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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帝征冯夫人自问状。

    注曰:即此事与数诏问赵充国事,参而观之,《通鉴》所纪一千三百余年间,明审之君,一人而已。(卷二七)

    此所谓感伤近事也。开庆元年,贾似道汉阳之败,通国皆知,而理宗不知;咸淳间襄阳之围,亦通国皆知,而似道讳莫如深。《宋季三朝政要》载:“咸淳六年,上一日问似道曰:‘襄阳之围三年矣,奈何?’对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问其人,无何,以他事赐死。自是边事无人敢对上言者。”时度宗年已三十有一,非冲幼可比,蔽塞如此,身之所以慨汉宣之明审,为千古一人也。

    【后略】

    劝戒篇第十

    劝戒为史家之大作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劝戒起于经历,经历不必尽由读书,然读书则可以古人之经历为经历,一展卷而千百年之得失灿然矣。故《胡注》于史事之可以垂戒者,每不惮重言以揭之曰:“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孔子云:“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谓也。

    【后略】

    治术篇第十一

    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表微》初拟立《君道》、《相业》诸篇,今特删并于《治术》,亦不多尚空言之意耳。

    周显王三十五年,屈宜臼谓韩昭侯曰:“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

    注曰:徐广曰:“时衰耗而作奢侈。”言国家多难而势诎。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余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时诎举赢”,盖古语也。(卷二)

    此盖为宋徽宗言之。《泊宅编》言:“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励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役夫各赐银椀并官,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是时辽夏交侵,金人亦乘机思动,国家多难而势诎,政府渺不恤民,而举事反若有赢余也。

    周赧王四十四年,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注曰:观此,则赵奢岂特善兵哉,可使治国也。(卷五)

    国法贵平等,任何人不应享有特权。《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条,言:“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遇有差赋,唯及贫民。”天下所以不平也。今赵奢能执法,平原君亦能服善,此其所以为浊世佳公子欤!

    【后略】

    臣节篇第十二

    臣节者人臣事君之大节。《公羊·庄四年传》言:“国、君一体也。”故其时忠于君即忠于国。所谓忠于国者,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国亡而不亡,必其无封疆之寄焉可也;国亡不亡,而犹欲保全其禄位,必顽钝无耻,贪利卖国之徒也。故《胡注》之论臣节,以能致其身为第一义,抗节不仕者次之,保禄位而背宗国者,在所必摈也,况助敌国以噬宗国者乎!

    【后略】

    伦纪篇十三

    伦纪为人类所共有,无间华夷。不过世治则修明,世衰则败坏而已。伦纪之坏,多由感情,感情之伤,多由谗构,谗构之起,多因权利。故感情如薪,权利如火,谗构如风。欲维持所谓伦纪者,非敛感情,远权利,防谗构不可。自晋八王乱后,五胡十六国,骨肉残杀,相染成风,极人伦之大变。《胡注》于此,不惜痦口哓音言之,亦冀以息内争而销外侮云尔。

    【后略】

    出处篇第十四

    出处之于人大矣,迫于饥寒,怵于威力,炫于荣利,皆足以失其所守也。故身之注《通鉴》,于出处之节,三致意焉。辑而存之,不啻一卷《梅涧语录》。即身之生平出处,亦可于此见之。如五十三卷之仇香,六十四卷之荀悦,一百七十九卷之李文博,皆身之所以自况也。惜乎王梓材撰《宋元学案补遗》,未及取材于此。

    【后略】

    边事篇第十五

    边事犹今言国际之事,息息与本国相通,不可不知己知彼者也。南宋国势孱弱,百年大计,争持于和战之间,结果和与战皆失,驯至亡国,可慨也已!身之所论,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乘之机。纵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与而毋贻拒虎进狼之悔,斯可谓善于交邻者矣。

    汉高帝七年,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

    注曰: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遗阏氏曰:“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言于冒顿,令解围。”余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卷一一)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后略】

    夷夏篇第十六

    夷夏者,谓夷与夏之观念,在今语为民族意识。《公羊·成十五年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内外亲疏之情,出于自然,不独夏对夷有之,夷对夏亦宜然,是之谓民族意识。当国家承平及统一时,此种意识不显也;当国土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

