之，谓曰：‘君天才过人，若加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遂勤学不倦。”又《王僧虔传》引其《戒子书》云“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执麈尾，自称谈士，此最险事”云云）。当时《六经》之中，除《易》理外，尽皆阁束；而诸传中称扬人学问者，皆以“揅精《老》《易》”等语。《老》《易》并称，实当时之普通名词也。范宁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卞壶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非过言也。平心论之，若著政治史，则王、何等伤风败俗之罪，固无可假借；若著学术思想史，则如王弼之于《老》《易》，郭象、向秀之于《庄》，张湛之于《列》，皆有其所心得之处，成一家言，以视东京末叶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过之焉。老学虽偏激，亦南派一巨子，世界哲学应有之一义，吾虽恶之而不愿为溢恶之言也。但其魔业之影响于群治者，既若彼焉矣。无他，老子既以破坏一切为宗旨，而复以阴险之心术、诡黠之权谋佐之，故老学之毒天下，不在其厌世主义，而在其私利主义。魏、晋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兽，势使然也。此为当时老学正派。
二曰丹鼎派。马贵与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俱欲冒以老氏为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此实数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炼养、服食两派，其指归略同，吾概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盖导源于秦汉之交，始皇时，侯生、卢生等既倡神仙之说。汉初张良，功成身退，自言从赤松子游。其是否依托，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断言也。汉武迷信封禅，李少君、栾大之徒相与炫惑，于是炼养、服食之说益盛。至汉末魏伯阳著《参同契》，密勿传授，其焰益播（后蜀彭晓序《参同契》云，谓伯阳先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至晋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内、外编各四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其他杂著一百余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谓《丹经》者，发明服食之诀，其言诡诞，不可穷诘。而后世神仙家之思想，实宗此。此派之说，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实依托以诳人主而取富贵，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辈，所志或不在是。盖怀抱厌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脱真理，知有躯壳，不知有灵魂，徒欲长生久视，游戏尘寰，是野蛮时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现象，无足怪者（印度婆罗门外道，每欲速灭其躯壳，以享涅槃之乐；中国神仙家言，每欲长保其躯壳，以享飞升之乐。虽其见地之深浅不同，要之为躯壳所迷缚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术保全尸体，是由重视躯壳所致也；耶教号称重魂，而其言末日审判，死者皆从冢中复生，其为躯壳所迷亦至矣。宗教进化之第一级，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责焉）。此为当时老学第一别派。
三曰符箓派。箓符之视丹鼎，风益下矣。丹鼎派起于汉初，符箓派起于汉末。顺、桓间，宫崇、襄楷始以《于吉神书》上于朝，后张角用其术以乱天下（《后汉书·襄楷传》云：“楷上书言，臣前上琅琊，宫崇所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又云：“初，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池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令书》。其言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云云。是张角之术所自本也。按：《于吉神书》，即道家所谓《太平经》者，宋中兴，史志始著录，马端临《经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后为孙策所杀，顺帝时距孙策据江东，已七十余年矣）。同时张道陵亦托此术，密相传授，延至后世，仰为真人，奉为天师（按：《三国志》裴《注》云：“张陵，汉顺帝时人。入蜀居鹤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朝廷不能讨，就拜鲁为汉宁太守。”此张陵始末见于传记者也。后寇谦之自言尝遇老子，命继道陵为天师，于是六朝以来，天师之号起。《通考》载唐天宝六载，以后汉天师子孙嗣真教，册赠天师为太师。宋太宗祥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元至元十三年，赐张宗演灵应冲和真人之号，给三品银印。其后屡有加号，晋秩至一品，明太祖时改为二品，沿袭以至于今，几与孔氏之衍圣公、耶氏之教皇等矣，岂不异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习五斗米道（即张陵教派之名）者，史不绝书，而寇谦之最显于北（《魏书·释老志》云“寇谦之自言遇仙人成公兴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处师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师等名称，实始于此。其后崔浩师事之，受其法术，言之于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云云），陶弘景最显于南（《梁书》言陶弘景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谷导引之法，
受道经符箓。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献之，思谊益厚。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国吴兴，故亦奉焉）。盖六艺、九流一切扫地，而此派独滔滔披靡天下矣。窃尝论之，其时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窃其象教密宗最粗浅之说，以欺惑愚众。故其所言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又言天尊之体，常年不灭，往往开劫度人（彼中言天尊开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等年号，其间相去四十一亿万载云云，皆窃佛氏过去七佛之说，成、住、坏、空四劫之论也），皆损益四《阿含》《俱舍论》等所说，剽窃之迹，显然可见，而复取两汉儒者阴阳五行之迷信以缘附之。故吾谓此时为儒、佛过渡时代，此派实其最著者也。此为当时老学第二别派。
四曰占验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刘向、匡衡、龚胜之徒，既已盛说五行，夸言谶纬；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东京儒者，张衡、郎最称名家，襄楷、蔡邕、扬厚等亦班班焉。于是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云气诸术（诸术名义解，俱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恕不具引），盛行于时。《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者三十三人，
皆此类也。然其术至三国而大显，始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费长房、于吉、管辂、左慈辈，其尤著者也。其后郭璞著《葬书》（此书《四库》著录，或言依托璞名），注《青囊》（此书今佚），为后世堪舆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难宅无吉凶论》，则其时风水说之盛行可知。《隋·志》著录《珞琭子》一书（六朝人撰），言禄命者，以为本经，而临孝恭有《禄命书》，陶弘景有《三命抄》，实后世算命家之祖。卫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灵台秘苑》（皆北周人），为后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弘景著《相经》，为后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来，诬罔怪诞之说，汩溺人心者，皆以彼时确然成一科学。虽谓为魏、晋、六朝间，为陷溺社会之罪恶府可也。此为当时老学第三别派。
要而论之，当时实道家言独占之时代也。其文学亦彪炳可观，而发挥厌世精神亦最盛。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语，其代表也。此皆老子“刍狗万物”、杨朱“奚遑死后”之意也。虽我国二千年文学，大率皆此等音响，而魏、晋、六朝，为尤甚焉。曾无雄奇进取之气，
惟余靡靡颓惰之音，老、杨之毒焰使然也。
其时治经学者，虽有若王肃、杜预、虞翻、刘焯、刘炫、徐遵明之流，
然曾不能于东京学风外有所建树，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传》谓“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两派之概象虽不同，要其于数千年儒学史，无甚关系一也。虽谓其时为儒学最销沉之时代可也。
佛学虽自汉明以后已入中国，苻秦崇法，广事翻译，宗风渐衍，然谓之为佛学萌芽时代则可，竟谓之为佛学时代则不可。盖当时之治佛学者，徒诵读经文，皈依仪式，而于诸乘理法曾无所心得也。
老学之毒，虽不止魏、晋、六朝，即自唐以后至今日，其风犹未息；虽然，远不如彼时之盛矣，其派别之多，亦远有所逊。故划分数千年学术思想史，而名彼时为老学时代，殆无以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