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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史提纲
（一）世界文明起源之地，旧说有五：（1）中国；（2）印度；（3）埃及；（4）巴比伦；（5）西半球之墨西哥、秘鲁是也。西半球之文明，未曾发扬光大。印度之文化，其源亦自西方来。因其所处环境与西方不同，遂成独特之文化。然其政治势力太乏，故对世界大局之影响较微。真有关于世界大局者，则东半球之东西洋两文明耳。中国为东洋文明之主体。西洋文明起于西亚与北非，传于希腊，沿于罗马，衍于大食。及近世乃大盛于西欧，实环绕地中海之文化也。
（二）中国文明之缘起，今不甚明。此缘开化较晚之国，有先进国之历史以资参证，而开化早之国则无之。中国有书籍虽早，然世界各国之有史时代多不过5000年至7000年，中国开化之早恐尚不逮北非与西亚。史家所言古史年代，当以据古书零碎材料及历法推算者为较确。最通行之说有二：（1）汉刘歆所推，见于《汉书·律历志》，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055年，公历纪元前2844年。（2）宋邵雍所推，见其所著《皇极经世书》，唐尧元年则在民国纪元前4268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自此以前，年数无可推矣。假定再有千余年，亦不过五六千年也。而地球之有人类，必已数十万年，故欲求文化之源，必求之于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尚未发达。据近年所发现者：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得古人遗骸，专家研究云在40万年前，然不能确言其与中国人有无关系；十年（1920），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古人遗迹，专家研究谓其种族与今华北人同。以其所制之彩色陶器，称之曰彩陶文化。此种文化，东至辽西，西至甘肃、青海。彩陶与西亚欧俄及意大利所发现者极相似，故或因此谓中国之文化来自西方。然此种文化不能断言其为中国主体之文化、最古之文化也。十九年（1930），山东历城县城子崖，二十二年（1933）滕县，其后浙江杭县亦发现古人遗迹。以其所制之黑色陶器，称之为黑陶文化，亦不能断言其是否中国主体之文化、最古之文化。以大体言之，中国文化当起于江河下流湿热之地：（1）其食以鱼与植物为主；（2）衣之材料为麻丝，而裁制宽博；（3）宫室以木为骨干，源于巢居；（4）货币最广用者为贝；（5）宗教则敬畏龙蛇。皆可为其佐证。而埃及之文化起于尼罗河，西亚之文明源于底格利斯河、幼发腊底河，印度之文明始于印度河，而盛于恒河，亦足以资参证。故中国民族起于东方较西来之说为可信也。
（三）古代民众之伟业，率附之于个人。而其所敬畏而神明视之者，尤莫如其群之酋长，故古代开化之事迹，必征诸传述中之古帝王。古有所谓三皇五帝者，其后则有三王五霸。三五之数，盖后人取配三才及五行，然其所举者亦必古代著名之酋长及国君也。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盖古发明用火，能作网罟，事佃渔，及发明农耕之部族，不必实有其人。五帝为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始有世系可稽，则其人较确实矣。其后为夏、殷、周三代，则并有君位传授可征。大抵古代部族林立，不必常有共主。而后政治渐进步，则共主渐不可缺。然不必专于一国。如五帝之相继，乃各据其国而为一时之共主，非谓有一天子之位而为五帝者相继入据之也。夏、商、西周盛时，则诸侯来朝，衰则诸侯不朝或下堂而见诸侯，即其或为共主，或不为共主之证。当其不为共主时，或则时无共主，或则有代之而为共主者，如羿代夏政是也。特其事不尽可考耳。东周以后，则其情势又异。斯时各地方逐渐发达，盖分为若干区域。每区域中各有共主，为共主者皆称王，吴、楚、越是也。是时文明之中心点，在太行以南、泰岱以西、华山以东、淮水以北。其间大国众多，不易服从于一国，故强国不敢称王。周天子者，旧当称王，而此时无实权。诸国皆其所封建，莫或及举之。故特以王之空名奉之而已。次则以诸侯之长自居焉，是之为霸。以此一区域为是时文明之中心点，故强国争以获为此诸国之长为荣，而有争霸之举焉。凡一时为诸侯之长者，皆可谓之霸王，数初不限于五也。至战国时则情势又异，斯时海内大国七，皆称王。诸王之上，复觉有立一共主之必要，无以名之，乃假天神之名而名之为帝。齐闵王与秦昭王尝并称东西二帝。后秦围赵都，辛垣衍又欲使赵尊秦为帝，然皆未成。至秦并六国，始皇帝乃以皇帝自号焉。