    【后略】

    民心篇第十七

    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故《夷夏》篇后,继以《民心》。

    【后略】

    释老篇第十八

    《通鉴》以资治为名,释老之事,载者较少,故严衍《通鉴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言:“《通鉴》如佛图澄、寇谦之等,亦既因事而见矣,馀皆弗录。然二氏之教,流传既久,即不足垂训,亦何必不存其说也。”又康熙间仁和张星曜撰《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以袁氏《本末》未有专纪释老乱国之篇,乃引正史所载,附以裨官杂记,及诸儒明辨之语,集为一书,其稿本见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其所辑尚有《天教明辨》,写本二十厚册,吾尝得之马相伯先生。张盖天主教徒,其书名补袁氏,实以辟佛老也。然信仰贵自由,佛老不当辟,犹之天主不当辟也。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况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祆、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属,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振,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吾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胡身之注《通鉴》,于释老掌故,类能疏通疑滞,间有所讥切,亦只就事论事,无辟异端习气,与胡明仲《读史管见》之攘臂而争者不同,足觇其学养之粹,识量之宏也。兹特撮其语为一篇以示概。

    【后略】

    生死篇第十九

    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自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言,人遂以为儒家不谈生死。不知“死生有命”,固儒家所恒言,即《鲁论》一书,言生死者何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生须有意义之说也。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此死须有价值之说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此生之无意义者也。“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此死之有价值者也。至于死之无价值者,“匹夫匹妇,自经沟渎”是也。生之有意义者,“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是也。夫管仲之生,子路、子贡皆疑之,夫子独仁之,何哉?桓公、子纠,兄弟争国,内乱也;蛮夷猾夏,外患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内外轻重生死之宜,剖析何等透澈,岂偷生者所能借口哉!胡身之生乱世,颇措意于生死之际,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无意义也;又恒讥人不得其死,以其死无价值也。兹特表而出之。

    【中略】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蜀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谓蜀主曰:“以吾观之,惟高彦俦太原旧人,终不负汝,自徐无足任者。”蜀主不能从。

    注曰:及孟氏之亡,仅高彦俦一人能以死殉国。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妇人志节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卷二九三)

    此有感于宋杨太后之殉国也。新会厓山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天祥、陆秀夫、枢密使张世杰。又有全节庙,即慈元殿,祀杨太后。庙有陈白沙先生撰《慈元庙碑》,并书,文载《白沙子集》一。又有白沙弟子张诩撰《全节庙碑》云:“后,度宗之淑妃也。当胡兵直捣临安时,帝后王臣,尽为俘虏,独后负其子益王是与广王昺,航海奔闽。于是群臣奉昰即帝位,册后为太后,帝崩,复立昺,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陆秀夫辈,卧薪尝胆,为宗社恢复图。既而胡兵近逼厓山,陆秀夫知事不可为,负帝昺赴海死。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间关至此者,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亦赴水死。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贤,前称高、曹,后称向、孟,亦皆可以为难矣,然皆处常而能正者耳。至于流离患难,卓然能炳大义,一君亡,复立一君,而以身殉之,其死也为社稷死,为国家死,为纲常死,为谨内外辨华夷死,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其有功于世教也大矣。”文载道光《新会志》四,盖极力发挥后死之有价值者。全谢山《慈元全节庙碑跋》云:“宋杨太后殉厓山之难,至明弘治中,布政刘公大夏始为之庙,陈先生献章始为之碑。陈先生书法最工,其书慈元庙碑尤加意,予谒祠下,拓其碑,而跋以诗曰:‘高、曹、向、孟皆贤后,尚有芳魂殉落晖,一洗签名臣妾辱,虞渊双抱二王归。’窃自以为工,足附陈先生之碑以传也。”跋见《鲒埼亭集》卅八。曹、高、向、孟,为仁、英、神、哲四宗后。高、曹应作曹、高,谢山偶沿张诩碑而误耳。杨太后之殉国,身之所谓“丈夫多有愧焉者”也。

    货利篇第二十

    货利者人之所同欲,而最能陷溺人者也,故昔人以利为大戒。然虽戒之,人仍趋之,则以人之于货利犹水火,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个人可以忍饿,不能置父母妻子不顾也。故鲁褒有《钱神》之论,韩愈有《送穷》之文,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矣。虽然,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过剩,亦足为灾也。今天下攘攘者,果为生活而已乎?抑尚有无厌之求乎?胡身之目击当时好货之习,不可向迩,故其注《通鉴》,于唐德宗及五代时事,寄慨特多,亦乱极思治之意也,故《表微》以是终焉。

