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 然而尘俗中的雅游难得，转瞬又为尘雾所包围而致窒息了，且举其简而又简的1913年日记为例，除了上述忧患而外，身边琐事，也无一不令人难以忘怀。如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蹠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这是在路上，人身毫无保障的情况。再试作赏花雅兴，却亦遇到不清静的俗人，如演戏中的花花公子活跃在现世。这年5月5日：“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似这等事，如果你采取麻木态度，自可泰然处之，但既欣赏花，则不应有扫游人之兴。鲁迅对这些俗人，自然厌恶难耐，惟有赶速避去耳。同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本已司空见惯。以见惯这类名刺的鲁迅，忽而对田多稼的议员头衔的摆出，特觉可厌者，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到处被优待，名刺上摆出，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鲁迅是觉得讨厌的。稍一出门，又无故招致烦恼，仿佛随地荆棘似的旧社会，真不是今日之我们所能想像的。
抄录于此，聊作新闻：同年6月20日《鲁迅日记》：“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这是张勋的辫子兵，在徐州一带跋扈骚扰的恶劣状态，行人无知之何的。今天我们日见解放军与人民亲如一家，抢着解除人民困苦的，已成司空见惯的情景，再回忆一下鲁迅行路难的像遭遇灾难的样子，两两对照则知革命给每个人的好处实在不能以言语传述透尽的。到是岁之末，还有一桩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见1913年12月26日日记）这个详情没有说明王佐昌请发旅费的原因与关系，但看鲁迅说他不明事理，则必是无理于求的了。因为是青年，鲁迅予以“闵叹”而已，然不明事理，亦岂此一青年？这里又包含着青年应明事理的意思在内，而有些青年确也对事理漠不关心，问题一来，连自己也不知措手，于是到处像浮萍一样，沾着在谁的身上就要谁来应付似的，这情况实亦不难遇见的。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难阅读写作方面（手稿似有脱字），稍加宽泛些来看当时的社会，实亦一面良好的镜子，照出世态万端的各方面来的。
但1913年还有一点小尾巴，就是3月间（即从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鲁迅“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这里看到鲁迅得间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中国书的态度，他不是对青年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吗？这里表示出他自己也笑叹自己的，是对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严肃的态度，并不如某些人所说，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说的又一套的两面的心口不一的人。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辩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10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就是佛书，以寓讽世之意，鲁迅也吸取滋养以惠世人。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为世人世事，可资研究或借镜的。迷恋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超宗教的观点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哲理。如佛家的因明学。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看他后来1928年夏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谈佛学时被鲁迅说倒他，可见鲁迅于此的了解深透。又到晚年，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呪》（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以为看此可超脱世俗，不至于终日作文章的斗争，以为这样可以救出鲁迅。而不知鲁迅早已研究过佛经，他的意见卑之无足论，甚至不足以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现实的，唯物史观的，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已经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犹如小孩以木偶认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不作敷衍了。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像、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像、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有大帮助。亦即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现在，这工作落到后人身上了。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买一通有关研读德文的字典、辞典、语文等，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时，有时亦勉强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赞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不多久，不能应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甚少，大约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总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的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通过北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也可以说，与时代、环境也不无关系，就是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闷，自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已经响起了反封建的号声，继之而来的反帝的深刻影响，人人找出路，寻问题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是受鲁迅所支持，而鲁迅又受青年如任国桢、韦素园等人思想所推动，互相牵引，以自觉而觉人。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社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韦丛芜译的《穷人》，胡斅译的《十二个》，韦素园译的《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曹靖华译的《烟袋》，韦素园译的《黄花集》，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蠢货》，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自力奔走，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这时鲁迅首先担任节约生活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淡经营，为中国文坛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础，现出了成绩。即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无异暗夜之燃点明灯，使众皆欢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业被摧残的丑剧了。
1926年的10月以前，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手册）。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