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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淳朴要是感动我们，巴金先生的热情要是吸引我们，茅盾先生的材料却最切近自然主义者的现实。站在我们这些俗人当中，他最游刃有余。他明白现代物质文明的繁复的机构。他作品的力并不来自艺术的提炼，而是由于凡俗的浩瀚的接识。坏时候，他的小说起人报章小说的感觉；然而好时候，没有一位中国作家比他更其能够令人想起巴尔扎克。他的效果往往不在修词润句，而在材料的本质。小说家需要凡俗，凡俗即力。缺乏这种凡俗的质料，沈从文先生是一位美妙的故事家，巴金先生是一位伟大的自白者。
没有作品承继《蚀》。没有另一部作品更其接近一九二七年的小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茅盾先生不写一九二七年的农民；他有道理：他不熟悉。然而，自从《春蚕》问世，或者不如说，自从农业崩溃，如火如荼，我们的文学开了一阵绚烂的野花，结了一阵奇异的山果。在这些花果之中，不算戏剧在内，鲜妍有萧红女士的《生死场》，工力有吴组缃先生的《一千八百担》，稍早便有《丰收》的作者叶紫。
叶紫的小说始终仿佛一棵烧焦了的幼树，没有《生死场》行文的情致，没有《一千八百担》语言的生动，不见任何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的骨干，那给人茁壮的感觉，那不幸而遭电殛的暮春的幼树。它有所象征。这里什么也不见，只见苦难，和苦难之余的向上的意志。我们不妨借用悲壮两个字形容。他不悲观，虽说他应当清楚自己寿命不长。给他的作品寻找一个比喻，那最确切的，最象征的，怕还就是他的身体。即使神圣的抗战不会发生，随便在什么时日，什么地点，脉息会有全部停止的可能的身体。他的情形是触望的，然而远瞩未来，他的灵魂自身便是希望。他必须写。他必须撒布光明的种子。他把这叫做债 ② 。我们说这是力，赤裸裸的力，一种坚韧的生之力。
他的内容，无论详略，永远是斗争的，有产与无产相为对峙，假如无产这方面失败了，他给无产留下象征的希望。在真实的叙写之中，我们常常感到勉强与夸张。决定他观察的角度的，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心情，而是态度和理论。《秋收》里面的通宝是一个典型的劳而无功的老农，犹如《樱桃园》里面的费尔司（Firse），在封建社会长大，随着破灭的封建社会死去，然而茅盾先生的政治意识不肯让他糊里糊涂撒手：
当他断气的时候，舌头已经僵硬不能说话，眼睛却还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头似乎说：“真想不到你是对的！真奇怪！”
这里积极的暗示超出了正常的自然主义。我们接受这种“似乎”的字样，因为这在我们理想的人性之内。同茅盾先生一比，叶紫成了一位百折不挠的军官。他的人马出生入死，疮痍满身，踬而复起。云普叔的遭际把老通宝的痛苦比成黯然无色，虽说病倒了，虽说“迟疑”，他有一口活气鼓励他的儿子造反。《电网外》里面的王伯伯还要悲惨，然而他不自杀，他跳下上吊的脚凳。
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
同样是《星》里面的梅春姐，丢下阴沉的家屋，
没有留恋，没有悲哀，而且还没有目的地走着。
她有目的。星光在指点她：
“你向那东方去罢！”
当时的东方是江西。
要是老通宝失败，茅盾先生另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小儿子，那不长进的反抗的多多头。他们属于同一阶级，象征两种存在：前者是过去在现实之中结束，后者是未来在现实之中成长。阶级在斗争，老少
在交替。这是一种题目的对比。这种同一阶级的对比，我们不时在叶紫的小说看见。云普叔有一个不孝的儿子立秋同他山上的伙伴，杨七公公有一个倔强的儿子福生和他们的同乡小五子。父亲与父亲的一代（《星》里面的四公公，老六伯伯和关胡子……）是迷信的，安于命的；儿子与儿子的一代（那数点不清的凸出的一群……）是坚强的，叛逆的。然而，息息相关，在这同一阶段，服从与友爱滋润着外来的暴戾之气。
他们全要活着。他们没有道路去活。这种生之意志的执着，犹如地之恋的深永，正是我们农人美好的品德。为了少许希望，一线光明，中国人可以忍受猪狗不如的生存。叶紫的观察并不错误。王伯伯的出走不合情理，然而从这一点去看，未尝不是应当。还有比人世本身更不合情理的？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他们是逼上梁山。自古如此。强壮，仁厚，他们结成不可轻侮的一群。云普叔备了一桌丰盛的打租饭，未曾软化地主者群，反而遭受他们的抢掠。他是一个前车之鉴。佃户挽成一道绝崖，何八爷之流站立不得，滚下万劫不复的深渊。《火》是积极的指引，《山村一夜》是消极的教训。
作者无从把持他的情感。他憎恨那些虎伥，地主与军警。他把爱全给了农夫，革命者，他们的轮廓因而粗大，却并不因而多所真实。这是情人眼里的西施，然而仅仅是些影子，缺乏深致的心理存在。至于那些分不到他些微同情的男女，他的憎恨同样不容他过细停留。他把他们勾成花脸小丑。这里是盛怒，沉郁；这里是不饶恕。他不能够平静。他的回忆在沸腾。一切是力，然而一切是速写。我们明白主宰是政治的意向，但是，我们烦躁，因为惊叹符志那样多，我们在艺术领会之中，不时听见作者枯哑的呼喊。父母出卖女儿，“目不转睛地噙着泪水对英英注视着”，随即是：
