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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会促使土地兼并加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其显著。乾隆以后，日多一日的人口挤在自然经济提供的空间里谋食，本不宽裕的谋食之路因之而日趋狭窄。这种矛盾，推动着最贫苦的人走向新的空间去寻找生活资料。乾隆初年废除了编审制度，封建国家对于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也随之松懈。于是，出现了自发的移民。当时，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福建向台湾移民。这是国内移民。同时，又有海外移民。据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录的《海录》（1820年）一书(17)，暹罗、新加坡、槟榔屿、马来亚都有中国移民定居，而尤以暹罗为多。移民所操之业大体是淘金、贩货、酿酒、种胡椒、开赌场、贩卖鸦片。据说，华人移民在“槟榔士”一地即有万余人，在“噶喇叭”则不下数万。还有一个叫樊守义的人，曾于1707年到达过非洲。那时，大概还没有到欧美的。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谋生而向海外移民的华人在地域和人数上都已超过了这个时期。于是而有所谓近代华侨史。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会党崇尚忠义，虽说按儒学本意，忠与义分别对应于“五伦”中的君与友二伦，但在会党文化中，忠不过是义的修饰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出门靠朋友”的互济互助。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乾隆年间，御史柴潮生说：“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民，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18)四方游民之成为“啯噜”，正是为了求食求衣而走到一起来了。后来，广西的“米饭主”也同此旨趣。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结果是会党势力无处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应，成为近代中国宗族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
会党的发展同城乡社会矛盾的激化，同“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都有关系，但主要是中国人口过多造成的。过去论史，曾从政治上强调它反封建的一面。其实，“反清复明”并没有多少反封建。只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一部分人被裹挟于其中，才有了一点儿反封建意义。这并不是会党本来就有的东西。与这种添加的意义相比，会党中人更多打富济贫的本能。有时候，他们会融入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之中，例如川楚白莲教。但当造反烽火成为过眼烟云之后，他们同官府和地方豪强也往往很有点儿联系，以致后来“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屡有入其门者。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1876年（光绪二年），《申报》载文概述青帮的渊源与流变说：“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19)这些话代表了一种舆论，其中既有文人附和当局的惯调，也有平民的评判。但惯调和评判都说明：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洋货”与“洋害”
鸦片战争前夜，中外贸易虽仅留广州一口，但中国同外部交往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波及较大的社会生活面。
1836年，在广州商馆中落脚的外国商人有50余家，其中英商31家，美商9家，葡萄牙、瑞典、荷兰、法国商人各一家，还有“港脚”商11家。随之，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买办、通事、仆役（这里的买办并不是商务上的中介人，同后来的买办阶级不一样，但后者中的最初一部分人多半是从前者演化而来的）。他们靠外国人吃饭，因此，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官府虽常以“奸棍”视之，有心抑勒，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人在口岸附近的社会生活中却越来越活跃。创刊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丛报》在发刊词中说：“三十年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能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也没有一个天子的子孙能正确地阅读、书写英语或说英语”，意在比较今昔，说明30年间风气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在地域和人数上都是有限的。
东印度公司商船
更能发生影响的是同一个过程中由广州进入中国的西方商品。桐城派文人管同作《禁用洋货议》一文，慨叹“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20)。他所说的“天下”未必实指中国的东西南北，但至少说明了若干洋货所到的区域，消费观念正在显著地移易。另一个叫程含章的人则对外国入华商品的总量作了大概估计，“若大泥羽毛哔吱铜锡绵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21)。在来自农业的国赋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的时代里，这个数目是很大的。管同与程含章是那个时候士大夫中的关心时务者，但两者的叙述不是欣赏而是忧虑。他们是分别在《禁用洋货议》和《论洋害》的题目下发议论的。论旨所归，在于“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22)。这种忧虑，说明他们感到了来自外洋的压力，其敏锐有足多者。
主张中国不需要西洋的呢绒钟表，在那个时候是不奇怪的。但他们把外国货笼统说成“洋害”，则并不确切。真正腐蚀中国社会的洋害是鸦片。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每年输入的鸦片在4 000箱左右。以后逐渐见长，从1839年到1840年，达到3.5万箱。如此巨量的毒物，衰迈的中国社会是消受不了的。时人李光昭作《阿芙蓉歌》，用吟咏写出了烟雾熏罩下的一部分社会相：
熏天毒雾白昼黑，鹄面鸠形奔络绎。长生无术乞神仙，速死有方求鬼国。鬼国淫凶鬼技多，海程万里难窥测。忽闻鬼舰到羊城，道有金丹堪服食。此丹别号阿芙蓉，能起精神委惫夕。黑甜乡远睡魔降，昼夜狂喜无不得。百粤愚民好肆淫，黄金白镪争交易。势豪横据十三行，法网森森佯未识。荼毒先深五岭人，遍传亦不分疆域。楼阁沉沉日暮寒，牙床锦幔龙须席。一灯中置透微光，二客同来称莫逆。手挚筠筒尺五长，灯前自借吹嘘力。口中忽忽吐青烟，各有清风通两腋。今夕分携明夕来，今年未甚明年逼。裙屐翩翩王谢郎，轻肥转眼成寒瘠。屠沽博得千金资，迩来也有餐霞癖。渐传秽德到书窗，更送腥风入巾帼。名士吟余乌帽欹，美人绣倦金钗侧。伏枕才将仙气吹，一时神爽登仙籍。神仙杳杳隔仙山，鬼形幢幢来破宅。故鬼常携新鬼行，后车不鉴前车迹。(23)
