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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将扼要说明西方学术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人们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悠久，一般的学术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但对古代的研究从未超出阅读书本和对古物猎奇的范围呢？这的确值得认真讨论。但要详尽地探讨此问题，我们可能要谈许多关于传统的学习方法，包括认识论、哲学、价值观等问题。这些虽在某些方面和上面提出的问题有联系，但这里显然不是讨论这一重要问题的场所。有一个较简单的答案，不仅能扼要说明中国人对待学问的传统态度，而且对那些寻找对此问题实质予以详细解释的人也会有所补益。让我们引用孟子在《滕文公》一章中的一段话：“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信奉此类准则，导致以下后果：
（1）从宋朝开始，每个学生的心智都被自己所牢记的孔孟说教所束缚。
（2）一旦定型，越出旧轨是极难的。
（3）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在上引的孟子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满足————只有现代心理学家能对之作出适当解释的利己主义。
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结果必然是使孟子的话不仅成为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普遍准则，而且也成了知识分子一心追逐的目标。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后（大家都知道，印刷术的发明晚不过北宋以前），脑力劳动逐渐限制在啃书本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就会发现19世纪末人类学已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的学科；在其影响下，考古学也在高度专门化的史前研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史前研究的创始人是法国学者布歇（1788——1868）。早在1830年，他在索姆河畔开始探寻人类制造业的痕迹(2)，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几乎早三十年。然而直到1899年，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当时时髦的看法是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的，才是“大考古学”。(3)
从本世纪初开始，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者遍布于世界各地，因而田野资料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一切“高等白人势力”的为所欲为大开门户，其中也包括科学方面的田野工作。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淘金者们都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在他们当中，通常总有一些是名副其实的工作人员，其中不少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就像那些来去自由的政治冒险家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了某些传教士外，其他人什么也不关心。
1911年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像欧洲一样，“田野方法”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产生了影响。把人类劳动分为“劳心”与“劳力”的孔孟思想和必读物《四书》一起“随风而去”了。(4)
革命不仅在亚洲东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引起了根本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这些人逐渐改变了世界观。
民国初期的1916年，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地质调查所”。这个所开始的领导人是丁文江，他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他思想开放又有科学组织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西方科学。他的英文名字是V．K．Ting(5)。
地质调查所是丁的科学活动中心。自然由于政治和实际的需要，他的首要任务是寻找铁、煤矿床及其他重要金属。为完成此项任务，这新立的机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谈谈调查工作逐渐扩大到古生物学，以及后来扩展到史前考古的情况。此时大学的课程已开设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大学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获得第一手科学知识的方法。王国维教授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1925——1926年），他把讲授的内容分“书本资料”和“地下资料”两大部分。这充分说明了地质学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响到受传统教育的学者。
西方科学的“田野方法”发展了近一个世纪后才影响到中国，在此期间研究问题的特点和使用的手段都发生了变革。实际上在西方“进化”的概念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仅在这个世纪里才变得明确；但历史地看，这个基本概念通过严复的翻译，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比任何企图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传教士的影响都大的深刻影响。(6)
所以，当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学观念，进化的理论已深入他们的意识中。因而，地质调查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是现实政治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地质调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几项重要的行政效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调查人员，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有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旅程都要步行的体力。这当然完全打破了旧中国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学者的传统训练方法。
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初期的任务。第一次调查训练结束后，他将这些人分派到田野开展实际工作。笔者认识的几个首批人员都是训练有素而工作勤奋的人，后来他们都被分配到特定地区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调查中，大部分成员都为国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对这批开拓者，不仅地质学界，而且现代中国懂得西方科学的学者都要感谢他们。
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丁文江获得了一批外国科学家的实际帮助。有些就来到中国参加此项工作。笔者拟提出五位有国际声誉的，在中国北方工作的，并在地质调查所创建时期直接或间接给予帮助的科学家：葛利普（美国人）、安特生（瑞典人）、步达生（加拿大人）、魏敦瑞（德国人）、德日进（法国人）。
前两位直接参加了调查所的科学工作，步达生和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主任，也与地质调查所有关联。德日进神甫在中国一个天主教会工作，这个机关与其说是关心宗教，不如说是关心科学。所以，德日进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是以一个传教士出名，而是以一位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著称。
民国初期，特别是1915至1925年期间，北京是个在政治、社会和科学方面新思想很活跃的城市。上面提到的科学家大部分在北京从事科学研究。当时公认葛利普教授是中国科学家及外国学术团体的领导者。他的职责是协助地质调查所出版科学论著，特别是《中国古生物志》。他的正式工作是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同时也是地质调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学家。(7)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为中国首都提供了一个新学科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方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个全新的事物。
《中国古生物志》由地质调查所主办，大部分文章用欧洲语主要是英文出版，基本思想是使科学上的各种发现引起专家和科学界注意。中国的知识界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由此获益，但也应从另一角度看这刊物的影响。它是科学资料的介绍、收集和保存方法的榜样，有准确的说明和慎重的推论，所有这些对科学家读者当然是很熟悉的。这期间中国青年一代掌握了一种欧洲语言，初步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他们逐渐把这些出版物作为衡量许多相关学科的各种研究活动的科学价值的标准，在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尤其如此。从历史观点看，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从来没有这种样板。但问题是怎样将这些文章译成汉语使对此感兴趣的普通中国人容易看懂和得到所需要的资料。
