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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与宦官
和帝以后百年间是汉室渐趋灭亡的时期，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外戚与宦官是帝制的两种不可避免的弱点。作为皇权制度的寄生虫，皇权越集中，他们的权势也就越大。随着东汉以来皇权的膨胀和专制政治体制的加强，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也开始狐假虎威，在绝对皇权的庇护下作威作福，甚至达到了操纵皇帝、肆行废立的地步。
中兴之初，虽然极力防范，但到章帝时外戚又渐渐抬头，窦宪是章帝的皇后之兄，在章帝在位之时就已经位高权重，他甚至骄横到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而公主却畏惮窦宪的权势而不敢吭声。窦宪的气焰，可见一斑。章帝死后，和帝即位，太后临朝，窦宪更加嚣张。窦宪的党羽，遍布朝野，他的奴客甚至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有心除掉窦宪，苦于身边大臣皆为窦宪党羽而只得依靠宦官。永元四年（92年），宦官郑众受命指挥自己的亲信禁军除掉了窦宪。郑众因功封侯，并参预政事，这是宦官专理朝政和封侯的开始。
和帝以下政治就又为外戚操纵。历代外戚都故意立幼主，甚至立仍在襁褓中的婴儿，以便国舅假借青年太后的名义把持一切。汉顺帝死后，梁太后及其兄梁冀先后选立两岁的汉冲帝，八岁的汉质帝，十五岁的汉桓帝。梁冀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年幼的汉质帝虽为儿童，亦对梁冀的行为有所不满，称之为“跋扈将军”，梁冀知道后竟将质帝毒害。当时百官迁召，都要到梁冀门下谢恩，然后才能到相关机构报到。若官员不顺从梁冀的各种勒索，往往被之杀害。梁冀当权期间，一门之中，有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两人任大将军，女子食邑称君者七人，与公主结婚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
皇帝成年之后，往往认为只有宦官能铲除跋扈的外戚；但宦官弄权，国事更无办法。宦官和外戚本是一丘之貉，外戚飞扬跋扈，宦官也同样的横行不法，宦官们可以当官，可以封侯，甚至可以养子袭爵，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汉桓帝时，单超等五位宦官因诛杀梁冀而封侯，世称“五侯”。“五侯”们的生活完全仿照宫中制度，他们的兄弟亲戚勒索州郡，残害百姓，与盗贼无异。
和帝以下百年间的政治史就是外戚与宦官的轮流捣乱史，在这种情形下，一切法定的政治制度都不能维持，政治又返回到原始时代的野蛮斗杀。
二 政治制度之破裂————国军消灭与地方割据
光武帝废郡国军，只留中央军与重要边地的驻屯军。这并不见得是中央集权的政策：一般人早就不要当兵，与其继续维持有名无实的地方军，还不如直接废除为便。但人民既然不愿当兵，中央军也是同样的难以维持；所以到后来只有边疆归化的羌胡兵还勉强可用，甚至大家认为这是当然的事，丝毫不以为怪。并且不只衰乱的末世如此，东汉强盛时最值得纪念的武功胜利，实际亦大半是外族兵的功劳。
窦宪出击北匈奴之时，就曾利用南匈奴和羌胡的军队配合作战，史载窦宪出兵时率“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后汉书·窦宪传》）。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各军阀利用鲜卑、乌桓、羌族“以胡治胡”和打击敌人更是常态。如军阀韩遂就利用羌族武装进攻州郡，而当时防守韩遂的将领曾建议利用乌桓和鲜卑的力量进行对抗。
郡国军虽然废除，维持各地的治安仍需武力。所以州牧太守一定都要招募士兵。但这是地方官的私军，不属于国家，也不为国家所用。在东汉，各州郡都有独霸一方的豪强地主，这些豪强在他们的庄园中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地主的田庄相对独立，因此往往成为内聚力很强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的武装实力足可以与政府军对抗。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拒绝地方官入境。
中央军消灭，宦官外戚交互捣乱，天下骚动，拥有私军的地方官尾大不掉，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黄巾军起义后，很多军阀都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武装而割据城池，或者由一个比较有威望的大豪强聚集其他拥有宾客部曲的豪强形成自己的势力。
三 政治制度之破裂————财政与一般政治之紊乱
天下骚动的时代，财政一定混乱不堪，吏治也必因而破坏，甚至由正路做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天下大旱，财政危机开始显现。汉桓帝时期，蝗灾和洪水又席卷大半州郡，同时不断兴起的各族人民反抗起义又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在东汉王朝这种风雨飘摇的情况下，统治者想的不是稳定局面，而是继续他们的腐朽生活和黑暗统治。汉灵帝后宫彩女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为了满足宫廷需要，灵帝公开卖官鬻爵，设专门机构————西邸，以按所售官职的级别收费。公卿这样的高位也是可以卖的，如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汉灵帝甚至还向周围的人抱怨当初有些官职要价过低。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的吏治腐败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捞回自己买官时的花费，官员贪赃已是常事，地方官除了苛捐杂税外，更为了报功而虚报赋税和人口，多出的这些税，自然要由百姓来负担。汉安帝时期在这种种积因的推动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见得能挽回颓局。当时偏逢一些低能儿的皇帝，天下大势于是一去不可收拾。
四 天灾人祸与人口之减少
除人为的各种祸难之外，此时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举一年为例，天灾人祸的纷至沓来已很可惊，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灾即达十一次，旱灾七次，蝗灾七次，受灾范围遍及中华大地。当时，“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后汉书·陈忠传》），盗贼遍地，天下成了盗匪的世界。纲纪败坏，国家即或要尽一点救济贫弱的责任，也十分困难。
永初二年（108年），“剧贼”毕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厌次河战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为东郡太守镇压。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贼”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义军三千余人活动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两千石、令、长。次年，张伯路与渤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部会合，攻厌次，杀长吏，转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节调发幽、蓟诸郡兵数万人，与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镇压义军。建康元年（144年）十一月，徐风、马勉在九江起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次年正月，杀曲阳、东城长。三月，马勉在九江以黄色为服色，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历阳义军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杨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抚的镇压。
关于当时的人口，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但经过长期浩劫之后，所谓“百里无人烟”已成为很平常的现象。
五 乱亡经过————羌乱
庞大的帝国，乱亡的因缘虽都成熟，必须经过多次重大的打击才能完全崩溃。第一个打击就是西羌的变乱。周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对东汉帝国统治打击最大的是西羌起义。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汉时并不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兴以后，政治渐趋破裂，社会日愈散漫，兵制等于消灭，所以连对付弱小的羌也毫无办法。
“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官吏强征兵徭，更为暴虐。永初元年（107年）夏，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出征西域，群羌害怕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发兵堵击，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于武器缺乏，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门板、铜镜等作为武器，屡败官军。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响应，“众遂大盛”。他们“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后汉书·西羌传》），多次击败进剿的官军。长期的羌乱把当时（也可说把后世历代）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
六 乱亡经过————党锢黄巾与十常侍
羌乱未平，党祸又起。经过武帝以下的提倡，经过中兴之后的“表彰气节”，儒教可说完全成熟，儒士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团体中的舆论称为“清议”，势力甚大。汉末百年间外戚宦官交互弄权，外戚既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联络清议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党锢之祸。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国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腐朽与罪恶。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宦官集团唆使皇帝掀起两次“党锢之祸”，疯狂地迫害反对宦官的官员，这些被告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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