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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这部分，资料也常常不适当、不准确。在很多情况下，晚近重修的版本照抄十年前或百年前的版本，并未做出必要的修订，因而从中看不出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时，在小地方或偏远地区，由于缺乏可靠材料，即使是最为认真的修纂者也无力修出令人满意的方志来。[3]
私家著述的问题也不少。这些著述的作者，属于知识阶层，由于其中大多数是绅士，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与官方文献拟定者、地方志修纂者的相类似。他们以私人身份著述，因而比起官方文献的作者来说，在描述其所看到的事实、表达他们的信念等方面，或许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确信他们不会有什么偏见，或在著述中不会出错。
以上所述表明，在取舍材料上必须谨慎。对于那些可靠性很值得怀疑的著述，笔者避免引用。但在一些情况下，笔者不得不在值得怀疑的资料和根本没有材料可以利用之间，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亦即是说，利用这样的材料时，要根据已知的历史背景来加以检验，如果可能的话也参照西方作者的著述，并对已知存在偏见或失真的地方给予适当的保留，以减少发生错误的空间。
西方作者，特别是那些在19世纪中国耳闻目睹帝国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的西方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这些人来自许多文化传统不同的地方，拥有某些中国作者不具备的优势。他们没有中国作者那种特有的偏见，因此能够以某种超然的眼光来观察事态的发展。此外，他们来到陌生的土地上，对身边日常发生的事，都会加以思索，因此，那些容易为中国本土撰述者遗忘而又有意义的事件，就很有可能为这些外国作者所察觉。例如，在一些西方著述中有关乡村景象和乡村活动的生动描写，在中国著述者看来，就觉得再普通不过，根本不值得记述。但这并不等于说西方作者就没有其不足。他们经常喜欢按照自己的社会背景来诠释中国社会和制度，他们几乎都受到所谓“文化统觉”（culture apperception）的扭曲影响；而且，出于个人特有风格、偏爱或纯粹的无知，其中一些西方作者的叙述容易引起误解或混乱。[4]因此，笔者认为，引用国外著述同引用本国材料一样，都必须小心、谨慎。
在两种情况下，笔者会引用描述19世纪以后的相关资料————笔者认为一项资料可以清楚地显示19世纪的情况，以及在写作时缺乏有关19世纪确切而又直接的资料可以利用。显然，引用这种资料要冒风险。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乡村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发生广泛而根本的变化。因此，从有关19世纪后中国社会情况的资料来推论稍早的情况可能出现的差错，不会影响笔者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准确描绘。[5]还应该指出的是，笔者引用这种资料很谨慎，而且仅限于少数事例。
志谢
笔者对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的同事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参加了中国近代历史项目的研究。特别是张仲礼（Chungli Chang）、梅谷（Franz Michael）、施友忠（Vincent Y.C.Shih）、戴德华（George E.Taylor）、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诸先生。笔者开始研究中国乡村时犹豫不决，是他们打消了笔者的疑虑，鼓励笔者勇敢地面对挑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才有机会进入一个此前浅尝辄止的研究领域。在撰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他们又不断鼓励，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笔者受益颇多，备受鼓舞。即使笔者有时在某个问题上认为自己不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也总是为他们那犀利的评论所折服，而对那个问题重新加以检视，从而以更恰当的言语来展示证据，或者以更谨严的方式来作出结论。当然，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的不足，当由笔者独力承担。
笔者要特别感谢戴德华先生。他几次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笔者那冗长的草稿，提出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笔者也要特别感谢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 Greenwood）女士。她以令人钦佩的审慎和耐心细致的精神对草稿进行了编辑。笔者还要特别感谢默西迪斯·麦克唐纳（Mercedes Macdonald），他承担了检查参考文献、出处、注释和征引书目等繁重的工作，并为印刷厂准备好了稿件。对于他们无私、慷慨的帮助，笔者真是感激不尽！
萧公权
1957年10月10日于华盛顿大学
* * *
[1] 文晟，《嘉应州志》（1898），29/68a，引旧志中黄钊所作序。〔译者按：温仲和《嘉应州志》（1898）29/68a载：文晟《嘉应州志增补考略》，黄钊序：“郡邑有志，皆官书也，书不必官自为之，官董之，同郡邑人成之。成之者非一手，故讹舛罣漏，可指摘者多。”此段应为正文所本，原注偶误。〕
[2] 恩锡引毛奇龄（1623——1716）的话，参见《徐州府志》（1874）序。
[3] 贺长龄（1785——1848）《遵义府志》序，《耐庵文存》，6/12a-b。
[4] 例如，George W.Cooke，China：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1858），pp.391-392，提醒人们要注意那些“在中国待上20年、说中国话的人”（twenty-years-in-the-country-and-speak-the-language men）所作的混乱诠释。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in Cathay：the Story of Twelve Years’ Strenuous Missionary Work during Stir ring Times，Mainly Spent in Yenanfu（1917），p.75，也提醒说，要注意“环球旅行家”（globe-trotters）在关于远东的书中所作的所谓“权威叙述”。
[5] Henry S.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3rd ed.；1876），pp.6-7，这样论证说：“我们熟知当代社会发生的事情、存在着的观念和习惯，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观念和习惯来推论过去的情况。即是说，我们不仅可以从有关过去情况的历史记录中来推理过去，而且可以从在当今世界上已消失却仍然能找到的痕迹中去推论过去……因此，直接观察帮助了历史调查，历史调查反过来有助于直接观察。”笔者并不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同Maine先生相比，笔者对从“直接观察”中推论历史的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