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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于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党出现。否则就是举人秀才的革命党出现，就是假洋鬼子的革命党出现，就是辛亥革命。我们且来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里阶级斗争的事实罢，只有一个流浪雇农才真正表现着革命的力量————农民阶级的力量罢。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搬到未庄来寄存在赵家里，因而未庄人心动摇了。“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然而现在则拿箱子来寄存，共患难，当然不是什么情谊不情谊的问题，是同一阶级的原故。“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这是投机分子，是同一阶级的情投意合。“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鲁迅这样写，完全是忠实于他对社会的观察，完全是艺术的求真，他并不是描写阶级意识，他还不可能有这个要求，然而人物的性格完全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表现了不同阶级的意识。阿Q原来“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这个意见正是从统治阶级来的，在那个社会里统治阶级意识支配一切，然而对于被统治者，这些意见是表面的，完全是浮尘，只要革命的暴风雨一来，被统治者就有他们自己的真的感情的表现，所以这时阿Q便“神往”起来了。最有趣的，举人同秀才素不相能，这时“共患难”起来，秀才同假洋鬼子这时也情投意合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向有点欺负王胡、小D的阿Q，他这时也同王胡、小D靠拢了些，————从小说里看来他们本来没有恶感，只不过故意闹别扭，所以到了有事之秋，自家人还是自家人了，要动手搬东西，还是“叫小D来搬”，搬得不快才“打嘴巴”。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的时候，阿Q真正感到失望，“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这确实是忠实的描写，阿Q这时真感到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原来他有一个阶级意识，他以为他很可以革命的，所以说他有“抱负”并不是说笑话。至于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正因为小D、王胡是同情他的，他们的关系不是敌对的。
在阿Q正在革命高潮当中，（能否认他的革命高潮吗？）鲁迅这样写他：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吃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下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该，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赵太爷脑子里只想到升官发财，所以这样问。————文彬〔炳〕）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阿Q的有些农民意识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在土改工作中如果遇见阿Q，当然要教育他，但这是我们现在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工作，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代还赶不上，我们应该不论。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鲁迅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阶级的关系。在革命的风声之下，阿Q真有点像要翻身，所以赵太爷叫他叫“老Q”了。在阶级社会当中的个人，不是以个人而存在，是以阶级的一个成员而存在，比姓什么叫什么要实在得多，姓名还可以互换，阶级意识则各人是各人的，赵太爷自觉着，阿Q也自觉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阿Q低声叫“老Q”，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鲁迅无意地然而逼真地表现出来了。到了他的儿子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一点也不夸张，是忠实地描写，是恰如其分地描写。儿子进秀才的时候当然是欢喜的，然而不进秀才也并没有危险，统治地位没有问题，革命当中可能有什么变化，谁都不能逆料，所以那天叫“老Q”之后，“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下商量到点灯。”“柿油党的顶子”其实并不值钱，而且是花了“四块洋钱”买的。可是这件事的关系太大，它说明天下已经太平了，革命是假的，所以“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阿Q不久就抓到衙门里去了，因为赵家遭抢，因为城里举人老爷的箱子寄存在赵家。而阿Q在监牢里又遇见两个乡下人，“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以上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鲁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把中国农村写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为什么阿Q表现着革命的力量。
有人问鲁迅，为什么阿Q终于要做革命党？鲁迅回答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鲁迅在当时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用阶级观点来看，阿Q的革命力量，由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这一点便格外使得鲁迅的小说添加生气，这一点使得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多了材料。阿Q的阶级意识，反抗力量，是必然地一天一天发展起来的，鲁迅简直控制不住，当发展到很像一个英雄好汉时，鲁迅是踌躇满志的，他并不是说他的小说写得好，是阿Q的生动活泼出乎他的意料了，被压迫到了极点的阿Q并不像他所痛恨的奴隶性的阿Q。在小说的开始，阿Q也曾“忿忿”过，如第三章，“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忿忿的躺下了”，但连忙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这时阿Q还有工做，肚子不饿。到了第五章，情形便不同了。
