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农杂文》自序 (2/2)

爱看小说网 www.izxs.net，最快更新国语问题最新章节！

看出；所以，即使尽力选择，也未必能选到理想的程度。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别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决然不会一样的。有几篇东西，我自己觉得作得很坏，然而各处都在选用着；有几篇我比较惬意些，却从没有人选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选的人说：“你要选还不如选这几篇，那几篇实在做得不好。”他还不肯听我的话，或者是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同我抗辩。因此我想：在这一个“选”字上，还是应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标准呢，还是应以别人的眼光做标准呢？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如暂时不用这个字。说到“存”字，区区大有战战兢兢连呼“小的不敢”之意！因为存也者，谓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来文人不知几万千，所作文字岂止汗牛而充栋，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藉曰存者，在我以为可存，然无张天师之妙法，岂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对不可懂的文章，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几天我和适之在孙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许多陶知行先生的诗稿给我们看。我们翻了一翻，觉得就全体看来，似乎很有些像冯玉祥一派的诗；但是中间有一句“风高谁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说：“这是句好句子。”适之说：“怎么讲法？”我说：“不可讲；但好处就在于不可讲。”适之不以我说为然，我也没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现在还认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胆的说：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作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颗明珠，紧紧握在手中，不给人看，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颗砂粒，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紧握着，闹得满头大汗，岂作笑话！我不能作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愿作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作作可懂的文章，无论是好也罢，不好也罢；要是有人因此说我是低能儿，我也只得自认为活该！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要是有人指鹿为马，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好像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那里去了！所谓“抓住时代精神”，所谓“站在时代面前”，这种的美谈我也何尝不羡慕，何尝不想望呢？无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这在我个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几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作得好，而是因为可以纪念着某一时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种经验；或者是，因为可以纪念我对于文字上的某一种试验或努力————这种试验或努力，或者是失败了，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而别人却成功了；严格说来，这种的试验品已大可扔弃，然对于我个人终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原拟直编至现时为止，合出一厚本，将来每次再版，随时加入新文；后因此种方法，于出板［版］人及读者两方，都有相当的不便，故改为分册出版，每三百余面为一册。

    承商鸿逵兄助我校勘印样，周殿福郝墀吴永淇三兄助我抄录旧稿，书此致谢。

    193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