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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每逢海宇升平之际，对于政治制度，总有一番改革的。隋唐之世，就是这个时候了。
隋之政制
隋朝的政制，是沿袭魏晋南北朝，而加以改变整理的。自魏晋以后，宰相之官，废而不设，而其实权则在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隋朝也还是如此。[1]三省的职权：中书是和皇帝议定办法的，门下省加以审查，然后发下尚书省，施行出去。所以尚书省实在是庶政的总汇。历代都分曹办事。到隋朝，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分统诸曹。这是模仿《周礼》的六官的。其制度，遂为后来所沿袭。[2]中国的法律，大体上是定于晋朝的。其刑法，则经南北朝至隋而后大定。原来古人称加害于身体的为刑，[3]两汉之世，则称为肉刑。汉文帝因受女子缇萦的感动，把肉刑废除，代之以髡钳和笞。[4]笞刑看似轻微，实际上往往至死；至于髡钳，则所谓“仅剔其毛发”，又未免失之过轻了。南北朝之世，徒流之刑，才逐渐兴起。到隋朝，乃加以整理，而成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分绞斩两种。徒的年限，流的里程，以及笞杖之数，各有规定。从此以后，历代亦就大体相沿，无什改变了。[5]选举制度，隋朝也有改革。后世盛行的进士科，是起于隋炀帝的，但其制不详，隋朝最有关系的，是将前此由郡县长官自辟的佐官，改由吏部除授。这一件事，从前议论的人，颇有不以为然的。但长官自用僚属，往往不免徇私；徇私引用的人，尤易于通同作弊。隋朝此举，实在对于选政，是颇有裨益的。
唐初之政制
唐朝的制度，又是沿袭隋朝而渐变的。三省的长官，多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其人就算做宰相了。中书门下两省的事情，亦往往在政事堂内会议，不一定是中书先决定办法，然后门下加以审查，这是所以求简捷的。御史一官，到唐代威权渐重，亦颇得重视监察之意。[6]外官：从南北朝以来，州的区域，渐次缩小。第八章中，业已述及了。隋时或废州存郡，或废郡存州，然不过更换名目，实际上还是一样。唐朝则并州郡为一级，而郡大抵是虚名。其上设道，置采访使等，也是个监察之官，和汉时的刺史一样。
赋税及取士制度之改革
唐代的制度，最有关系的，是赋税和取士之制。古代农民，有两种负担：一种是税，是田上所出的农作品。一种是赋，是马、牛、车、辇等军用品。汉世税称田租，有田的人才出。赋则变为口钱，是全国的人一律要出的。汉魏之际，户赋渐兴。晋武帝平吴，定户调之式[7]。全国人民，因年龄、属性之别，而授田有多少之差。年龄、属性相同的，授田都是一样。所收的赋税，自然也是一样。此制定后，天下旋乱，实行至何程度，很是疑问。北魏孝文帝时，又有均田之令。其用意，也和晋朝的户调式一样。但有桑田、露田之别。露田是要还官的，桑田则作为私有。平均地权，两汉以来，久经有此议论。激烈的要把土地都收归国有，[8]缓和的则主张限民名田。[9]总因土地多在私人之手，不易实行。当时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宜于大乱之后，土田无主之时行之。户调式和均田令，就是实行此等学说的。露田、桑田之制，大约是所以调和私有财产的。[10]唐朝的制度，也还是如此。私有的田，称为世业；由官给，将来要还官的，则称为口分。唐制更精详的，是乡有宽狭之别。田多，足以分给居民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要减宽乡之半。庶人徙乡，和贫无以葬的，得卖世业田。如能从狭乡徙宽乡，得并卖口分田，这是奖励他移徙的意思。[11]世业田虽得卖买，但最小最大，仍有一个制限。而乡有余田，也是要分给昆连的乡的，县州也都是如此，不能据以自私。其赋税，则凡受田的人，都要交纳田上所出的谷物，谓之“租”。成丁的人，为公家服役，谓之“庸”。[12]随乡所产，出丝麻和其织品，谓之“调”。所以此制称为租庸调法。租庸调的制度，是很精详的，然此制不易实行。[13]后来无田的人，官不能授；土田依旧自由卖买；有钱的人，还是恣意兼并；而赋税却是按人丁征收的，就有有田无税，无田有税，田多税少，田少税多的弊窦。人民无法，乃诈称读书、做官的；或者实系在家，而诈称出家，否则诈称客户。社会的经济，既不平均；国家的收入，又因之减少。其弊可谓很深了。此等积弊，如欲彻底清厘，非将户口和土地，一并查明，把非法兼并的土地，勒令退出，再行分给无田的人不可。然其事更不易实行。到公元780年时，杨炎做宰相，乃勒令诈称客户的人，各就其居住之地，造成簿籍，而按其财产的多少以纳税。