（四）以血缘结合者曰氏，亦曰氏族。以地缘结合者曰部，亦曰部落。二者兼有，抑其结合之原因不明者，则曰部族。此后世史家习用之称号也。在古代则以血缘结合者称为姓，初行女系，后乃转为男系。男系支庶分封者则称为氏。其初盖姓别、氏别，各成一部，后乃有以地域结合者焉。孔子所概想之大同之世，盖农业共产之小社会。此等小社会盖多自给自足，故不甚相往来。其后人口日增，占地渐广，彼此渐相邻接，偶遇饥荒等灾祸，则掠夺等事起焉。即在平时，亦因交易渐多、日相稔熟，经济上关系日渐密切，终至并合为一社会焉。其建国之规操可考者，大抵有以武力征服之事。征服者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是曰国人。（古“国”字专指都城言。）被征服者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种，出赋（军用品）。税，（田租），服力役，是为野人。野人与国人，其初当有甚深之嫌恨，然书传无可考。盖其时代早，其时已成过去。其后，因通婚杂居等关系渐相混合也。征服之族，执政权者为贵族；不执政权者为平民。被征服者，盖社会学家所谓农奴之伦。然至国人、野人渐相混合，则平民、农奴并为一级而与贵族对立，成两阶级矣。又有奴隶，其初盖出于俘虏，其后本族之犯罪者亦为奴，徒执贱役而已。倚为生产主力之事，史无可征。其初当有之，盖亦因为时甚早，故其材料阙如也，此古代社会之阶级也。古正式之军队，盖皆国人充之。故后世相沿，充兵者，仍为居近国都之民。远于国都者非不能充兵，然仅如后世之乡兵，充保卫本地方之用而已。江永《群经补义》中有八条考此甚精审也。孔子所云小康之世，其所以获称为小康者，古之农业共产小社会，其内部组织本甚安和。虽有征服者居于其上，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如人体之寄生虫然。然社会内部良好之组织尚未尽破坏，民生其间者，除出血汗以养活征服者外，其他尚无所苦，尚克称为准健康体也。此时社会情形之可考者：（1）大多数人皆以农为业，农则行井田之制，一夫一妇佃田百亩，以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为税，地权平均。（2）农田以外之土地，古称为山泽，皆系公有。依一定之规则人人皆得使用。（3）古代生活程度低，寻常用具人人皆能自制，非有特别技术不能者，专司其事之人，其制器仍以供公用，非以谋利。此等专司制器之人，至后来则成国家所设之工官，仍非以谋利也。（4）社会内部既系公产，自无所谓交易。小商则农民于农隙为之，得利甚少。大商则系代表本团体与他团体行交易，损益皆团体负担之。如是，农人地权平均，商人亦不能牟利，社会无甚贫甚富之弊，此其所以获称为小康也。逮此等规制日渐破坏，井田废而阡陌开，山泽之地初为有政权者所封管，后乃入于企业之私人之手，（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商业乃变为谋利之业，执政权者亦日益淫侈暴虐，则出小康而入于乱世矣。古代社会变迁大略如此。
（五）古所谓封建当分为二：（1）征服异部族，（A)使表示服从，（B)或更易其酋长；（2）则本族之拓殖于外者也。封国之地，盖初小而后大，其后则大者方百里。此盖当时政治上、经济上最普通之单位。至东周之世，则大国约方五百里，更大者约方千里，此等方五百里、方千里之国，盖内包方百里之政治经济单位若干，非以方五百里、方千里为一单位也。故至秦以后之世，方百里遂为县之区域，成为官治之最下级。郡县之制非始于秦，春秋战国久有之。县：（1）盖灭国而为之；（2）卿大夫之封地亦可发达而为县；（3）又有并乡聚建置者。（《史记·商君列传》。）郡本设于边荒之地，与县各别，不相统属。然：（1）郡率有兵权，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财赋供给郡，最便政权易为军权所夺，而县遂隶属于郡。（2）又郡之地稍繁荣进步，则设治亦必随之而密，因此析郡之地为县，其必附属于郡者，又势也。春秋战国时，诸国设郡多在边地，以腹地无须乎此也。秦始皇并六国，六国之民未必心服，到处须设郡镇压。故遂于全国设郡而以县隶属之。自此，郡县遂成两级之制。
