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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太祖的折衷政策
自称为淮右布衣，出身于流氓而做天子的朱元璋，在得了势力称王建国之后，最惹他操心的问题第一是怎样建立一个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处；第二是用什么方法来维持他的统治权。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时（至正十五年六月，1355），当涂学者陶安出迎：
太祖问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至正十八年叶兑献书论取天下规模：
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元将察罕帖木儿），南并张九四（吴张士诚），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部将中冯国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说：
洪武初定淮甸，得冯国用，问以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真帝王之都，愿先渡江取金陵，置都于此。然后命将出师，扫除群寇，倡仁义以收人心，天下不难定也。”上曰：“吾意正如此。”（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附《冯国用传》）
参酌诸谋士的意见，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后，以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拓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至次年九月新宫成。这是吴王时代的都城。同月灭吴张士诚，十月遣徐达等北伐。十二月取温、台，降方国珍，定山东诸郡县。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吴王称帝，改元洪武，汤和平福建，四月平广东、河南。七月广西平。八月徐达帅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山西平。二年八月陕西平，南北一统。四年夏明升降，四川平。十五年平定云南。二十年元纳哈出降，辽东归附，天下大定。在这一长时期中，个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统辖的疆域由东南一隅而扩为全国。元人虽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实力，时刻有南下恢复的企图。同时沿海倭寇的侵轶也成为国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样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国防的设计是当时朝野所最属目的两大问题。
基于天然环境的限制，东南方面沿海数千里时时处处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险，东北方面长城外即是蒙古人的势力，如不在险要处屯驻重兵，则黄河以北便非我有。防边须用重兵，如以兵权付诸将，则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镇跋扈的危险。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边界，以收统辖指挥之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东北为国防关系，又必须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则北边空虚，不能防御蒙古人的南侵，如建设在北边，则国用仍须仰给东南，转运劳费，极不合算。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县制和封建制的选择，也成为当前的难题。秦、汉、唐、宋之亡，没有强藩屏卫是许多原因中之一。周代封建藩国，则又枝强干弱，中央威令不施。这两者中的折衷办法，是西汉初期的郡国制。一面，设官分治集大权于中央，一面又封建子弟，使为国家捍御。这样一来，设国都于东南财赋之区，封子弟于东北边防之地，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统治权的永久维持上都得到一个完满的解决。这就是明太祖所采用的折衷政策。
二 定都南京[6]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经济环境的限制。第一因为江、浙富饶为全国冠，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邱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愿轻易弃去。且若另建都邑，则又须重加一层劳费。第三从龙将相都是江、淮子弟，不愿轻去乡土。洪武元年四月取汴梁后，他曾亲到汴梁去视察，觉得虽然地位适中，可是四面受敌，形势还不及南京（刘辰《国初事迹》）。而在事实上，则西北未定，为转饷屯军计，不能不有一个军事上的后方重地，以便策应。于是仿成周两京之制以应天（金陵）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二年八月陕西平。九月以临濠（安徽凤阳）为中都，事前曾和廷臣集议建都之地：
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陵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称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黄光昇《昭代典则》）
在营建中都时，刘基曾持反对的论调，以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八年四月罢营中都（《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洪武十一年（1378）以南京为京师（《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太祖对于建都问题已经踌躇了十年，到这时才决定。可是为着要控制北边，仍时时有迁都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洛阳和北平。当时献议都长安的有胡子祺：
洪武三年以文学选为御史，上书请都关中。帝称善，遣太子巡视陕西。后以太子薨，不果。（《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他的理由是：
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崤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皇太子巡视陕西在洪武二十四年。则太祖在十一年定都南京以后仍有都长安之意。皇太子巡视的结果，主张定都洛阳：
太祖以江南地薄，颇有迁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视关、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阳，归而献地图。明年四月以疾薨。（姜清《姜氏秘史》卷一）
郑晓记此事始末，指出迁都的用意在控制西北：
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以东宫薨而中止。（《今言》卷二七四）
《明史》记：
太子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是则假使太子不早死，也许在洪武时已迁都到洛阳或长安了。又议建都北平：
逮平陕西，欲置都关中。后以西北重地非自将不可，议建都于燕，以鲍频力谏而止。（《春明梦余录》卷一）
何孟春记鲍频谏都北平事说：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尝御谨身殿亲策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边塞，比南京何如？”修撰鲍频对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余冬录》卷二）
明太祖晚年之想迁都，次要的原因是南京新宫风水不好。顾炎武记：
南京新宫吴元年作。初大内填燕尾湖为之，地势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后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禄寺灶神文曰：“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三《江南》一）
