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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22)
这段话里既有强烈而深沉的社会民族责任感，也有先知先觉的救世意识。但在那时的中国，正是依靠这种救世意识才产生了“中等社会”同“下等社会”的最初联系。从救世意识出发，还有一部分人达到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23)因此，“中等社会”必须走向“下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为伍”，并用新的社会理想“经纪”“下等社会”，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中坚”、进行“有价值之破坏”和“有秩序之革命”。
（一）“与秘密社会为伍”。秘密社会即通常所说的会党，是独立于中国社会行政系统和行会制度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它源于南方而流布全国，分枝极多，除天地会外，还有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江湖会等，在下层社会有巨大的革命潜力。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革命的需要，与秘密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试图在利用它的同时改造它，把它纳入革命的轨道。这种改造与利用的方式大抵有四：一是走访各山堂，进行民主革命的说服动员。如陶成章、魏兰之遍访浙东哥老会诸堂口(24)，万武、刘道一之密访马福益(25)，谭人凤之游说长江会党(26)，黄申芗之联络湖北会党(27)等。二是打进去，以个人身份参加会党组织，取得会党的信任，获取对首领进言、参谋的地位。如陈少白之参加三合会受封为“白扇”(28)；井勿幕在西安与哥老会首领歃血为盟结成三十六弟兄(29)；秋瑾、刘复权等人之加入横滨三合会，受封为“白扇”、“洪棍”（掌刑）、“草鞋”（将军）(30)；林述唐、黄兴之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首领）等(31)。三是拉出来，使会党分子加入革命组织。仅以兴中会为例，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兴中会286名成员中：会党分子入会者共44人，近六分之一。(32)四是建立联络会党的秘密机关或外围组织。前者如光复会在浙江利用温台处会馆，并在上海设立联络点；后者如华兴会为聚集两湖哥老会而组织同仇会。革命党人在与之为伍的同时，积极向他们宣传民族、民主大义，以冀改造其宗旨、组织和作风。这些事实说明了革命党人在“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方面，确实做了许多实在的工作，会党因之也成为反清革命的重要力量，为民主革命作过贡献。但秘密社会有它自己依以生存的土壤，自己的组织和作风，并不容易被改造。它是一个动摇的阶层，“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33)。它的组织和作风，如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分散主义，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革命党人在改造它的过程中又往往被它所改造，在利用它的同时又往往被它所利用。1908年，革命党人（胡汉民）已说“会党首领难用，与其乌合不足恃”。孙武等也认为“对于各会党只可采取联络，不可依为心腹”(34)。于是把运动“下等社会”的重点从会党转移到新军上来。
马福益
邹容及其《革命军》
（二）“与军人社会为伍”。这里所谓“与军人社会为伍”主要指的是与新军为伍。新军的兵源多数来自破产农家的子弟和其他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就怀有不满现状的反抗情绪，自然容易接受革命宣传，何况他们由分散的家庭生活集中到部队中来，更能表现出多数人的力量。但是，新军毕竟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武装，要使他们投身到革命一边来，还必须积极地宣传和争取，即所谓“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革命党人对新军展开的活动，首先是投入新军或入伍为兵。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翙、孔庚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掌握实力。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也投入了新军。有些军事学堂毕业的革命党人被分发到新军中去后，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暗地里宣传革命，如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在1911年就有相当一部分投入新军第十九镇各步、骑、炮、工等兵种的标营中活动。其次，通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地散发革命书刊，其中如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新军中的影响很大。武昌起义老人所写的《武昌首义回忆录》，其中许多人都说到他们曾读过和传递过这类小册子。此外革命党人还组织讲演会，向士兵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利用组织形式开展活动。就湖北来说，最初出现的革命组织，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成员多为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他们在开展活动方面比士兵方便，影响也更大。革命党为了和新军互通声气和争取有革命倾向的官兵，在新军驻营附近、交通要道或租界，设立酒店、杂货店以至住宅，这种商店和住宅也就成了革命的秘密机关。在湖北以外的革命党人较活跃的地区，在新军中组织秘密团体，积蓄革命力量的也不少。如熊成基在安庆新军中主持的“岳王会”，第二十镇中的“武学研究会”，即其实例。
革命党人运动新军革命，到武昌起义前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1.5万人（按：李春萱回忆为1.6万多人，熊秉坤回忆为1.87万多人），纯粹革命党将近2 000人，经过联络而同情革命的约4 000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 000多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35)除清政府控制较严的新军外，多数地区新军中的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义前夕，也大都逐步取得优势。如“滦州北门外师范学堂驻有七十九标一二三三营，自排长以至土兵，十九皆倾向革命”(36)。辛亥革命主要就是依靠新军的起义而取得胜利的。
（三）“与劳动社会为伍”。“劳动社会”以农工为主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比“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远为庞大的社会群体。20世纪初年，“中等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一巨大的社会力量，认为“革命之业，断不能破碎灭裂，侥幸其或成矣”，只有“鸠集群力”才能成功。“劳动社会”日在饥寒交迫中，有很强的革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最天然的同盟者。但它受封建的锢蔽既长且久，受专制政体的钳制最严且酷，胼手胝足，愚昧无知，因而又具有极大的落后性，必须“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37)。否则“虽有千万之大众生，终不得不寂灭”(38)。“夫以富有壮快骁悍之性质之民族而倡破坏于暗败卑劣政府之下，而无政治思想以经纪之，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使赤眉、铜马、黄巾、青犊之群，卢循、徐道复、黄巢、朱温、宋江、李全、张献忠、李自成之属，披倡宇宙间。”(39)其结果非但无功，反遭“野蛮破坏”之祸。因此“与劳动社会为伍”，首先，必须教育“劳动社会”，“指示破坏之方针，指示以收拾破坏之目的，率种姓、风俗、能力、道德同一之民族以趋之。其用在于群，群天下之思想而为有意识之破坏；其事主于积，积天下革命之材力，而为有价值之破坏。故有积极之破坏，即有积极之建设”(40)。引导和教育处于蒙昧状态中的下层群众，把他们纳入民主革命之轨道，使他们成为革命力量，避免盲目的破坏，而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显示了“中等社会”的自信，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劳动社会”中去，而是寄希望于几个“达识之士”和“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振臂一呼”；或用暗杀、“洒血炸弹”来“使四万万众恍然惊觉”。这除了说明“中等社会”的天真幼稚外，还说明了它与中国社会现实某种程度的脱节。
水灾后等待赈济的灾民
革命党人“与下等社会为伍”，主要是与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为伍，但在同一过程中也已意识到引导劳动社会的重要性。这种事实说明，他们不仅看到了“下等社会”需要“中等社会”的指导，而且看到了“中等社会”需要“下等社会”的力量；不仅看到了“下等社会”里的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而且看到了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后面的劳动社会。当然，在他们眼中的劳动社会还是朦胧的，但他们已经开始注目于此了。
三、“中等社会革命”：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在20世纪初年的时论中，法国大革命是常常被引用以说明中国的论题，并一度成为革命与改良大论战双方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理想的论据。改良派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得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41)的结论，故而反对革命。梁启超说：“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泰西革命源于生计问题，“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故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无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之革命”。革命之业“必赖多数人”，革命派“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42)。与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则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战斗激情和理论依据，认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43)，中国革命的前途“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44)，才有成功希望。