（六）亚里斯多德论政制，分为（1）君主、（2）民主、（3）贵族三者。此虽不足尽后世之变，然在古代固大致如此。中国古代亦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之遗迹，如《周礼》所载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及周召二公共和行政是也。但无正式之民主、贵族政体，此则书缺有间，亦且古事遗佚，不见记载者多，不能决其必无也。
（七）古代贵族多世官，大率自大夫以上。士以下，则出于乡举里选。《周官》所载三年大比，乡兴贤能之法是也。其后贵族腐败，则代之以游士。古代正式军队唯国都附近之人为之，其后战争之规模日大，所须之人数愈多，遂将仅守卫本地方之人亦调上前线。此二事，为战国之世政事变迁之最大者。
（八）古无所谓法律，约制其群者，只有习惯而已。此即所谓礼也。法之起，盖起于执政者之命令，今亦然。法令非如习惯为人人之所知，故戒不教而诛。又古所谓刑者，义与后世异，专指用兵器伤害人体使丧失生命，死亦特称为大刑，或受不可恢复之创伤者言之，其拘禁、罚作苦工、剥夺名誉等，不称为刑，《周礼》司徒属官所用惩罚止于此等，如欲以兵器伤害其身体则必归于士。士亦曰士师，士本称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在周官属于司寇，盖本所以待异族若内奸者也。其后“刑”字之义渐变，则称残害身体者为肉刑，因肉刑本不施于凡人，故儒家有古者象刑之说。
（九）社会伦理可考者，大抵系周代情形。自殷以前则颇模糊。周代宗法最为发达，其制有国家者奉其先为始祖，始祖之嫡长子继体为君，其众子皆别为宗，是为大宗。宗子即为其宗之祖。大宗宗子之嫡长子，世世继为大宗宗子。其众子则别为小宗。凡小宗宗子皆可统治其五服以内之人，而五服以内之人，亦得受其救恤，服尽则无豫焉。若大宗宗子，则同出一祖之人，永得受其救恤，亦当受其统治。故其组织甚为严整悠久，周人之所以竞争而获胜利，其以此欤。古者宗与族异，族如今文家所言之九族：（1）父系五服之内，（2）父之姊妹及其子，（3）身之姊妹及其子，（4）女之子及其子，（5）母之父姓，（6）母之母姓，（7）母之姊妹及其子，（8）妻之父母姓合为一族，（9）妻之姊妹。专以亲情言之，其横的范围固较宗法为广，纵的范围，则不如宗法之久，又不必皆同一地，故其所团结或转不如宗法之广也。古所谓姓，即今社会学家所谓民族者，其所包人口盖甚多。逮耕作之法渐精，则氏族析而为家族。所谓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五口八口之家是也。一家之中父权颇大，父死则兄为之继。贵族有妾媵。妾者，家中执事之女子，得接于其主人者。媵则妻之送嫁之女子也。平民大抵行一夫一妻之制，然平民外淫当较易于贵族，贵族则淫乱于家者多，外淫者转少也。社会伦理曰君臣，曰朋友，臣盖受豢于君而服事之，武士则为之效死，且保护其家族，效忠于其后嗣。君臣初义不过如此，其后进步乃以尽心力于一人一家者为小臣；以保社稷安人民为务者为大臣焉。臣之当忠于其君，纯以初尝受豢焉，为其私人，感其恩意之故。若民之于君，本无恩意。君能执行公务则戴之，不能则义可驱逐之。后世未仕之野人，亦有闻君死而殉之者，则误合臣民之义为一矣。朋友可通财，可相为死，其结合极亲密，非如流俗概称所知为朋友也。（古称所知若今言相识。）古人风义刚劲，又俗重长老，故孝悌亦为伦理重要条目。
（十）文字始于拟势，继以图画符号，本与语言并行，而非所以代表语言。其后进步，乃专以语言表意而又以文字代表语言焉。中国字书存于今最古者为许慎《说文解字》，其书以秦时小篆为主。在小篆以前，见于《史籀篇》者，（《史籀篇》亦字书之名。）谓之籀文，亦曰大篆。又出于大篆之外者，则为古文。古文之条例，间有不可知者，则曰奇字。文字之条例凡六：曰象形、曰指事、曰会意、曰形声、曰转注、日假借。象形如“日”“月”，盖最初之字。指事者，古事物通训如“上”“下”二字，二字在一画之上为上，在一画之下为下。会意者，合二字之意以成一字，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形声如“江”从水工，“河”从水可，亦合二字成一字而一取其声，一取其义。转注者，一语衍为多语，字亦随之而增。许举“考”“老”二字为例，如“枯”之于“古”，“巅”之于“夷”，亦皆此例。其义异而未造两字者，则文字学家所谓引申，如马行迟为“笃”，行迟则马足之着地必实，因以为笃实之称是也。假借者，音同义异，则合用一字，或虽有两字，亦废其一而存其一。此可以省识字之烦，不然则单字之数将至不胜其多矣。六书盖文字学家研究文字条例者所立之说。其说虽粗，然亦大致可用。故数千年来只有为之弥缝补苴，而无推翻之别立新说者也。（欲知中国文字条例，拙撰《字例略说》可以参证，商务印书馆本。）文字之始，本非所以代表语言，而剖析语言求其音素制为字母，然后切合之以成字。则其理非初造字时所知。文字前后相承，不易彻底更易，故文字取诸他族者，可以成为拼音字；出于本族者，则不能也。书写之法则渐趋简易，故篆易而为隶。