由此看来，从洪武初年到二十四年这一时期中，明太祖虽然以南京作国都，可是为了控制北边的关系，仍时时有迁都的企图。迁都到北边最大的困难是漕运艰难，北边硗瘠，如一迁都，则人口必骤然增加，本地的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仰给东南，烦费不资。次之重新创建城地宫阙，财力和人力耗费过多。懿文太子死后，这老皇帝失去勇气，就从此不再谈迁都了。
三 封建诸王
洪武二年四月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在沿边要塞，均置王国：
明兴，高皇帝以宋为惩，内域削弱，边圉勿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闰位。于是大封诸子，连亘边陲。北平天险，为元故都，以王燕；东历渔阳、卢龙，出喜峰，包大宁，控塞葆山戎，以王宁；东渡榆关，跨辽东，西并海被朝鲜，联开原，交市东北诸夷，以王辽；西按古北口，濒于雍河，中更上谷、云中，巩居庸，蔽雁门，以王谷若代；雁门之南，太原其都会也，表里河山，以王晋；逾河而西，历延、庆、韦、灵，又逾河北，保宁夏，倚贺兰，以王庆；兼殽、陇之险，周、秦都圻之地，牧垧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西渡河领张掖、酒泉诸郡，西扃嘉峪，护西城诸国，以王肃。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陿，控要害，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何乔远《名山藏》卷一《分藩记》）
在内地则有：
周、齐、楚、潭、鲁、蜀诸王，护卫精兵万六千余人，牧马数千匹，亦皆部兵耀武，并列内郡。（同上）
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设三护卫（《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卫所》）。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王国中央所派守镇兵亦得归王调遣：
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皇明祖训·兵卫》）
守镇兵之调发，除御宝文书外并须得王令旨方得发兵：
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同上）
扼边诸王尤险要者，兵力尤厚。如宁王所部至“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洪武十年又以羽林等卫军益秦、晋、燕三府护卫（《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时蒙古人犹图恢复，屡屡南犯。于是徐达、冯胜、傅友德诸大将数奉命往北平、山西、陕西诸地屯田练兵，为备边之计。又诏诸王近塞者每岁秋勒兵巡边（《明史》卷九一，《兵志三·边防》），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祝允明《九朝野记》卷一）。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明史》卷一一六《晋王传》）。洪武二十六年三月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由此军中事皆得专決。一方面又预防后人懦弱，政权有落于权臣和异姓人之手的危险，特授诸王以干涉中央政事之权。诸王有权移文中央索取奸臣：
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傅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时，天子必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奸臣奏斩之，族灭其家。（《皇明祖训·法律》）
甚至得举兵入清君侧：
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同上）
又怕后人变更他的法度，把一切天子亲王大臣所应作和不应作的事都定为祖训，叫后人永远遵守。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正式颁布《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并下令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由此诸王各拥重兵，凭据险阨，并得干涉国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握大权，渐渐地酿成了外重内轻之势。
分封过制之害，在洪武九年叶伯巨即已上书言之。他说：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书上以难间骨肉坐死。其实这时诸王止建藩号，尚未就国，有远见的人已经感觉到不安的预兆了。到洪武末年诸王数奉命出塞，强兵悍卒，尽属麾下，这时太祖衰病，皇太孙幼弱，也渐渐地感觉到强藩的迫胁了。有一次他们祖孙曾有如下的谈话：
先是太祖封诸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皆边虏，岁令训将练兵，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因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尹守衡《明史窃革除纪》）
太孙又和黄子澄密谋定削藩之计：
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即位后高巍、韩郁先后上书请用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明史》卷一四三《高巍传》）”当局者都主削藩，不用其计而靖难师起。
四 靖难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皇太子标早卒，太孙允炆继位，是为惠帝（1399——1402）。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晋王棡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橚及齐、湘、代、岷渚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黄子澄、齐泰计谋削藩：
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7]，削周是削燕手足也。（《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定计以后，第一步先收回王国所在地之统治权，下诏“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建文年二月又“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收回兵权及在王国之中央官吏节制权。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废周王橚为庶人。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楩为庶人。
燕王智勇有大略，妃徐氏为开国元勋徐达女，就国后，徐达数奉命备边北平，因从学兵法。徐达死后，诸大将因胡惟庸、蓝玉两次党案诛杀殆尽，燕王遂与秦、晋二王并当北边御敌之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与晋王帅师往讨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三月师次迤都，咬住等降（《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震（《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二十四年四月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二十六年三月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二十八年正月帅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二十九年帅师巡大宁，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三十一年帅师备御开平（《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太祖崩后，自以为三兄都已先死，伦序当立，不肯为惠帝下。周、湘诸藩相继得罪，遂决意反，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日夜铸军器（《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建文元年七月杀朝廷所置地方大吏，指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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