    【中略】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帝还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生之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宫中所有,请悉出之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帝曰:“善。”即罢率民,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中外闻之大悦。

    注曰:妇人之智及此,异乎唐庄宗之刘后矣。鄙语有之:“福至心灵,祸来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卷二八六)

    二后不同,在一能达观,一不能达观;一明大义,一不明大义。二人者盖修养不同耳。

    又,汉人尝事麻答者,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恒人以其贪虐,谓之白麻答。

    注曰:言其贪虐似麻答,特姓白耳。然再荣以贪虐殖财,郭威入汴,竟以多财殒其身。天道好还,盖昭昭矣。(卷二八七)

    麻答契丹帅,尝蹂躏镇州,民不堪其虐。白再荣与诸将共逐之,民方以为重睹天日也,而再荣之贪虐,不减于麻答。所谓以暴易暴,镇民何贵有此“光复”耶!郭威入汴,军士乃围攻再荣于第,尽取其财而斩之。贪人之下场,往往如此,亦何益矣。

    【后略】

    重印后记

    《通鉴胡注表微》是抗日战争时我在北京写的。

    南宋史学家胡三省,宋亡后,坚决不做元朝的官;他隐居山中,度过极艰苦的生活,在图书很难得的情况下,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通鉴》的注解。像《通鉴》这样一部包括一千多年历史的编年巨著,要给它做注解,无疑是一项艰辛的工作。虽说前四史有旧注,但不是都可采用;至于晋到五代各史,本来都没有注。胡三省能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实在值得敬佩。《胡注》不仅对阅读《通鉴》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研究晋、宋以来诸史也有很多启发。所以说《胡注》和《通鉴》同样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胡三省(一二三〇————一三〇二)是浙东宁海人,字身之。他生当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出生以前,中国北部已经被金占领;还在幼年,元又灭金侵宋;以后他就在宋元长期战争的环境里长大。宝祐四年(一二五六),他廿七岁,和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中进士。据他儿子幼文写的墓志,他最初做吉州泰和县尉,调庆元慈溪县尉,由于刚直,得罪了庆元郡守厉文翁,罢了官。此后,他做过扬州江都丞、江陵县令、怀宁县令。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做寿春府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当时主管两淮制置司事的是李庭芝,他可能就是在李的幕下。咸淳六年(一二七〇)李庭芝调京湖制置,他回杭州。咸淳十年(一二七四),他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当时制置使是汪立信。先是元军集中兵力围攻襄阳,汪立信曾献御敌三策,宰相贾似道置之不理。御敌三策可能就是胡三省所拟。襄阳失守,胡三省感到非常痛心,在《通鉴注》里几次表示他的愤慨。

    襄阳失守后,长江中下游很快就被元军占领。德祐二年(一二七六),临安失陷,帝后投降。再三年,文天祥在战斗中被俘,张世杰覆舟牺牲,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胡三省那时正五十岁,他在悲愤之余,就把全部精神寄托在他还没有完成的《通鉴注》上。到一二八五年,他五十六岁,这部书才脱稿,但修改工夫,一直继续到他七十三岁死的那一年。

    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

    但是,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是在长时期里被埋没着,从来就没有人给他写过传记。到清朝,有人认为他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究竟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研究。相反的,有些人著书专攻击《胡注》,但是谈到的都是注中的小毛病,无关宏旨。

    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近来好些朋友劝我重印这本书。我想,这是旧作,是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旧作,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自然有不少幼稚及迂阔的言论,但是作为对胡三省的研究,特别是他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我是用了相当力量的。而且这本书对理解《通鉴》和《通鉴注》,可能是有帮助的。因此同意重印,并借此向大家请教。全书除稍删动个别字句外,仍按原稿不动,以为我学识的记里碑。至于标点符号,勘对原书和征引书目等等,多靠刘乃和同志,特此附记。

    陈垣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

    * * *

    [1] 此书先发表于《辅仁学志》第十三卷及十四卷之一、二合期(1945、1946年)。建国后,由科学出版社(1958年)及中华书局(1962年)先后印行出书。此处用1962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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