（十一）各国文学皆先有韵文，后有散文。吾国亦然，散文盖至东周之世乃大发达，前乎此者，皆阮元所谓寡其辞、协其音者也。（见《研经室集·文言说》。）然此非即诗歌，乃今时歌谣之类耳。诗歌源于谣辞，必随音乐而变，如后世外国音乐输入而有词曲。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新诗，则其性质与昔之所谓诗者，初非同物也。
（十二）古代科学与哲学不分，哲学与宗教又不分，故最古之学术思想，率存于宗教之中。古者大学与明堂合一。明堂者，物质文明简陋之世，一国之内，只有讲究之房屋一所。君主居之、百官办理政事于是，祭祀祖宗亦于是，讲学取士亦于是。故既为宫殿，亦为朝廷，又为宗庙，又为学校。其后诸事皆分析别立，然仍为宗教之府。而古之所谓学校者亦即在是。其所谓学，则宗教与哲学及纯理之科学，今散见于先秦诸子中。哲学科学之说皆出于此，学虽高深而无实用。故古无云肄业学校学得何种学识技能，出而任事者。实际应用之知识技能，皆得之于宦。宦者，实习于某机关，学与仕为对称，任事者为仕，学习者为学，一种行政机关发达而成一种专门学术，则《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之学，出于王官者也。九流之学，各有所本。最陈旧者为农家，盖欲回复古共产之农业小社会，许行之说是也。次之者为道家，老子之说，主于无为，为训化，盖物质文明进步，社会组织往往随之变坏。而古代物质文明之进步，率有在上者之唱道，故老子以无为戒之。此犹戒今之中国人无慕欧化，戒西南土司无效汉人耳，不悟物质文明之终不可阻也。又次之者为墨子，墨子背周道而欲行夏政，欲回复前一时期之俭及迷信，亦势不可行。较进步者为儒家及阴阳家，儒家主通三统，谓有三种治法当更迭互用。阴阳家主五德终始，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互用。其见解皆较弘通，然亦不甚切于时务。最切于时务者唯有法家，以法训练其民，以求富强、事兼并，以术督责其臣，以淘汰腐败之贵族而行严肃之官僚政治，皆切合于时势者，故秦用之卒并六国也。（法术之别见《韩非子·定法篇》。）
（十三）秦始皇统一后之新局势。（1）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限制废除，商业得以兴盛，可完成广大之分工。汉人议论每以“通关梁，一符传”为善政。此后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但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古代戎狄皆居于山地，与后世西南诸部族相似，此等戎狄盘踞于太行以北诸山脉中，恰为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之缓冲。）
（十四）封建制度之告终。（1）秦尽废封建。（2）秦亡后“诸侯之相王”。（五字见《史记·自序》。）义帝等于东周之天子，西楚霸王等于其时之霸主。其下列爵二等亦沿战国时之成例，而此二等之爵，又为汉代所沿。（3）封建之基础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政治。盖必社会尚未臻于统一之机运，然后可以各各分立。故封建之真正基础，为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王制》之经济计划，即系如此。自商业兴、交通便，各地方之风俗渐次相同，则分立之基础已不存在。于是每一区域之中，先自相吞并，而东周以后之大国，陆续出现，最后乃有一大国举，诸大国而悉灭之，是为秦之灭六国。诸侯之相王，及汉初之封建形势均与战国相似，为能久安，诸侯之相王仅五年而天下复归于一。