分夏秋两季输纳，谓之两税。国家的收入，因而增加，人民的负担，亦得均平。但平均地权之意，就丝毫没有了。[14]取士之制，在古代，大夫以上，都是世官，士以下，则行乡举里选之制，已见《上古史》第八章。据说，古代还有一种诸侯贡士于天子之制，[15]西汉时，董仲舒根据此义，劝汉武帝立郡国选举之法。郡国各按人口为比例，岁举孝廉若干人。州刺史所举的，则谓之秀才[16]。初时政府是完全信任举主的，举到的人，即便任用。后来徇私冒滥的多了，东汉以来，乃渐渐加以考试。但非常行之制。魏晋以后，品评人物之权，操于中正之手，考试制度，自更无从说起了。唐时，才确立一种科举制度。官颁考试章程。士子自揣合格的，可到州县里去报名。州县依法加以考试。合格的送到尚书省里，再由礼部加以考试。由州送省的，称为举人。中央政府所设科目很多。其常行的，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所考的，是帖经、墨义[17]，进士所考的是诗赋，都是无用的东西，所以颇为时人所诟病。但是所考的东西，有用无用，是一个问题；考试制度本身的好坏，又是一个问题。帖经、墨义和诗赋，虽然无用，论考试制度的本身，确实是公平的。因有科举制度，所以能够逐渐将等级铲平；因有科举制度，所以人民向学的，不待劝勉而增多。这都是科举制度，给予我们的好处。
唐朝还有一种有名的制度，便是府兵。府兵之制，起于北周，隋唐袭之，而唐制尤为详备。其制：于地方设折冲府。每府都设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校尉。人民有兵籍的，则蠲其租调，于农隙加以训练。府兵在平时，依旧种田。有事时，发令调集，命将统率出征。还师之日，将官便将差事缴消，兵亦各回老家。此制的优点，在于国家无养兵之费，而得多兵之用；兵又都是有身家的人，无“无家可归”之弊，亦无屯聚一处，受野心家利用之患。到府兵之制坏，而藩镇之兵起，唐朝的纲纪，就要大坏了。
唐朝女后之祸
唐朝的中衰，是起于高宗之世的。高宗初年，任用太宗旧臣，一切政治都谨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治”史称其媲美贞观[18]。后来宠任武昭仪[19]，废皇后王氏，把他立做皇后。正人都因直谏贬谪。高宗又因患风眩，委政于武后，政治就渐坏。高宗死时，武后在政治上的威权，业经养成了，便把中宗废掉，立睿宗做皇帝。后来又把他废掉，自称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中宗初被幽禁在外，后来才听宰相狄仁杰的话，把他召回京城，立为皇嗣。狄仁杰又荐张柬之做宰相。柬之潜结宿卫将士，乘武后卧病，举兵扶中宗复位。女子在历史上，很少掌握政权的，而武后自称皇帝，共有16年。其前后掌握政权，则共有四五十年之久，[20]也可以算得一个奇才。但他居心不正，并不以治国安民为务，只想扩张，保守自己的威权。而又十分奢侈。所用的人，亦多非正人。任用酷吏，大肆杀戮，以防天下的反叛。当他在位之时，百姓很受其荼毒；而且政界上的恶风气养成了，一时不易廓清。中宗是个极昏庸的人，复位之后，宠信皇后韦氏，听其干预政事，仍和武氏余党结合，以致政事弄得更糟。后来竟把中宗杀掉，要想另立幼君，临朝称制。睿宗的儿子临淄王，起兵把他讨平，扶立睿宗为帝，立临淄王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要想谋害他，总算给他除掉。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
玄宗即位之后，任姚崇、宋璟为相，把武后以来的弊政，逐渐铲除，唐朝又号称中兴。但是玄宗中年以后，也渐渐的怠荒了。废贤臣张九龄，而任奸佞的李林甫为相，把一切政事，都交给他。玄宗则宠爱杨贵妃，恣意骄奢淫逸。李林甫死后，竟任和杨贵妃冒认同宗的杨国忠做宰相。于是开元之治坏，而天宝之乱作了。[21]
唐朝当太宗和高宗初年，国威还强，四夷降伏的很多，管理他们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宗中年以后，兵力渐衰，加以武后握权之时，尽力对内，无心留意外事。于是吐蕃首见鸱张，西域和陇右都受其侵扰。突厥亦复强盛。契丹又背叛，河北大受蹂躏。东北的靺鞨族，也于此时自立为渤海国了。[22]渤海尚无甚侵扰，而吐蕃、突厥，都是中国的大患，契丹也和中国很为接近，不能没有法子制驭他。但此时府兵之制已坏，连皇帝的宿卫也调不出来，而改用骑[23]了。更如何说得上制驭四夷？于是玄宗欲除外患，不得不加重边兵，而藩镇之祸以起。
藩镇之起源及安史之乱
所谓藩镇，是指节度使而言之。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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