让我们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通过对上面提到的五位著名科学家取得的成就的影响来说明此问题的实质。
五人中的第一个是葛利普，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最长，最后死于北京。他在大学任教并编纂《中国古生物志》。
我没有资格评论葛利普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科学贡献。据说他提出了著名的终碛形成论、中新世时期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隆起的理论。他认为这一地壳运动现象对人类起源的发展是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现在大家几乎把这些都忘记了，但那时在科学界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美国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派了几个探险队到中亚和蒙古寻找人类的祖先。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获得了不少没料到而又有趣的附带的成果。例如发现了恐龙蛋。在此同时，从事自然科学的另几批人，在中国古都附近有了惊人的发现，即北京人。
我认为葛利普的一生在知识界所起的科学影响是很重要的。他具备极好的富有魅力的个性，吸引了当时聚集在北京的所有科学家。不管你是否喜欢他的理论，对每个人来说与这位可敬的老人谈话是一种愉快和荣幸。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和他密切合作。年轻一代许多人是他的学生，都爱戴和尊敬他。笔者本人原是接受人类学训练的，通过偶然的机会才成为考古学者，与葛利普最多见过十几次面，但这位老人的人品给我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这点很重要，因为它与中国科学形成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密切关联。他的中国朋友和学生接受这种影响并把它传播到广大的知识界，一时使科学大受欢迎。
安特生在民国初年来到中国。他受政府聘请来作调查中国矿藏的顾问。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力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
这的确是个极好的决策。安特生比葛利普先到中国。开始他的工作完全是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进行野外考察。但安特生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关注任何科学现象。因此在初期他的发现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黄土的儿女》在1934年是流行的书籍，他在前言中说：
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的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192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发现仰韶村新石器时代居民遗址及黄河边的始新世哺乳动物，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在周口店发现更著名洞穴，后者的闻名于世是由继我们之后的人工作的结果。(8)
安特生的发现还包括许多其他项目。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是考古学的发现。
这些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无疑是很重要的。笔者在此需指出的是，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些科学调查中，伴随他的常是训练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虽未经过训练但却很有才智的工人。他的学生忠实地追随着他，自然也学到了他的工作方法。
安特生的科学工作开始于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前。这个新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开始田野工作后，安特生的田野收集自然受到鼓励，且更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在经费上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有了更多受过训练的助手。这个扩大了的专业队的成员能欣赏他的各类发现的特点，并能评估安特生经常思考的抽象理论问题。
这位杰出的瑞典地质学家的各种科学成就中，大概在华北的考古发现最为人知。他有充足的理由荣获这不寻常的声誉，当然他也应该获得这声誉。1921年他在仰韶村发掘的史前遗址是很出名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在此以前，对上古中国的盛世仅是推测，或出自古代传说的记载，或出自怪诞的想象。第二，仰韶文化出土的资料表明这个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关系到传说中的记载，而且完全新奇的是关系到中亚和西亚的史前史。第三，仰韶村遗址的位置几乎位于黄河平原的中心，这是中国历史早期发展之处。因此，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包括许多保守的中国历史学家。安特生的第一本著作，即《中华远古之文化》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这部著作甚至引起了对考古学没有研究的人的注意。(9)普遍注意此发现的另一个原因与1898至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相似：1921年的北京在时间上和学术环境上为接受这个发现作了准备。虽然当时大学里没有考古学这门课，但传统的古物研究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创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变，学者们对研究中国古代需要田野资料已有了充分的认知。
中国史前史首次发现的详细情况，安特生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我们发现了第一个史前村落”一章专门作了叙述。在这一章里，有几个要点是专门涉及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国古物的：
（1）1920年安特生派刘长山去洛阳一带收集脊椎动物化石。刘于12月返回，带的收集物除化石外，还有一大包石器，包括几百个石斧、石刀和其他遗物。刘告诉安特生，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居民”那里买来的，此村即仰韶村。这促使安特生亲自到现场调查。
（2）仰韶村在渑池县。1921年安特生去该地进一步调查。他4月18日抵县城后，随即去城北6英里的仰韶村。下面是安特生关于发现仰韶村遗址的记录：
在村南约1公里处，我要过一道沟，一个真正的小峡谷。这道沟在后来我们对此处地形调查中具有显著特征。我到沟北边后，在一条渠边上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显露着，它清晰地被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盖着，可以肯定这是石器时代的堆积。搜索了几分钟，于堆积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
我感到有点失望，认为走的这条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还是回到地质古生物研究上较为稳妥。……
夜里我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
我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去探索那个沟壁。……考查了几个小时后，我从没有动过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致的石斧————。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些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有丰富的遗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丽的磨光彩陶。……(10)
（3）安特生有幸偶然发现仰韶史前遗址时，他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意义。只是后来他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在那里看了彭北莱写的1903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的考察报告(11)后，安特生才认识到彩陶可能存在于原史时代，于是他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在地质调查所长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和一些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的帮助，他在1921年秋组织了一个发掘队，10月底开始田野发掘。通过各种专业性和通俗性的报导，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
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它大约比法国人类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晚半个世纪。但西方的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东亚是印欧文明的界外；这些发现物再次提醒历史学家，东西方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是分开的。
再看一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遗址发掘的遗物。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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