汉初之异姓王亦不旋踵而亡；同姓诸王则酿成吴楚七国之乱。自是以后（A)先存空名而去其政治之实权。（汉景帝令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B）次分诸大国为小国，此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诸侯王得国邑分封子弟。（C）更推行关内侯之制，有荣名及禄而无土地。（D）更进则禄亦不轻给，唐宋食租必待实封。而封建仅存空名矣。（4）历代虽尚有行封建之制者。此特不胜其自私之心，而又无有效之计划，乃行此无聊之策。即其心亦未必以为可恃也。以实际论，晋代八王之扰乱，乃由其兼任官职；明代成祖之叛逆，则由其本掌兵权。皆与封建制度无涉。同姓如此，异族则唐太宗显封功臣，而功臣终不敢受，封建更势成弩末矣，故封建制度真正之反动，实至吴楚七国亡乱而告终。
（十五）民主政治之废坠。（1）主权在民，此为自然之理。本无人敢加以否认，亦无人能加以否认。（A)至民意无具体表见之方法，反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空论，以保存告朔饩羊、民治原理，是为君权之一进步。（B)更进而所谓天意者，遂与民意脱离关系矣。新莽之侈言符瑞是也。（2）民意之表见，最重者为习惯，习惯即礼也。（A)礼有守旧性，渐不切于实际，则其防闲专擅之力愈弱。（B)又列国并立之世，违礼则外遭大国之讨伐，内引起臣民之反抗，统一以后皆无之。
（十六）帝政之成功及政之废坠。一区域中之公务谓之政，握政治上最高之权者谓之君。此列国时代之情形也。古之国大率方百里，此为一自然之政治区域。其君犹后世之县令，大夫犹乡镇之长，士则保甲之长耳。政治可以恶劣而不能废弛。此等层累设治之规模，乃各部族所固有，而非自上而下加以建设。（A）旧规既坏，国破家亡之时，又未必加以恢复，而一地方之公务，遂至废而不举矣。世袭之君大夫，变为任免自由之县令，此为以官僚政治代封建政治。（B)一阶级之方兴，其厉害必与大多数人相一致。及其处于统治者之地位，则其利益复与大多数人相对立。此为无可如何之事。故秦汉以后，代表国家之主权者，所当严加监督者，乃在官僚。处于监督之地位者，为数太少；而应受监督者为数太多，其势必不能遍。好在此时，官吏已不能不奉朝廷之法令，则莫如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如此，则官僚无所借以虐民，而现状易于维持矣。此为放任政治之真谛。秦汉以后，值宽闲之时，而能实行此种政治者，往往可以获小康。汉之文景，即其代表也。秦汉以后之政局，不容求益，只能消极的以求免害。故其设官，非为治事起见，乃为控制起见。故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减。顾亭林讥之，而不知其时之政事固如此也。政治任一事件，固必受当时最高原理之统御也。
（十七）儒术之专行。春秋战国之世，诸子之学同时并行。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术遂居于正统之地位。论者谓武帝乃雄猜之主，因儒家隆君臣之义，便于专制而表彰之，此乃数十年前梁任公一派之议论，有为言之，本非客观真实之说，而读史者遂奉为定论，谬矣。汉世儒家言民贵君轻之义者甚多，眭弘至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因非昏愚，亦未闻其早达，成童未几，安知儒术为何事？故武帝之崇儒，乃时势使然，而非武帝之能造时势也。九流之学：纵横家仅效一节之用，杂家自无所有，名家施诸实用，则与法相附丽，有治国安民之抱负者，仅农、道、墨、儒、阴阳、法六家。农、道、墨皆大陈旧，法家之学仅其所谓术者，仍当施诸官僚，其所谓法者，则一统之后无所用之，亦不宜用，前已言之。故是时可用者实只儒、阴阳二家。而汉世二者遂相混合，学术之兴替，固非偶然也。儒家及阴阳家者之见用，盖以其详言治制。而天下既已统一，治制固不可不兴。故秦始皇帝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引以兴太平。方士修炼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家言，因亦有意立制度兴礼乐矣，特未及行耳。文景非有为主，故皆谦让未遑，武帝好大喜功，则有所不让矣，此儒术兴起之真原因也。