中国自古多天灾人祸，但因成千上万人嗜毒而汇成天下巨害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引出了一连串严重的后果：
（一）白银大量外流。按当时价格，一箱鸦片烟土须400元到800元银洋。(24)3.5万箱鸦片共值近2 000万元。时银洋1元大体合库平银7钱，折元成两，其数在1 000万上下，而国库全年收入不过6 000多万两。这个数目必然影响到国计。
鸦片仓库
（二）流通中白银的减少又造成银贵钱贱。“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悉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25)于是州县亏空、盐务积疲、关税短绌比比皆是。林则徐所担心的几十年后中原“无可以充饷之银”的情况，正是就此而言的。朝臣以饷银为忧，其实，在银钱比价变动中，士农工商莫不深受其累。包世臣说：“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26)其中正多以力谋食者的血泪和辛酸。
（三）吸食鸦片的人数在那个时候已达到200万。据1838年（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在奏折中所说：“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以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27)这些人随鸦片的输入而出现，又会随鸦片输入的增多而数目扩大。中国人曾经以为西方人得不到茶叶大黄就会要命，这是不真实的。但对鸦片烟瘾者来说，没有鸦片倒真的会要命。嘉道之际，会稽人王衍梅记述说：“张四，吾乡人，游岭南，嗜鸦片烟。衣食尽耗，瘾至，窘不自支，舐他人煤灰以稍存活。”寥寥数语画出了一种人间惨象。鸦片不仅戕害了他们的身体，而且泯灭了他们的良知，种种罪恶因此而生。从这个时候起，终近代百年，鸦片一直同五花八门的坏事连在一起，成为旧中国最难医治的社会溃疡之一。可以说，中国人正是首先通过烟害而认识洋害的。
吸食鸦片
生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死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的龚自珍是这个时期最富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留心国事，注重经世；思索发为议论，往往兼有诗人的直觉。因此，他能够用“四海变秋气”这样形象思维的句子准确地状写出嘉道年间的中国社会的态相和时序。那是一个上与下俱困的时代。上面，是“一祖之法无不蔽”；下面，是“山中之民，一啸百吟”。山中之民，有白莲教、天地会的投影，也包括对时代不满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挣扎抗争中寻求出路。这些议论深刻地勾勒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貌，同时也反映了这个社会找不到出路的悲哀。随着旧王朝行将走向自己的尽头，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局面。
但是，这种局面最终并没有实现。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使中国历史改变了轨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而有种种变态。这一点是决定以后100多年中国命运的主要东西，它影响了近代百年社会新陈代谢。
【注释】
(1)也称康雍乾盛世。
(2)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崇祯五十相》，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110页。
(4)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5)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815～81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
(6)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4，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210页。
(7)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280～281页。
(8)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596页。
(9)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274～275页。
(10)包世臣：《剔漕弊说》；孙玉庭：《恤丁除弊疏》，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627～628页。
(11)舒赫德：《论时文取士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57，13页。
(12)转引自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38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13)《书获刘之协事》，见《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3，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634页。
(14)《仁宗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6，本纪16，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6)洪亮吉：《意言二十篇》，治平篇，生计篇，见《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上海，世界书局仿古字版，33～34页。
(17)《海录》一书记载了早期海外移民的不甚确切的数字。其所载地名比较准确，曾经是林则徐了解世界的一本重要书籍。
(18)《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19)《申报》，1876-06-15。
(20)管同：《禁用洋货议》，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27页，上海，生活书店，1937。
(21)程含章：《论洋害》，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21页。
(22)管同：《禁用洋货议》，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28页。
(23)《阿芙蓉歌》，见张应昌编：《清诗铎》，下册，1004～1005页。
(24)许乃济在1836年奏请鸦片弛禁一折中说：“每箱百斤，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折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元。”
(25)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2页，中华书局，1964。
(26)包世臣：《齐民四术·农二》，见《安吴四种》，卷26。
(27)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