再多看一眼罢，这是最后的相见啊！
作者不克自制，他从叙述一步跳到诗歌。刘 妈为了复仇做假向导，把军队带进埋伏的阵地。军队发见受了骗，给了她一枪。她“浑身的知觉在一刹那间消灭了”，作者安慰我们，
她微笑着。
虽说没有惊叹符志，强烈的情感把现实化入象征的世界。我们接受作者的渲染，因为我们和他一样敬仰刘 妈。《星》的题目来自一个造作如若不是孩气的象征，情人的眼睛类似北斗星，北斗星好像光明。在这部一九二七年事变的插曲里面，惊叹符志多到不堪想象，俯拾即是：
当他们快要爬到那湖滨的时候，……突然地，给一个东西一绊，————梅春姐和黄便连身子都给绊倒下来了！
三四只粗大的黑手，连忙捉着，抓住着他们的胸襟！————当他们明白了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情之后，便一齐震得，疼痛得昏迷过去了！……
夜的黑暗的天空中，正开始飘飞着一阵细细的雨滴！……
作者把自己遗失在他为别人修建的迷宫。
而且缺乏词汇。他没有字句调节他情感的沉浮。他指出“秋虫的悲哀的呜咽”，跳过三四段，重复一句（仅仅改换词性）：
虫声更加呜咽得悲哀了。
他修辞的方式和他的情感同样直来直往，每每陷入雷同，衬出他学殖的贫瘠。《丰收》有这样一个有力的句子：
整个的农村，算是暂时的安定了。安定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某一个巨大的浪潮来毁灭它！
《火》里面仿佛故雨重逢：
田原沉静着，好像是在期待着某一个大变动的到来。
这在《夜哨线》成了公式：
夜色：深沉的，严肃的，像静着一个火山的爆裂。
我们勿须乎苛责，叶紫是清醒的，《丰收》的自序是一篇忠实的检举。他明白自己太缺少艺术成分。然后：
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毛脚毛手。有时候，作者简直像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
他一语道破他的长处短处。他没有字句，他的热情也不容他有。他所能够给的是黑白分明的铅画，不是光影匀净的油画。他揉搓不出富有造型美丽的人。
不曾为自己准备工具，又“没有余裕的工夫”，他郑重声明他“年青得很”，“能够刻苦地，辛勤地，不断地学习”。从《丰收》到《星》，假如文字依然故我，是舶来的，是生涩的，我们看见他在努力扩展自己。他的农夫繁复了，例如陈德隆，一个粗犷然而值得原谅的汉子，是梅春姐的魔星，却同她一样是封建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牺牲。一九三六年八月，在他大病之后，他补成《星》的第四章，开始从事另一个中篇。《菱》的第一章写了一万字光景，他搁下笔，去了内地，如今读着这没有完成的第一章，我们惊于他的进步 ③ 。文字不再跳动，叙述增加妩媚，尤其是第五节，乡下人月夜采菱，官保（仿佛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划了一只小筏子，等候堡子里面的小姐，在湖心和一个赖皮打架……下文不可复睹了！
还有比这可痛惜的？死带走了最好的部分。
然而有人将牢牢记住叶紫。他成全了历史。在我们青年活动的记录上，他将占去一页。我们从他的小说看到的不仅是农人苦人，也许全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在血泪中凝定的灵魂。
一九四○年二月十二日
注 释
① 叶紫什么时候来到上海，我们不清楚，大约总在1933年写作《丰收》之前。同年5月2日，他写成《丰收》；6月10日，《火》；9月1日，《电网外》；9月29日，《向导》；12月26日，《夜哨线》；然后1934年6月13日，《杨七公公过年》；以上六篇收在1935年3月出版的《丰收》（奴隶丛书之一）。1937年4月，《山村一夜》（良友书店印行）短篇集问世，里面也是六篇：1935年2月20日，他写成《偷莲》；4月，《鱼》；1936年5月19日，《校长先生》；7月9日，《山村一夜》；10月2日，《湖上》，最后一篇是《电车上》。1935年3月，他写成中篇《星》，其中第四章于1936年8月补成，全书于12月问世。神圣的抗战爆发，他在9、10月之间离开上海。
② 参阅满红先生的《悼丰收的作者————叶紫》，载在第一卷第二期的《长风》月刊。叶紫曾经对他讲：“我现在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债务太重了。我亲历了不知多少斗争的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时刻在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勒逼’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然而，我这支拙笔啊！我能为他们写下些什么呢？……”
③ 原稿未曾发表，现由巴金先生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