但是时异势殊，儒家治国安民之方案实已不可行。其说别见下节。儒家之有益于中国，不在政治而在社会伦理。此事前亦已言之。自武帝崇儒之后，历代政府遂无复与儒反对者。故中国无如欧洲政教分裂之弊。此亦中西史事之一异点也。
（十八）自先秦相沿而来之社会问题。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便觉其不安，即皆视当时之社会组织为变态。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而其改组社会，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汉世学术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汉、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
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实行之而失败，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视社会之病态，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此一运动之经过，读《史》、《汉》之《平准书》、《食货志》、《货殖列传》，王、贡、两龚、鲍、眭、两夏侯、京、翼、李及王莽传可见其概。其失败之原因，则由未知阶级之对立性，革命之业必不能操刀代斫也。（经学分今古文两派。古文兴于西汉之末，为王莽及其徒党刘歆等所主张，所以如此者，盖欲兼取《周礼》。所以欲兼取《周礼》者，则以其所行节制资本之法，在《周礼》中有根据。而在今文学家说中无之也。盖儒学分齐鲁两派，鲁国之经济不如齐国之发达，故鲁学仅有平均地权之说，而齐学则兼有节制资本之论也。）
（十九）汉世学术思想之变迁。西谚云：罗马人非思想之人，乃做事之人。此非罗马人短于思想，学术上之风气或重发现、或重实行，犹之饮食与消化各有其时。以汉人比之先秦，正犹以罗马比之希腊。先秦诸子之学可用者，唯儒法两家。汉宣帝谓汉家自有治法，以王霸道杂之。王指儒，谓宽以牧民；霸指法，谓严以察吏。此其选择，实颇合理。即王莽之变法亦然。王莽之失败，乃先秦诸子政策之失败。王莽选择于先秦诸子所定之具体方案，固不可谓之不合理矣。（其实施之手腕不足：此是另一问题。）自王莽改革失败，而学风一变，经世致用一派渐以消沉，（王符、仲长统、崔寔、徐干及晋世之葛洪等，均系实际之政论家，无复高远之理想。）不论今古学皆流为烦碎之考证，直至南北朝隋唐皆然。所谓义疏之学，其泥古而无思想，遂激起玄学之反动，在长时期之中，有思想者遂皆入于佛老，而不入于儒。
（二十）秦汉间文字之变迁。（1）隶书代篆书而通行，此为便于书写起见。（2）其后隶书又分为二派，有挑法者为八分书，供美术之用；无之者为章程书，即今之正书，供实际应用。但其后章程书亦求书写之工，亦复为美术品。（3）求书写之速，必须用草书。草书起于棻草，本为应用起见，但至后汉之世，亦成为美术品。中国字体本繁复，美术又贵多变化，遂使草体益趋纷歧，难供实用，行书乃起而代之。然“行草”与草书，“真行”与正书相去无几，仍不便用，简笔之所以兴，即因中国无草体以资应用故也。
（二十一）秦汉间文学之变迁。东周至西汉为散文发达极盛之时代，此时之散文与口语极为相近。西汉末造稍开骈俪之风。自此至南北朝末，逐步顺此趋向进行，遂成骈文时代。散文之变为骈文，乃由（1）用字及辞。渐次加选择，取其能引起美感者。（2）句读求其整齐，使音调和谐，便于诵读。（3）多用典故，以引起丰富之想象。文字至此遂与口语渐远：（A)不切实用。（B)从美的方面论，亦人工之美增加，天然之美丧失矣。统观此时代，（1）经学之趋于烦琐，（2）书法及文学皆向美术方面发展，皆时局升平，经济宽裕，文治渐兴，有闲阶级争在此一方面发展有以致之也。
（二十二）兵制之变迁，民兵之废。为此时代一大事。其故由于（1）统一之后，国力骤增，四周皆小部族，无论开拓或防御皆用不着全国动员。（2）古人之所惮，非当兵而为远役。兵役之负担，自然偏于缘边，有失其公平之旨。（3）加以体恤良民，遂至（A)多用谪发及谪戍。（B）其后乃至兼用降伏之异族。此两种现象皆起于武帝之时。而民兵之废，则成于后汉光武之废郡国都尉，无复都试之役，此为五胡乱华时代，异族横行，汉族难于恢复之一大原因。
