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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四 甲午戊戌与庚子辛丑

    英法联军以后,中国对外没有再受严重的挫折,以为大势已无问题。一直到甲午战争,被素来所轻视的日本打败,在羞愤之下才知道自己实在衰弱不堪,非设法振作不可。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帝制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被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七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变法失败后,一切旧制随之复辟。反动政府,不只废除新政,并且想借义和团的神力歼灭洋人,以为将中国的洋人全部杀掉,天下就可太平无事!

    当初,义和团在直隶、京津地区的迅速发展,引起清廷的不安。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多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有人主“剿”,有人主“抚”。最终,慈禧太后“决计不将义和团剿除”,认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主抚派占了上风。从此,义和团在清廷的默许下大批进入北京和天津。同时适逢八国联军攻破大沽炮台,中国于是揭开假面具,正式向全世界宣战。这是历来既傲慢又幼稚的民族特征所演出的滑稽惨剧,最后为自己制造了政治上与经济上无穷的负担,清朝的命运也随着到了末路。

    五 科举废除与帝制推翻

    传统的中国,在制度方面可以帝制为象征,在文化方面可以科举为象征。经过西洋七十年的打击之后,自宋以下勉强支持的中国不能再继续挣扎,传统中国的两个古老象征也就随着清朝一并消灭。

    义和团之乱平定以后,清廷就明令废除八股文。1901年后,随着清廷“新政”的推行,政治、军事、工商、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废科举几乎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高等学校章程》,鼓励高等学堂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和外文。终于,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实权大臣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大力兴办学堂,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诏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科举制遂寿终正寝。

    科举既被废除,从此专靠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国内遍立学校之外,又派学生往东西各国留学。

    早在19世纪70年代,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倡导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一百二十名十岁至十六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第一批留学生虽然派出得很早,但最大规模的官费留学还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后的事。

    义和团乱后,清廷在政治上仍不肯真正改革,直到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失败触动了他们,当时舆论大都认为这与俄国未行宪政而日本实行了宪政有着密切关系。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1905年10月,清廷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们陆续回国,建议朝廷诏定国是,仿行宪政,以便安抚人心,稳定大局。慈禧太后经过反复考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是,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而是企图借立宪之名,实行中央集权、满族贵族集权。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清廷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

    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在内阁大臣十三人中,满族贵族占了九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五人,被称为“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清廷变得更为孤立。立宪派认为清廷此举“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外组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承认“希望绝矣”。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庚子以后不能说清廷一事未做。但所做的事都嫌太晚,并且缺乏诚意,终致大清的政权被推翻;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支持中国两千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千五百年来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也都由清帝退位时轻描淡写的一纸公文宣告结束。

    帝制先取消了科举,象征传统文化大崩溃的开始;然后帝制自己也被取消,象征传统制度大崩溃的开始。所余的是一个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失去重心的中国,只有一个外表上全新的面孔聊以自慰自娱。积弱不堪的民族文化从此要在新旧的指针一并缺乏之下盲目地改换方向,乱寻方向;前途茫茫,一切都在不可知的定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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