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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有过好多名目：“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等等。可以说有名有字有号。洋务运动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历史一个阶段中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本无褒贬之义。但后来洋务同崇洋媚外联在一起，等同起来，于是，这一概念就带上主观色彩，变成一个贬义词。“同治中兴”是随太平天国失败而产生的名称。这个名称比附历史，寄托了清王朝的希望，并明显地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但中国社会已面临近代化带来的剧烈变动，不会再有本来意义的所谓“中兴”。相比之下，“同光新政”之称稍明新旧区分，因此，更合乎实际一点儿。海外学者则多名以“自强新政”，重在抉示其回应泰西逼迫的一面。
自强，是中国古有的概念。《易·乾象》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已被赋予新的意义。奕䜣、文祥、曾、左、李，还有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忧国之士都借它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1)。其实，那个时候自强一词应有两重含义。一就阶级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打击面前王朝的自我振兴。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多少是一个被重新提出的古老问题；二就民族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鸱张弥甚”的外国侵略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北京条约》签订后，“洋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奉命通筹全局的人们固然曾因洋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而感到“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但这是一种略带惊讶的自幸，而绝不是洋洋自得。“通川（州）烽火逼，仓皇幸热河。密云惟豆麦，宫禁满兵戈。”(2)西方大炮带给中国社会的耻辱和创伤毕竟太深了。因此，痛定思痛之后，庙堂中人的策论已多见“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比者抚局虽成，而国威未振，宜亟图振兴，使彼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3)之议。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
自强一词所包裹的这两重含义，在持续垂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其比重先后不同。一开始，买洋枪以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为多，所谓“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但太平天国与捻军相继失败之后，民族图强一面寖假转多。同治初年，李鸿章领淮军入苏南，比较西洋利器与中国枪炮之后，在一封信中已经说及“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其不甘低首洋人的意识是明晰的。当然，身在局中的洋务人物同时又有种种弱点，因此抵洋的历史效果常常不如人意，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比之欧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实现的产业革命，洋务运动像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5)。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实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洋务运动包罗孔多，但大致而言，其核心或主导的东西可以归为二端：（一）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创置于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诸种近代设施。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变化，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
一、洋务衙门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这一机构总揽外交（对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类）以及同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物、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的大权，亦称“译署”或“总署”，成为一切洋务的包办者。由于它设立之初即“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并始终以亲王为总领，因此，其地位和影响超越六部，并不在军机处之下。从这个时候起，直到20世纪初，总理衙门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另一个中枢。在此之前，中国向以礼部与理藩院为主，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6)这种机构体现了天朝体制居中驭外的命意，本身就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为前提。但是，从道光到咸丰，20年之间，新来的外国人用大炮两次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于是，中外交往的机构不得不因此而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奏准：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传照军机处办理。又奏准：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又奏准：于司员十六人内，择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奏折、照会、文移等事。其机密要件，内阁各员缮写；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各站驿递事件，由兵部司员经理。(7)
局设未久，即改总理衙门。名称的变换，反映了天朝大国观念遭到打击而动摇的事实。所以，它有被迫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并因之而带上半殖民地化的印记。当其时，君臣朝野之间，往往视之为不祥之物，士大夫顾清议者多耻预其选。这种心理，反映了传统中人忍辱含垢的感受。其中既有千年闭塞留下的惯性，也有重创之后的民族苦痛。因此，总理衙门从开始起，同时又被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8)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于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
但从礼部、理藩院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毕竟有旧与新的区分和联系，这种区分和联系表现了近代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变化。最初设置于总理衙门之内的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以及后来设置的海防股都是以古所未有的机构承当古所未有的业务。它们筦连同文馆、总税务司，并与设在上海、天津的南、北洋大臣职掌相关，在传统官制以外另成一种系统。其初意虽在应付时局，但随着事权的扩大，则不得不变为“新政”的总枢之地。所以，光绪年间的刑部官吏沈瑞琳慨乎言之曰：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向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物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9)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以新物取代旧物，而是在旧物边上别置一新物。可以称为布新而不除旧。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
二、自强与求富
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这种想法最初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在身获重咎离开广东以前，曾奏议“以（粤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10)；同时有皖人郑复光著《火轮船图说》，表达了民间爱国之士的认识。但前者受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拒斥，后者也罕得知音，不能形成声响。
真正由议论施为实务的，是1861年设于安庆的内军械所。它寄托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11)的意愿。而后，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从海关收入提取，因此能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这四个是主要的新式军事企业。此外，各省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其中湖南机器局后来停办，因此实际存在过的是19个），这种机器局都是兵工厂。如此阵容，很能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批人认识到练兵不但关乎技击之术，而且须凭仗利器。这个过程不仅搬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以调拨分配产品；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当然，在商品经济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它又不可能一点儿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例如顽固派攻击洋务军工“糜费太多”，就是用价值观念估算而得出的结论。不过这里的影响是一种折射。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
福州船政局所设船厂