（二十三）刑法之变迁。秦汉之世，司法界有三大问题：（1）法律初病简单，后伤错乱。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鞅取以相秦，此法至汉世实已不足于用，汉人乃陆续增加，更益之以“令”与“比”，无条理系统，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此事汉世屡图矫正未成，至魏世始从事于法律之编纂。晋初颁行之，是为《晋律》。中国之法学观念，为法性派，法文仅规定大纲，无甚根本变动。现存之律最古者为《唐律》，大体沿袭《晋律》。唐以后，定律者为金与明，皆本《唐律》。《清律》又沿《明律》。故自《晋律》定后，截至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法律实无大变更也。（2）为刑罚之变更。秦用刑极酷。（实则各国多如此，但或不如秦国之甚。）汉文帝除肉刑，代以髡笞。髡法过轻，略无惩艾，笞法过重，每至死亡。刑罚之等级失其平。欲复肉刑者颇多，又无人敢任其咎。至隋，明定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此问题乃归消灭。此由古者但认以金属兵器伤害人之肉体者为刑，其观念不能骤变，故有此纠葛也。（3）秦时狱吏之严酷。汉代力加矫正，久之而其风气始渐变。在此过程之中，儒家主义输入法律之中，取法家之地位而代之之处不少。
（二十四）两晋南北朝之世。两晋南北朝之世，为中国与西洋历史走入相异之路之最要关键。西洋自蛮族侵入以后，遂非复罗马人之世界。中国则经异族之侵入，依然为中国人之世界也。此其故：（1）由中国有广大之长江流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2）由中国人之数远较五胡为多，与罗马人及蛮族之比例不同。（3）由此等异族渐染汉族之文化已久，亦非西洋浅演之蛮族所及。（慕容氏、苻坚、北魏孝文帝等不必论，即刘曜、石虎等亦不过一淫暴之主，其立法施政，仍接受中国之文化。）（4）由罗马此时，官吏、军人、土豪、教士、蛮酋等，处处造成政治之中心，层累相及，持久不敝，遂成封建之局。中国虽亦有此等端倪，然地势平坦，风俗相同，中央之政权较强大，割据之局未能形成。此时代重要之现象为：（A)南方之文化及产业渐次发达，尤其荆扬二州，即今湖南、北两省间缘江之湖沼地带及浙西太湖流域为全国经济重心，完全肩负起抵御北族及保存南方文化之重任。（B)南方风气渐趋文弱，北方则渐觉犷悍。（C)由南方仅能保存文化而未能用武力将北方克服，故政治重心未能转移至南方。（D)自后汉之末，中原人成群迁徙，遂将积古以来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参看下节。）(E）在此大迁移之中，贫民多入山与异族杂居，是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借以开拓，异族借以同化者不少。
（二十五）人民大迁徙之影响。当春秋战国之世，贵族皆骄淫矜夸不能振，以致嬴秦之末，豪杰蜂起，出身贵族者卒败，起于平民者卒成，遂成汉初布衣卿相之局，因此汉代之选举，亦不论门第。然此等豪族在政治上虽无特权，在社会上之势力仍在。至后汉之末，天下大乱，人民开始大迁移，而死灰复燃其焰。此时之势家，其宗族、姻亲团结之力及其对于地方人民统率之力，皆远较后世为强。观其迁徙之时，往往成群结党，又能互相周恤，立纲陈纪，可知当时侨州郡县之设置，即因属人主义未尽化除故也。经过长时期之侨居，卒不能复我邦族，政治上不得不厉行土断，而人事亦随之变迁，侨寓者之间彼此渐疏，而与土著者渐稔，于是属地主义日昌，属人主义日淡矣，此于各地方畛域之化除，所裨实大。世族迁移者，一时颇能垄断政权，抑压土著，又藉九品中正制度之助力，在政治上多占优越之位置。但此辈多无才略及勇气。革易之际，立功立事，及平时综理政事者，转多出于庶族；又在经济上落伍，不得不贪庶族之富，而与之通谱通婚。于是所谓门阀者本实先拔，仅藉惰力性而存在矣。至唐末，天下大乱，谱牒丧失，取士结婚，均不照成规办理，而所谓门阀者，遂荡焉无存，积古相传之阶级，至此铲除净尽。
（二十六）士大夫阶级性质之变迁。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1）自视与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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