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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哲学思想影响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那么文化艺术的变化，则直接影响了三教九流中的芸芸众生。所谓文化艺术，一种是指电影。《上海研究资料（续集）》记述说：
追溯极原始的电影（幻灯片）在上海最早公映的记录，乃系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清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七日）颜永京氏在格致书院的映演世界集锦；但这是业余性质的，而且仅偶一为之，所以发生的影响并不大。到了一九〇三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开始在上海以放映电影为营业，才奠定电影放映事业未来发展的基础。
电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夸张，具有如历其境的真实感，能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因此“此项新兴的艺术，实能引起极多数人的爱好与欣赏”(23)。其实，艺术的形式和艺术的内容在这里是不容易分开来的。在中国人能够自摄电影以前，所谓“爱好与欣赏”，当然包括了观赏者对影片所呈现域外风物和情趣的感受。
另一种是新式戏剧。新剧最早出现在上海舞台是19世纪的事。以外国侨民为演员而以外国名剧为蓝本。出身于显宦家庭的孙宝瑄在1902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当天观外国剧的感想：“西人之剧，男女合演，其裳服之华洁，景物之奇丽，歌咏舞蹈合律而应节。人问其佳处何在？余曰：无他，雅而已矣。我国梨园，半皆俗乐，西人则不愧为雅奏。”(24)这种啧啧称羡的比较，说明了上流社会对新剧的接受和欢迎。但西方演员或旅华侨民在中国登台演戏毕竟不是那个时候的常态。因此，西剧虽能使人耳目一新，但影响毕竟不大。它真正为人注目而能发生影响则是在20世纪初。那个时候，成批出洋回国的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留学生，把国外的戏剧形式带回中国，加以改编，在一些新式学校里首先演出。“这无非受着西风东渐的影响，因为西洋人把戏剧认作社会教育，有觉世牖民之功，演戏的什九是有知识的大学生。”(25)
引入新剧者的初志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但别开生面之后，境界动人眼目，遂为其他剧种所移植，并终于搬上了舞台。其间，一部分热衷于藉戏剧以警悟世人的知识者和革命者曾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以粉墨为生涯，以当时人演当时事。于是在传统的“优伶”戏班之外，产生了一种面目不同的新式剧社。他们没有时俗的江湖气，而多慷慨激昂的志士情态。1907年到1911年之间，著名的进化团和春阳社先后演出过《秋瑾》、《徐锡麟》、《革命家庭》、《爱国血》、《东亚风云》、《共和万岁》、《黄鹤楼》等剧目，皆以反映当时政治情绪为宗旨。与电影相比，新式戏剧一开始就更贴近中国人的时务。(26)这种新剧，在辛亥革命后称文明戏，后来遂称话剧。
在新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布景，并影响了旧式舞台的构造。当时人描写十六铺新舞台曰：“台屋构造，半武欧西。有三重楼，可坐数千人。皆绕台作半圆式，台形亦如半月。未开演时，亦垂以幕。”(27)其描述详尽正反映了一种由衷的新鲜感。惯见茶园与戏院合一，以嘈杂喧闹为乐的中国人，一旦置身其间，其情趣当然大不一样。这种明显的比照，对于旧式戏剧是一种冲击和刺激，由此促发了传统戏剧的改良。上海先得风气，旧剧多效法机关布景，与北地气派渐异，“海派”一词于是乎出。
在电影和新剧出现的同时，小说也开始脱出了旧轨。鲁迅曾说：
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28)
一时说部群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尤为状写社会百态而能道其形相者。“小说家者流，自昔未尝为重于国也”(29)，而一变为以谴责社会为能事，这不仅是文人习气的变化，而且是时代观念的变化。1898年，梁启超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民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他称这种小说为“政治小说”，并热心呼唤它们在中国出现。(30)其言不无过夸，然而以西方政治小说与中国谴责小说相比，两者命意确乎有相同的一面。如果说这还只能算是两者间>接的中西感应，那么林纾“耳受而手追之”，以古文义法译欧美小说“一百五十种，都一千二百万言”(31)，则通过悲欢离合的故事，直接搬来了西方的家庭伦理，人情民性和喜怒哀乐。在出现过诋洋为鬼和奉洋若神心理的中国，这些东西无疑会使西方人因之而减去许多“鬼”气和“神”气。其移人观感于无形，比之百千论说更有影响。翻译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正是发始于这个时候的。虽然林纾本人不过是一个半瓶子的新派，但后来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一辈人却多半受过林译小说的熏陶。(32)所以，胡适后来论中国文学五十年之间的变迁，称林纾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林纾
此外，诗歌、绘画都在欧风美雨中发生了新旧嬗变。艺术形式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一面，它以特定的视角反映民族心理的变化和民间情趣的变化。
三、复杂的社会心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和风化雨之中的自觉吸收，也有风雨交作下被迫的吞咽。以“风雨”指物，本来包含着多重内容，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欧风美雨有着一种十分复杂而且矛盾的心理。对这种心理剖而论之，大体可以分析出三层意思：
（一）紧迫与忧虑交集。20世纪初年，秋瑾预为“光复军起义”作檄文，切言“欧风美雨咄咄逼人”(33)，有时不我待之慨。同一时期，陈天华在《警世钟》里所说的“帝国主义何其雄，欧风美雨驰而东”；高天梅在《路亡国亡歌》里所说的“诸君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34)，都抒发了相同的感受。这一类言辞出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之口，意在警悟世人，唤起觉醒。它们表达了紧迫与忧虑交集，然而又不乏民族自强的信心。这些人目睹欧风美雨的驰逼，但他们立论，并不就风雨而论风雨，推其祸始，莫不指矢于满族人的君权。“彼国傥来之物，初何爱于我辈？所何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于斯，居于斯，聚族而安处，一旦者瓜分实见，彼即退处藩服之列，固犹胜始起游牧之族。”(35)因此，欧风美雨压力下所产生的首先不是排外情绪而是反满意识。民族矛盾催化了民族革命。
《国粹学报》