但是，这些企业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时人状写上海机器局景象说：
基广二百余亩，周以缭垣，中建广厦，设立厂房，置机两座，左右夹室，咸置小轮，巨机上架横梁，下置轮盘，绕以皮条，联于通力轮轴，轴置铁条，各缀铁球，以通蒸釜。大轮旋转，拽动皮条，力布四方，小轮俱转，凡锯木、截铁、磨凿之类，无不赖焉。
又有熟铁厂、熔铸厂、重大机器厂、炮位船机厂。正东开治平坦，广七十余丈，直出浦江，植木为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开船坞，广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设蒸釜，运机则坞水任意放纳。(12)
于直观的叙述中颇能描绘出蒸汽机生产的恢弘场面。这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东西，它的引入和积累虽出于实利的预想，但其内在的要求却会唤来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
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会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生产的利益和观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设置的船坞货栈之类，也曾募雇中国人工作于其中，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只有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后，才有规模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究其原始，军事企业正是催生者。这两个方面是洋务军事企业的时代意义所在。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出使外国的人们通过实地观察，目睹了西人工商业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强，坚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内地。折冲周旋之际，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比之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洋务派的认识无疑已更深入了一层。以民用工业求富，其荦荦大者为：1872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0年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后扩展为天津——山海关铁路），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毁于火，重建后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此外，还有火柴业、
唐山————胥各庄铁路建成通车仪式
电报局等等。到甲午战争之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多有拒洋动机，少数还能办出成绩。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入。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终究是一种畸形物。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以及腐朽的官场习气，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矛盾。它所带来的垄断性抑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又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困难。两者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
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这些设施，是传统的封建文教体制边上长出来的新东西。虽然它们没有直接取代后者，但由于它们的存在，保守的封闭圈子毕竟出现了缺口。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初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以后次第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任总教务近30年。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随后两年，上海、广州先后成立了性质相类的广方言馆。无疑，这是一种进步。但“同文”、“广方言”之命名，其虚骄自大的意思还显然可见。因此，这又是一种拖着根深蒂固传统观念蹒跚而行的进步。
同文馆
与之相联系的是译书。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尤以外交和史地政法一类为多，其中有中国人看到的第一本国际公法。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里翻译的书籍达199部，而以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为多。梁启超所编的《西学书目表》，近一半出自于江南翻译馆。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职几十年，以翻译事业沟通中西，功不可没。他所主编的《格致汇编》是这个时候很有影响的一种出版物，但其主旨并不在传教，篇幅以科技为多。他虽是一个西方人，但却成为洋务潮流中的同道者和参与者。当时，类似这样的人，还有一些。
傅兰雅手迹及其与江南制造局所签订的合约
另一件可以记录的洋务创举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容闳主持下，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被派赴美留学。（原定以15年为期，学成回国。但顽固派担心幼童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13)，因而出死力以阻挠。由是于1881年全数撤回。）同一时期，福州船政学堂也曾派遣30余名留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这是名副其实的走向世界了。在这两批留学生中，出过一些近代著名人物。知名度最高的，前一批里有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一批里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合影
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才。机器、大炮、轮船、电报，饱读八股制义、高头讲章的士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因此，出现了一批专攻军事和工艺的专门学堂。其中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工学堂（1893年）尤为知名。这些地方研讨的是“艺事”。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艺事渐为人重。在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自然还比不上科举制度的尊荣，但它们的存在又会动摇和瓦解科举制度。因此风气稍开之后，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一部分西学课程，古老的书院制度以其顺乎潮流的变化表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切，又推进了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总算起来，洋务运动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大约有30个。这个数目，也可以称为“一批”。同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相比，不见得逊色。正是这一批事业（包括从事文化活动的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西方的史地国情，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哺育出戊戌维新的成批志士。梁启超后来说：“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籍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14)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这一点，洋务的倡导者是始料不及的。
四、“中体西用”
1861年，因出入过“夷场”而早识时务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大概是最先思考用西学辅接中学的人，在这里，取彼之长和守护旧物的意思是同样明显的。继之，身处中西交际之局的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词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七八十年代以后，论者渐多，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诸人往往本之同一旨趣，或引申发挥，或就事论议，多归指于“中体西用”，用一个节略语为命题，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识。甲午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种“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5)。按照今日的分类标准，这些人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之别，但他们却同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各自阐发自己的思想。显然，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如欲细作辨析，那么，洋务派多在朝的当权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谈时务的人们则多不居于庙堂，后者是附从于前者的，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言论先行，实施随之，实施的成败得失，言论家又往往是敏锐的批评者。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
《格致新报》，1898年3月创刊于上海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6)虽说“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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