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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
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
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
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
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
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
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柄、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载Ｃ１３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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