（二）悲怆和恐惧。以主编《国粹学报》而在当时的舆论界标张一帜的邓实强调的是“欧风美雨，驰卷中原，陆沉矣，邱墟矣，亡无日矣”(36)。他愤憾于故家旧物在风雨中的沦亡。与之同调的还有《江苏》第七期的一篇文章：“欧风吹汝屋，美雨袭汝房，汝家族其安在哉！”这些言辞表达了痛哭流涕的悲怆感情和亡国灭种的恐惧心理。它们反映了《辛丑条约》之后的民族危机，从而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欧风美雨中包摄的腥风血雨的抵抗。这一类感情，常常使他们的爱国主义表现出归复旧物的倾向。于是，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产生了“国粹”一词：“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37)这些人并不是旧日的顽固党，但他们却把民族复兴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古学”的复兴：“学者乎！梦梦我思之，泰山之麓，河洛之滨，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如有一二书生，好学信古，抱残守缺，伤小雅之尽废，哀风雨于鸡鸣，以保我祖宗旧有之声名之物，而复我三千年史氏之光荣者乎，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38)国粹会使人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他们中不少人因种族意识而倾向反满革命，也因种族意识而藐视所谓“醉心欧化”者。
唐群英
（三）在欧风美雨中创造中国的近代文明。宁调元说“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39)；唐群英说“文明未播中原种，美雨欧风只自嗟”(40)。这些言辞表达的不是恐惧，甚至不是忧虑。由“重囚”到“唱自由”，讴歌了欧风美雨的思想解放作用；因文明未到中原而“自嗟”，流露了欲得未得的向往和惋惜；自励于“欧风美雨造英雄”则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志士有心追蹑欧美的怀抱。它们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欧风美雨中近代文明的欢迎。这些人与坚守国粹的人们有着同样多的民族主义感情，但他们同时又贴近和感应了世界潮流。两者的同一，使他们把民族的振兴寄托于民族的近代化。
这三个方面的意思富有代表性地抉出了欧风美雨中包含的不同内容，并显示了那一代爱国者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心怀。三者各有宗旨，但都是语重心长有感而发的。其中，就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来说，最积极而有意义的是最后一种。古老的中国在近代百年能曲折而持续地前进，正是最后一种心态见诸行动的结果。时代把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同欧风美雨融于同一个过程。因此，腥风血雨与和风化雨留下的痕迹都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了。
【注释】
(1)[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16页。
(2)《中国灭亡论》，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80页。
(3)梁启超：《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4)《报关业公所落成记碑》，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4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引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343～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重辑张堰志》，卷1，区域志，同上书，331页。
(7)《上海乡土志》，第146课，电灯；《上海小志》，卷3，交通，同上书，335页。
(8)《法华乡志》，卷2，风俗，同上书，336页。
(9)《真如志》卷8，礼俗志；《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引自《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37页。
(10)参见《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志，同上书，38～39页。
(11)《青浦县乡土志》，卷29，风俗；《彭浦里志》卷1，疆域志上，风俗；同上书，336页。
(12)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119～12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14)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19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礼记·昏义第四十四》。
(16)《礼记·昏义第四十四》。
(17)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3，213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
(18)张继煦：《叙论》，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
(19)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二》。
(20)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2031页。
(21)《柳亚子文集》之《自传·年谱·日记》，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2)邹容：《革命军》，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653页。
(23)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533、53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
(2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69页。
(25)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15页，上海，学者书店，1947。
(26)参见上海文化出版社编：《上海掌故》，21～23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2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263页。
(28)《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8集，239页。
(29)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30)参见上书，14页。
(31)参见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189页。
(32)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01页，北平，人文书店，1932。
(33)秋瑾：《光复军起义檄稿》，见《秋瑾集》，21页。
(34)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5），112页。
(35)《光复军起义檄稿》，见《秋瑾集》，21页。
(36)邓实：《中国地方自治制论》，载《政艺通报》1904-03。
(37)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见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52页。
(38)邓实：《古学复兴论》，同上书，60页。
(39)宁调元：《感怀诗》，见《近代诗选》，4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0)唐群英：《绝句八首》，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6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