革命党人赞成第三等级，但以革命党为代表的“中等社会”不同于第三等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是由纳税者组成的，它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如小业主、小商人和工匠等。纳税把他们连结成一个阵营，与不纳税的僧侣、贵族等特权阶级相抗衡。在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包括金融、工业、商业资产阶级）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大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代表第三等级，而且代表“百分之九十六的国民”。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是不同的。那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具备与封建生产方式抗衡的力量。因此，在第三等级背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社会变革要求。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提供给中等社会的社会变革的基础是不成熟的、薄弱的。新式知识分子是“中等社会”最进步的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里直接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此，他们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脱节。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的阵营相比，在“中等社会”与农工所组成的“下等社会”之间又有某种程度的脱节。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脱节是正常的，但它又必然影响到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建立近代生活的实效。
《民报》发刊词
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层肇始，逐级延及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作始于洋务运动而登场于甲午战争后的改良派曾寄希望于“上等社会”，他们看不起“下等社会”，极言革命之祸以推动清廷变法，并赋予变法以防止“下等社会”揭竿而起的意义。所谓推行君主立宪便可以“防家贼，靖内乱”，“永绝乱萌”，避免“流血的破坏”。直到20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才认识到“中等社会”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积极之破坏”，“有秩序的革命”。尽管这种认识仍然是不明晰的、朦胧的，“中等社会”也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它却使“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有了一定的联系。显然，由“中等社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刘邦、朱元璋之类的英雄事业了。它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间，于平民革命较近之”，实际上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中等社会”革命则“出于国民”，“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45)。也就是说，“中等社会”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因而已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品格，走出了改朝换代的轨辙。“五四”以后，新的宇宙观、人生观一齐涌来，新的一代改革者科学地认识和阐明了下层群众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下等社会”的力量得到了真正的发挥。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革命。而“中等社会”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注释】
(1)窦昌荣选注：《天地会诗歌选》，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广西天地会民谣，流传颇广。张嘉祥后来投顺了朝廷，并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敌手之一。有人因此而不愿意承认这种饱含反抗精神的话出诸他口，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杨笃生：《新湖南》，第四篇，1903。
(4)这里所谓“大工业”究系何人，待考。若按常理推断，当指居于上等社会或与上等社会有密切联系的张之洞、盛宣怀辈。
(5)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99.
(6)《倡学生军说》，载《苏报》，1903-06-24。
(7)《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载《苏报》，1903-06-20。
(8)参见[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6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7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10)参见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见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5辑，617～61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民国《上海县志》，卷17，游寓，见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资料选辑》，321页。
(1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传记，8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13)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16，人物志，统传，见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资料选辑》，324、315、312页。
(14)据《各省商会详表》统计，见《中国年鉴（第一回）》，1544～157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1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册，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见《孙中山选集》，上册，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7)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88页。
(18)《鲁迅全集》，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0)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1)杨笃生：《新湖南》，第二篇，1903。
(22)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3)《民族主义之教育》，载《游学译编》，1903年第10期。
(24)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5)参见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245～24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26)参见《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7)参见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黄申芗，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80页，建国月刊社，1935。
(29)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31、17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0)参见王时泽：《回忆秋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225页。
(31)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列表统计，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30页。
(3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46页。
(3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08页。
(35)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125页。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291页。
(37)《民族主义之教育》，载《游学译编》，1903年第10期。
(38)《中国之改造》，载《大陆》，1903年第4期。
(39)《民族主义之教育》，载《游学译编》，1903年第10期。
(40)《民族主义之教育》，载《游学译编》，1903年第10期。
(41)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载《新民丛报》，1906年第85期。
(4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载《新民丛报》，1904年46～48期合本。
(43)《中国革命史论》，见《陈天华集》，21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44)《绝命辞》，同上书，236页。
(45)《中国革命史论》，见《陈天华集》，214、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