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鲁迅这时很想拿“熟识的馒头”之类来引诱阿Q似的，他应该要这类东西！然而阿Q不想要。他要的只是静修庵园里的萝卜！所以阿Q马上去偷萝卜。当阿Q慢慢走近园门的时候，鲁迅写着“阿Q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可见阿Q到底还是求馒头之类的东西，可见阿Q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他感得有冤屈，谁能把他的冤屈替他说明出来？靠他自己慢慢地觉悟。
到了第七章，阶级斗争的事实替他说明白了，革命“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于是阿Q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
农人要参加革命，这不是革命的力量是什么？这是革命的阶级力量。所以阿Q说着“造反了！造反了！”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足以使得赵太爷害怕，他别的什么都不怕。
阿Q说他要“投降”革命党，他是胡乱用了知识分子的词汇，他是唯物地看问题，他认识了问题，他要参加革命就是了，革命的利益代表他的利益就是了，没有别的“投降”的意义。那时还没有共产党，那时还不是土地改革有土改工作队在农村里访贫问苦，阿Q要“投降”革命党，他找谁呢？他认为假洋鬼子是革命党，所以他去找假洋鬼子。这些事情都记在小说第八章里。阿Q走进假洋鬼子家里的时候，不敢开口，鲁迅说他“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这决不是讽刺，阿Q是有十二分的勇气的！洋先生看见他，问道：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阿Q的一件大事，他要投降革命党，这样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本着他的阶级意识他相信不疑的，而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要他滚出去，用知识分子的词汇阿Q这时真是“如丧考妣”，世界没有希望了，在他的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鲁迅在这时这样写阿Q：“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这在另一面就表示阿Q要革命是农民要革命的决心的表现，是革命的力量的表现。这在鲁迅是艺术的客观求真的表现，人物的发展是这个样子。
第九章写阿Q关在监牢里，向两个乡下人说他想造反，写得多么自然，多么有力量，正因为农民阶级是有力量的，革命是自然的，所以鲁迅的文章才自然，有力量。
阿Q不知道他是以抢犯的资格来受审判的，因为案子与他无关，他心里的一件冤屈未伸是他要投降革命党而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现在既然是革命世界，所以他以为他现在可以在“大堂”伸冤了，小说里是这样写：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来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Q提起来便愤愤。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
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一，阿Q敢于当着人众叫“假洋鬼子”，说着“假洋鬼子不准我”，不准他革命，可见他的愤愤；二，也还是愤愤，“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所以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所写出来的，确是土地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即是辛亥革命的农村，在这样的农村里，“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不过十年多，东风便吹起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来了。鲁迅的小说的价值，鲁迅自己还估计得不足。我们研究鲁迅，只有以毛主席的理论做指导，才能发见鲁迅的光辉。
5
描写人物的个性，关于小说的技巧，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从《阿Q正传》也可以取得经验。简单地说，通过社会关系来描写人物，则个性生动，就是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若离开社会关系凭作者的主观塑造人物，则流于概念化，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你所塑造的东西。鲁迅在下笔写《阿Q正传》之前，是有概念化的倾向的，因为他要塑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们现在便把眼前的《阿Q正传》里面这个痕迹指出来。
阿Q的“恋爱的悲剧”，鲁迅是写得非常深刻的，因为通过了一定的关系，阿Q是在赵太爷家里舂米，对象又是赵太爷家里的吴妈，又有赵秀才，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还有地保，还有阿Q脱下来的不敢取回去的破布衫。（“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然而在这些关系没有布置好以前，小说的文章便不免抽象化了，如因了小尼姑的“断子绝孙的阿Q”这句话，写了这么一段：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又如这一段：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的《阿Q正传》，是普遍的概括了“国民性”的弱点的。《阿Q正传》的成功，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白了，是通过社会关系把人物都写出来了，是辛亥革命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农村阶级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